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溪县城关基督教堂拆迁重建达成协议,红色闽都中的基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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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郎溪县城关基督教堂拆迁重建协议签订,标志着新教堂建设工作正式启动。根据郎溪县城市建设规划布局,位于县城关的基督教堂面临拆迁。为了打造城市亮点,提高城市品位,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在城关水上公园重建一处高标准的欧式教堂,概算总投资1千万元,建筑面积1911㎡,教堂使用面积6772㎡。

赖品超,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教授、文学院副院长,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分别于2002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海德堡普世论坛主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2006年在伯明翰大学的吉百利讲座主讲“大乘基督教神学,是这两个蜚声世界的宗教学讲座的首位非欧美人士。

2011年8月3日,北京市宗教局局长池维生到市基督教“两会慰问教职人员并进行座谈。池维生局长听取了市基督教“两会上半年工作汇报,查看了“两会网站,对制订基督教“十二五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发挥爱国团体作用等方面工作提出了要求。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会长于新粒代表教职人员,对党和政府的关心表示感谢。

福建长汀是全国着名的革命老区,是红军故乡、革命胜地、红色闽都,是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4个起点县市之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长汀是中央苏区的中心城市,是中央苏区唯一设立的苏区市——汀州市,被誉为“红色小上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开展过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瞿秋白、何叔衡等先烈在此捐躯;二万多汀江儿女参加红军,用鲜血染红了这块土地,涌现出杨成武、黄亚光、童小鹏、何廷一、吴岱等一大批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为共和国的诞生和建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为认真做好教堂拆迁工作,宗教部门主动作为、积极工作,一是深入信众做工作。由于基督教信徒大多年老体弱,文化层次较低,加之原教堂是经广大信徒辛苦集资10年于2010年建成刚投入使用,信众对此怀有深厚感情,对政府要求拆迁,大多数有抵触情绪,需要深入细致做好思想工作。二是配合部门做工作。围绕重心、服务大局,坚持与县直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最大限度为信教群众争取合理要求,促进拆迁协议的签订。

游斌:你将把在伯明翰大学“吉百利讲座上发表的讲演整理出版,也就是你的新书《大乘基督教神学》,可否简单介绍一下你的主要观点,它在宗教对话方面做了哪些新的尝试?

市宗教局副局长赵宏生陪同慰问。

在这座城市之中,有一所着名的基督教堂——长汀城关基督教堂。这座建于1896年的基督教堂,又名为中华基督教堂。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背靠汀江,坐西向东。在这座基督教堂里,有革命伟人留下的足迹,它曾是周恩来、陈云旧居;它是革命旧址,是中共福建省委驻地。

赖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学包括两个方面,从方法来说,就是用比较神学的方法,参考、比较大乘佛教来反思基督教神学的问题;从内容来说,就是特别发扬大乘的精神,例如讲究宽广宏大的拯救以及与此相关的那些概念,如强调宗教与宗派的多元,主张多元的启示等。它也有助于对圣经形成宽容的看法,不把圣经的字面意义绝对化。

1931年9月,红十二军攻克汀州,使闽西和赣南苏区连成一片,闽粤赣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迁设长汀。10月,成立中共汀州市委、汀州市苏维埃政府,辖东、西、北郊和中心区等五个区,成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直辖市。长汀城从此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福建苏区的首府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福建的革命斗争进入全盛时期。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来到长汀,召开了闽粤赣临时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

具体来说,大乘基督教神学体现一种宽容的、多元的态度。要求基督教在追求属灵事物时,也要结合社会的、生态的关怀,拯救应当包括所有众生,应该参与到社会中。

1932年2月,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汀州中华基督教堂隆重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任弼时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闽粤赣苏区党的任务》等重要决议,并宣布将中共闽粤赣苏区省委改为中共福建省委,大会选举了福建省委领导机构,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刘晓任组织部长,省委机关就设在中华基督教堂。在这里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还有刘晓、陈潭秋、刘少奇。

游斌:作为香港神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你把佛教当成中国文化中一个能跟基督教平等对话的代表。但是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仍然是儒学,你不觉得缺少与儒家对话的基督教神学是很难称得上本土化神学的?

