如何塑造当下新型儿童形象,每个人都是挖呀挖的孩子

在浩瀚的书海中如何为孩子选书?2026名被访问的家长中有56%感到困难,这是近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最新调查统计出的数据。全世界每年出版大约220亿册图书,中国也是出版大国。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1—11月出版少儿图书170万种,比2015年增长了两万种。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如果没有挑选方法,任何一位读者其实都是彷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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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固然可以遵循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基本要义,同时也不妨对儿童形象的典型性进行新解:私人性中的公共性、现实性中的超越性、历史性中的当代性、经验性中的文学性。一切新解都应该为塑造出个人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新型儿童形象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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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选书,首先考验父母是否了解自己的孩子,自己是否是一名合格的阅读者。家长在为孩子选书的过程,实际上也在检验自己的教育涵养和对孩子的关注度。笔者在很多幼儿园、小学为家长们做过专场的阅读分享,老师和校长面对教育和阅读理念欠缺的家长们很着急,希望能把他们带入家庭教育的环节。但是一些年轻的家长认为,教育就是老师和学校的事情,他们回家玩手机、打游戏,很少和孩子进行亲子阅读,更别说耐着性子和孩子们游戏了。父母的榜样胜过无数教育手册。如果想让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自己首先要阅读,关注孩子。如果家长连孩子爱好、性格、语言学习的程度都不能准确把握,又怎么可能了解阅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选书的困境也就油然而生。

我画你申哲[韩国] 选自2017上海艺博会

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经由图书市场的巨大推动与不同代际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新世纪的背景下取得了空前的历史性实绩,或者说有目共睹的繁华局面。不单是少儿图书销售量在国内图书市场保持着逐年上升的势头,更有新世纪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2016年4月,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此外,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出版界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国际书展上的影响不可小觑。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在数量、销量及国际影响力都不断增长的新世纪背景下,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却严重缺失。

当你拿起《红色油纸伞》这本图画书,不必忙着翻开书页,请先仔细欣赏封面:一把红色的油纸伞占据了封面的左上角。那把红雨伞很大,它似乎跨出了封面。打伞的人被遮住了脸。她一手拉着一个小男孩儿,一手举着伞。伞稍有倾斜,是想挡着迎面的风雨,保护那个男孩儿和她自己不被雨淋。此刻,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她是妈妈,她和儿子正在风雨中前行。

我们在讲述阅读话题时,常常提到一个国家的名字:以色列。在犹太民族的传统中,阅读与呼吸是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的阅读氛围,决定了孩子的阅读习惯。做父母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与成长的过程。陪孩子一起长大的同时,父母也变得更加富有,这种富有是精神和学识的富有。做父母,不应满足于获得一张给孩子生命的许可证,也应该获得一张让孩子有权利成为精神富有者的通行证。

好像全世界小孩都玩一个游戏。

新世纪儿童形象:典型性的缺失

翻开书,先看扉页:洁白的背景,鸽子飞飞落落。有两只鸽子在说话。你能猜出它们在说什么吗?