4月,毛泽东率领一、五军团东路军又一次来汀州,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省委机关会议室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攻打漳州紧急军事会议。罗荣桓、聂荣臻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从巩固与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战略方针出发,分析取得第三次反“围剿完全胜利后的大好形势,以及进攻漳州的形势报告。随后,毛泽东率东路军直下龙岩、漳州,指挥漳州战役。周恩来留在汀州领导和组织群众筹集军饷,支援前线红军,居住在教堂后面的二楼右厢房,在汀州准备粮草、组织运输队上前线,主持了支前工作,为前线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漳州战役在政治上扩大了党和红军在东南沿海的影响,红军攻打漳州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创建闽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赖品超:在作本书之前,我作了很多基督教和儒家的对话,例如生态关怀、超越与内在的问题等。但因为主题的缘故,这本书集中在了与佛教的对话上。如果要从比较神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与儒家的比较,和它与佛教的比较是不一样的。基督教同儒家的比较,当前很大程度上还集中在概念上面,如上帝或者天道,人性论或者一些什么论之间的比较。

中共福建省委为福建苏区革命斗争和各项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长征后,省委与省苏、省军区等机关转移到四都一带坚持游击斗争。

儒家本身当然有精神上的传统,但佛教与它有相当的不同。佛教是一个有组织性的宗教,有僧团、有修炼的传统。宗教的比较,要寻找不同的对应向度,如伦理的向度、神学和哲学的向度、组织的向度,也有物质材料的向度等。从对应的向度来说,基督教同大乘佛教对应的向度要多一些。而儒家则比较多地集中在伦理、教义的向度。所以就比较而言,基督教同佛教比较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近些年来,长汀城关基督教堂按照爱国爱教、自主自办、遵纪守法、信仰纯正、民主管理、服务社会、和谐共处、稳定有序的总要求,依照法制固和谐、适应求和谐、民主促和谐、管理谋和谐、文化育和谐、稳定保和谐的总思路,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加强了基督教堂的管理,建立健全学习、财务、人员登记等各项管理制度,经常性地组织开展学习活动,认真学习党的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宗教教规,严格要求、自觉贯彻落实法纪条例,遵纪守法、正信正行,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依法办事,依教规办事,独立自主自办,在法律法规、政策方针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爱国爱教,坚决抵制非法活动和邪教活动,坚决抵御外来渗透,信仰纯正。多次被长汀县民宗局表彰。

游斌:似乎你对儒学在中国将来的发展不是那么看好,你对儒家的未来有担忧吗?

长汀城关基督教堂非常注重保护文物,重视教堂建筑建设,在各级政府的帮助和自筹资金的基础上,维修教堂建筑和整理周恩来、陈云旧居,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安全稳定的活动和参观场所。长汀城关基督教堂作为革命旧址,在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创建和谐寺观教堂的过程中,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了其他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为倡导和发扬红色革命精神作出了积极贡献。

赖品超:儒家有它自己的生命力,也有一定的人们去追随它。但它不会回到以前儒家那么大的局面,因为儒家本身跟某种社会制度的联系比较紧密,比如说家庭、家族、王朝等。但在过去的百年之间,这些支持儒家思想的制度已经改变了很多,比如现在的家庭,就已没有过去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家族了。人们对自己的出身已经不是很清楚,家族也在慢慢解体。我们现在的生活同支持儒家的那种社会环境已经越来越远。

此外,长汀城关基督教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发扬扶危济困,积极支持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历年来,长汀城关基督教堂在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中累计捐款25万多元,捐助贫困学生30多万,捐赠修桥铺路20多万元,在敬老、扶老公益事业中慷慨解囊10多万元,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新时期基督教徒爱国爱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篇章。

此外,儒家同基督教、佛教不同,在历史上,它没有一个团体去宣扬自己的思想,没有一个人把儒家组织起来,这对于它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而这样的团体又不容易通过一个后天的、人工的方法产生出来。其他的宗教出现之时,都有一个魅力型的领袖,无论是佛陀还是耶稣,但是现在的儒家则很难有人能有这样的魅力。儒家也没有一个“教会,没有戒律,没有人宣讲“启示。在现在的儒家学者当中,你有你的一套,我有我的一套,似乎也不能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宗教团体。这些对于儒家来讲都是很难的事情。

游斌:当今一位儒家的代表人物,说他对儒耶对话本能地持一种警惕与忧虑的态度,因为它似乎反映了基督教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现在情况好像总是基督教到处找人对话,而儒学包括传统的道教等则好像比较保守。所以,是不是热衷于对话,就是一种强势宗教本身的特征呢?