此次联合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72.7%的受访者表示需要相关部门指定参考标准,以达到为儿童选书的便利。阅读是个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个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一个标准化的阅读书目,那将使生动的、个性的、充满选择的儿童阅读,变成又一个教辅,又一个必读,这样的儿童精神生活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家楼下时常聚集着一群小小孩。儿子两岁半,如今也混迹其中。他们举着小铲小勺,冲向那里的一小片砂砾地,开始挖掘的工程。我常在一旁望着他们,顺便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多少次从门背后偷出一把锄头,结伴找个无人的荒园,一顿猛挖。事了,把卷了刃的锄头再偷偷放回门后。还记得十年前,一位加拿大的儿童文学作家来红楼交流,开场便笑眯眯地说:“我们小时候喜欢一个游戏,挖呀挖,挖到——你们猜,挖到哪里去?”在座的大学生们心领神会,同声道:“中国!”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那个既根植于当下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又超越了当下中国儿童现实生活的当代儿童形象严重稀缺;那个既具有中外儿童文学作品中理想化儿童形象所具有的纯真、顽皮、好奇、勇敢、善良等共通性、又具有新世纪中国儿童所特有的自主、早熟、敏感、喜娱乐、“国际范儿”等个性特征的新型儿童形象难得一见。特别是因为在新世纪背景下的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那个由鲁迅所塑造的小闰土这一现代中国原型儿童形象出发、经由废名所塑造的三姑娘、细竹,沈从文所塑造的翠翠、大佬二佬,汪曾祺所塑造的小英子和小和尚等经典现代少男少女形象所延展、且内含新世纪中国儿童新质并隐喻未来中国“人”之子的理想化生命样态——“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新世纪儿童形象更是鲜有诞生!
此外,还因为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曾经被忽视的陈衡哲、凌淑华等所塑造的带有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印痕的自由、自然的儿童形象也未能被重新真正接续;那个曾经被视为一种特定的时代精神隐喻的当代“小英雄”、“好孩子”等儿童形象,也被悬搁和遗忘。或许,新世纪背景下的儿童文学作品各有优长,但从儿童形象塑造而言,则缺失典型性。概言之,是缺失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构成要素:当代性的典型环境和当代性的典型性格特征。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桃花飘落,雨伞闲置在地上。墙上的照片,杯中的插花,翻开的书本,一副老花镜……这些静物的描绘都在记忆中复活了:这是战乱的岁月,爸爸在远方抗敌,孤单的妈妈艰难地生活。战火逼近,大家背井离乡。画面和生活一样,都是灰暗的色调。当妈妈在逃难的途中病倒,难以前行又不愿拖累大家时,她只好留下来。陪伴她的是作为儿子奖品的那把七星剑,她让儿子带走的是那把红色油纸伞。七星剑和红雨伞见证着他们母子的生离死别。

在阅读上,发展儿童的兴趣、培养个性的阅读和追求独特的审美是没有固定参考标准的。父母不了解自己孩子的特点,按标准去塞给他们阅读书目,并不能达到儿童阅读发展的真正目的。就像穿衣、吃饭,每个父母都要了解自己的孩子,才能让孩子们穿得漂亮、吃得美味。阅读是儿童摄取精神食粮的主要来源,每个孩子都是独特而鲜活的,他们的阅读一定是为他们精心挑选的。就如同为他们做饭一样,只有适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才会吃得香、爱吃。

或许是穴居时代遗传下来的本能,一切洞穴对小孩子,都有莫名其妙的诱惑。这诱惑里有收获的期望,也有危险的刺激——洞里说不定有什么宝贝呢,但洞里也可能有一条蛇,一头猛兽,一架骷髅……潜在的危险使收获变得更具挑战性,可能的收获则使危险充满了召唤力。就这样,小时候的我们带着拿得到手的各种器具,到处挖呀挖。有时,也带着畏惧的好奇望向山里树枝掩映下的某个洞穴,它的敞开像是难以拒绝的邀请。最终,畏惧战胜了好奇,大家各怀想象,遗憾地从洞口走过去。

上述判断不仅依赖于文学史上经典儿童形象的不可复制,更依赖于当代儿童形象的不可缺失。我们需要将这一问题放置在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作品的整体实绩中考量。

战乱中的思念是撕心裂肺的,是悲痛欲绝的。但仍有希望在,亲情在,阳光在。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经历了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他的内心世界有着丰富的感受:和平与战争、安居与逃难、快乐与痛苦、团聚与离别。他经历了灾难,开拓了视野,体味到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的磨难、力量、智慧和成长。

那谁了解孩子呢?唯有父母。为孩子,父母继续成长,选书的困惑也会迎刃而解。

结果,我就得到各样的寻宝故事里去填补这份遗憾。基督山伯爵的无穷宝藏,是藏在小岛上的秘密岩洞里。汤姆·索亚和哈克·费恩,也是从洞里挖到了装满金币的宝箱。论寻宝,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很多年里无出其右者。那真是把少年寻宝的险要写尽了。强盗,宝藏,地图,孤岛,阴谋,枪战,你能想象的与寻宝有关的各种充满刺激的要素,几乎都在这里。最后,作为奖赏,主人公当然携带着挖得的财宝,满载而归。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在作家队伍的专业性、创作观念的独特性、作品类型的多样性、形式探索的丰富性等方面,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取材于作家童年生活的追忆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和取材于幻想的虚拟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不仅几乎占据了当下儿童文学作品的大半“江山”,而且实现了古典主义美学精神、现实主义批判目光、现代主义思想意蕴之间的相互融合。不仅如此,这两类作品还实现了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历史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多向写作。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发、迄今领军当下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代表性作家曹文轩、张之路、常新港,在上世纪90年代出发的中青年代表作家汤素兰、彭学军、殷健灵等,都驰骋于追忆类和幻想类两种作品之间,都擅长于用写实的方式幻想和用幻想的方式写实,都多选用儿童视角来诗化“写史”或让中国当代历史诗性地投影在儿童视角的叙述中。然而,作家在写实追忆类或虚拟幻想类这两类作品中所塑造的儿童形象毕竟大多不直接取材于新世纪儿童生活环境,也很少在新世纪的典型化环境中塑造典型的当代儿童形象,尽管追忆世界与幻想世界中的儿童形象都是以现实世界中的儿童形象为参照,都是对未来世界儿童形象的想象。事实上,致力于追忆写实类和虚拟幻想类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家所践行的叙述美学、文学观念都与取材于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家很是不同,但却以不同的文学思想塑造了新世纪背景下的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具有经典质地的儿童形象,如:青铜、葵花、芒《大王书》等少男少女形象。当然,写追忆类和幻想类的作家也会在新世纪儿童现实生活的典型环境中来塑造儿童主人公的典型性,如曹文轩的成长系列小说《我的儿子皮卡》中的皮卡就集中了新世纪中国儿童的典型化性格特征——机智、善良、纯真、顽皮、想入非非。但这类直接从新世纪儿童现实生活中取材的作品毕竟不属于作家的主打作品,因此,并不能改变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品中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的现状。

故事的结尾,又迎来了春暖花开。只是在这良辰美景中,妈妈不在了。但是,“我好像看见了,妈妈正站在那里等着我,等着我来接她回家”。读到这里,我们凝视画面,又看到了微风中的桃花飞雨,听到了屋檐下的家鸽啁啾;妈妈打着红色油纸伞走来,她的身影、她的红雨伞,倒映在湿漉漉的小巷石板路上。这最后的画面,完全是由于作家和画家把宏大的历史事件和常人小事具体而微地交织在一起,把丰富的细节点化入妙,从而让人感受到了一段历史的残酷,同时也感受到了因亲情而充盈着的浪漫气息。

不过,若是现在再出一部《金银岛》,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去读它。这么些年过去了,这类寻宝故事已经很难再激起我的兴奋。怎么说呢,跟审美疲劳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好比历经艰险,总算一脚踏进阿里巴巴的山洞,满眼金银闪耀,自然万分惊喜。但看得久了,除了金银,还是财宝,就有点不够滋味的意思。

与此同时,取材于当下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与追忆写实类、虚拟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共同构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上曾经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取材于现实儿童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在90年代不断被追忆写实类和虚拟幻想类所包围,但在新世纪后仍然诞生了对儿童现实生活深度思考的优质作品。秦文君继《男生贾里全传》《女生贾梅全传》《小丫林小梅》之后,在《天棠街三号》《调皮的日子》《宝塔》等作品中继续关注当下鲜活童年生命样态,更从孩子的成长之思拓展到家庭与人生之问,为现实题材儿童文学再添力作。特别是贾梅、贾里,仍然是新世纪都市日常生活中典型的儿童形象。萧萍的长篇系列小说《沐阳上学记》中的主人公沐阳沿此都市儿童形象的塑造方式,又有所新变:以“私人化的”方式呈现了新世纪都市儿童形象的新质,并建立了一种新型的都市母子关系——儿童非但不是母亲的教育对象,反而是引导母亲生命形式的天使。当下取材于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除了表现都市儿童日常生活,还关注新世纪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特殊儿童群落,如翌平的长篇小说《早安
跆拳道》对都市儿童跆拳道迷的背后原因的讲述,陆梅的长篇小说《当着落叶纷飞》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世界的关注,等等。此外,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对农民工子弟的关切、对如地震一样的突发性灾变中儿童命运的讲述都可表明:当下儿童文学作家始终对新世纪的中国社会现实保持着同步关注。然而,取材于当下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少量优秀作品,大多缺少儿童形象的典型性,也缺少深入的现实主义精神。究其主要原因,固然在于取材于当下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作品看似容易,实则是一种高难度的叙述,因为文学创作有其自身的美学原则,越是选取当下现实题材的创作,就越是难以在作品中处理好审美距离;也固然在于这类作品看似在数量上和销量上居高不下,实则混杂着相当数量的伪写实的制作性产品,而当下儿童图书市场尚未形成理性、健全的识别力和判断力,甚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儿童图书市场的买方——家长与儿童读者大概还难以辨识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与伪写实类儿童文学产品之间的区别;还固然在于取材于当下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作品看似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的自觉关注,实则隐含了作家的现实观和儿童观,而如果作品中的儿童现实不与儿童历史、儿童未来联系在一起,就不过是对现实的表浅认知或一种取巧的机械复制。总之,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当下取材于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的整体实绩依然不尽人意,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状。

这个故事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作者把握住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和民族精神。特别是那些精致的细节,例如儿子获得演讲比赛第一名而得到校长颁发的奖品:一把七星剑,还有那把妈妈接送“我”的红色油纸伞,这两件真实的信物足以证明那段历史的真实和魅力。加之叙事的清晰平稳和语言的质朴无华,都能给故事的讲述带来一种自然妥帖的语感。

与我一样感到不够滋味的,一定大有人在。不然我大概读不到麦克·巴内特和乔恩·克拉森合作的图画书《山姆和大卫去挖洞》。一对男孩去挖洞,想挖到些“了不起的东西”。他们一起往下挖,往右挖,往两头挖,再接着往下挖。硕大的钻石就在他们每一次决定更换方向的时候,在前头熠熠闪耀。你几乎想叫起来:再挖一下,就一下,了不起的东西就在那里!当然,就算你叫出来了,也没有用,他们仍然一次次地与宝藏擦肩而过,直到把牛奶喝光,把饼干吃完,累得睡着在地洞里。但是,请耐心地读到最后吧,男孩们两手空空地从洞里掉下去,掉下去,一直落到软软的地上,他们不约而同地“哇!”了一声,说道:“真是了不起。”说完,他们走进屋子,照旧去喝巧克力牛奶,吃动物饼干。这下轮到你傻了。山姆和大卫望着你——什么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东西”?

新世纪儿童创作:重读典型理论

读图画书有别于读文字书,尽管我们读文字的时候,对故事情节已有所知晓,但当我们进入画面时,会惊喜地发现,绘画绝不是解释文字的内容,而是再创造,甚至全新的创造。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斯塔西亚·阿卡普瓦,对于故事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全面的把握,并且倾注了全部热情。她对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无论是大场面的群像还是个人的表情特写,以及山川风貌和风土民情,都给予尽可能的领会和表现。因此,我们在读图的时候,也有发现,有感受,有思考。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也是一次美好的阅读。

每当这样的时刻,我的心里就会升腾起对书籍、对文学的难以言说的热爱。刹那间,恍若被雷电击中,你感到世界和生活向你露出了一个掩藏已久的神秘笑容。这册薄薄的图画书让我想起另一个作品——德国作家雅诺什的《来,我们去寻宝》。两个好朋友去寻宝,结果寻到了宝,却发现生活变得无比糟糕。这就应了《汤姆·索亚历险记》里面哈克的名言:“要不是那些钱,我根本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情。”最后,两人重新变得身无分文,欢乐幸福。我希望读者不要被误导。这个故事的主旨不是说,有钱必定是坏事情,而是想说,没有钱不一定就是坏事情。人人都想要一座金银岛,但你知道比起金银岛来,生活最了不起之处在哪里?“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了不起,自然不是因为坐拥“金银岛”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从金银岛上而来,却仍怀着对单纯梦想和真挚情感的信仰。

面对前述现状,人们或许要问:为什么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当代儿童形象缺失典型性?

有一位福尔格·克里戈尔,德国人,兼有乐队指挥、作曲家、评论家、作家、画家、翻译家的多重身份。一般说来,非是天才如达·芬奇,这种身份的多重性与每一身份的专业水准之间,往往呈反比增长。果然,他自写自绘的“奥拉夫”系列,讲述一头断了角的驼鹿的幽默励志故事,读来颇觉不过尔尔。但是,我们生命里是不是也有些书,通篇上下“不过尔尔”,却因为书里的某个片段、某一时刻而被我们深深记住?“奥拉夫”对于我,大概也是这么一本书,若非如此,这头滑稽而倒霉的驼鹿一定不会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因为他的故事听上去多么老套:奥拉夫意外落海,却因此发现海底的“黄金洞”,结识了在那里居留近两百年的一伙海盗。一番交换之后,他从海盗处得到了一个装满金币的硕大宝箱。只差最后一步,奥拉夫带着财宝,荣归故里,这个故事的平庸性就彻底完成了。就在他捧着满箱金币、随着吊索缓缓上升的当口,一头鲸鱼张着巨嘴,向他游来。于是,“奥拉夫来不及细想,用尽全力把金币箱往食人鲸的大嘴里一塞,就拼命加速向亮处游去。”

全部问题的实质其实就在这个问句之中。即那个儿童文学与时代的主旋律保持着确定性同一关系的20世纪已经过去了。在20世纪儿童文学史上,追忆写实类、虚拟幻想类和纯写实类这三种儿童文学作品曾经与时代同步,并诞生了诸多典型儿童形象,如:小闰土、小稻草人、三毛、王葆、大林和小林、小布头、《小桔灯》中的小姑娘、雨来、张嘎等等。然而,在新世纪背景下,从五四时期到共和国“十七年”期间,乃至80年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儿童文学的写作样式正在各自归位:或被承继、转换,或被质疑、悬置,或被漠视、遗忘,等等。但当下儿童文学如果试图在新世纪开辟出全新的道路,反映出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就无法绕开20世纪儿童文学传统。否则,将会付出高昂代价。更确切地说,由于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淡化了对20世纪儿童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特别是淡化了对20世纪儿童文学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典型化人物塑造方法的承继,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就无法避免。如果作家本来就认为现实主义的典型化人物塑造方法已然过气,那其作品中的当代儿童文学形象怎么可能具有典型性呢?

就像动作电影里那些改变主人公命运的电光火石间,在最后的关键一刻,克里戈尔拯救了他的故事。所有的铺垫突然挟带着新的意义,涌向另一个意外的出口。奥拉夫搓着手叹息:“差一步就成功了,真可惜,真可惜。”但我们和他都已经知道,一箱金币的价值,永远比不上你此刻坐在屋里,吃着草莓拌蘑菇,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与你絮絮闲聊。

看来我们有必要重读并运用典型理论。尽管在新世纪背景下,主张重新重视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是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论题。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被持续热切地引进之后,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威的典型理论被视为一种过气的文学理论。与此相关联,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也被非典型性所替代。当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在特定时代被视为惟一权威的文学理论时,引用新的理论思想对其质疑自有道理。但典型理论对于新世纪背景下如何反映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不仅仍然有效,而且需要新解。若想在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重现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就要重读典型理论的基本要义。概言之,典型理论主要阐释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主张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何谓典型环境?我们不妨参照当下权威文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典型环境这一概念的界定来再解读:“不过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境的大环境,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何谓典型人物?既要蕴含人物的普遍性和概括性,又要具有鲜明、生动的具体性和个别性。衡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否具有典型性,首先要看人物形象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必然,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更要看人物形象是否具有独特性和个别性。“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要求典型环境要充分体现现实关系,并不等于说典型环境只能有一种模式、一种风貌。”“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条件下,他又可以对环境发生作用”。这样的界定和阐释曾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为儿童文学作家所耳熟能详,但在新世纪却被或有意或无意、或暂时或真正地遗忘。儿童文学创作当然不可能退回到特定历史时期,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典型理论的基本要义却可以被新解。其一,典型理论固然强调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之间的关系,但这一特定关系的实现前提则是对文学创作基本功、文学世界基本面的强调——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人物形象所处的环境是叙事类文学作品的基本功底和基本构成。何况,如果说儿童文学创作与成人文学创作有所不同,那一个主要差异就是:儿童文学创作比成人文学创作更讲究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和文学世界的基本面。其二,典型理论并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开放性的。在新世纪背景下,重提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并非主张仅仅固守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理论的全部要义,而是主张注入五四以来的多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换言之,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固然可以遵循典型理论的基本要义——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同时也不妨在新世纪背景下对儿童形象的典型性进行新解:私人性中的公共性、现实性中的超越性、历史性中的当代性、经验性中的文学性。不过,一切新解都应该为塑造出新世纪背景下的个人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新型儿童形象而服务。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挖呀挖的孩子,努力想从生活的洞穴里挖出些了不起的东西。可是,什么是了不起的东西?

别林斯基在反思19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问题时说过:“为了在艺术中开辟这条新的道路,需要天才,或者至少需要有巨大天才的人,而天才或者有巨大才华的人不是几十个几百个地诞生的。”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若想改变儿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现状,同样需要天才或有巨大才华的人。在此意义上,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品中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也不可能批量诞生。尽管如此,当下儿童文学作家能否自觉地在其作品中追求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能否自觉地重读并运用典型理论,其作品中的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还是会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