赖品超:我觉得不是这样。情况恰恰跟你讲的相反,儒家不想与别的宗教对话不是由于弱势,而是由于传统上它一直居于强势地位。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独大情况,让它根本没有感到有对话的必要。所以当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候,你就要跟我儒家文化来进行对话。在这些儒家学者的代表人物看来,如果你跟我儒家不同,你要做出改变来符合我儒家的教义,然后你才可以有一个发展。儒家等于是中国文化的总代理,你基督教要改变得符合我的口味,才能跟我对话。

另外,警惕或忧虑对话的人可能只是儒家中的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不同的人对于宗教间对话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由于儒家不是一个制度性的宗教,所以很难说谁就可以代表儒家。但是它有那种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的根基,它也希望透过种种对话,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思想。比如过去的儒家学者作宗教对话,是为了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儒家的思想立场。在这个过程之中,儒家也从别的宗教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游斌:当人们谈到神学一词,可能会想到运用它的一个具体信仰群体。那么,你希望大乘基督教神学能够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信仰群体?假如它要为中国基督教群体所接受,你希望它对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和社会有什么帮助?

赖品超:我提出大乘基督教神学,不只为了一个学术的目的,背后是有一个关怀的。在我看来,港台地区的基督教似乎都只是发展成了一种小乘宗教,因为他们只关注个人的灵魂问题,他们相信只有少数人能得到上帝的拯救。这种神学不仅忽略其他的宗教群体,还忽略了社会的层面,忽略了生态的层面。在我来看,这是一种不太好的神学。通过对大乘佛学的借鉴,我希望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思中国教会中这种不太好的神学。

但我不只是从消极方面批评中国教会中的这种神学,其实通过这种比较,我还要重新回到基督教的内在传统。这个传统是很丰富的,拯救不但包括个人的灵魂拯救,还包括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世界。我希望帮助中国教会重新建立这样一种拯救观,即不但是个人的,也包括社会和宇宙整体。如果能够建立这样的拯救观,对于教会调整它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是有很大帮助的,它就不会仅仅将资源用在个人灵魂的拯救关怀上,还会看到拯救是个很宏大的事业,需要关怀社会,甚至宇宙生态。经历了这样的神学转变之后的信仰群体,就能够把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社会的服务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对于其他宗教或宗派的态度,也能多一些正面的欣赏和肯定。

游斌:所以你的大乘基督教神学是希望建立这样一种比较开放、宽容的局面?

游斌:这也可以说是建立“和谐宗教的一种方式?

赖品超:如果能达到这样一种局面,我是很高兴的。大乘基督教神学一方面是我个人学术上的兴趣,希望对基督教的理解可以更为全面,希望中国的基督教研究能建立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的神学。另一方面,也是更长远的方面,我希望基督教在中国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希望它的发展能够促进中国不同宗教之间的多元对话,更好地建立和谐的宗教关系。

游斌:一般来说,做神学的两条路,一条是返本,一条是创新。你的大乘基督教神学是要将大乘思想与基督教结合起来,你自己称它为一个“思想实验,可谓是以创新为主。但如果只有创新,没有返本,往往后劲会不足,那么你在“返本方面做了什么尝试?

赖品超:返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基督教的“本是一个很博大精深的“本。当今华人教会所接触到的基督教传统,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基督教传统。它主要是新教的传统,对于东正教的传统我们认识很少,对于天主教的传统又有很多的误解,以负面理解为主。而我们所接触的新教神学,也几乎集中在“敬虔主义上面。我们所了解的基督教之“本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古代教父、中世纪神学家的思想对我们影响甚微,而东正教尤其是拜占庭神学对我们的影响则更少。

所以,我们现在继承的是一个怎样的传统呢?实际上只是从宗教改革以来的一小部分传统。更大的“本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其实基督教并不只是我们所认识到的那样一个东西,其实它包括很丰富的传统,它们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益的。

举个例子来说,在中国一讲基督教就会讲原罪,好像这是基督教传统中最核心的部分。但是从整个基督教的传统来看,在奥古斯丁以前希腊教父的思想里,它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反而有很多神学家是持一种性善论的人性论,不会因为原罪,就认为人性本罪,就把罪性当做是人性。华人教会接受的是一些狭隘的理解,集中到某一点、某一面或某一个分支上,就以偏概全。但通过与其他宗教的比较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其实也有另外的传统,甚至可被称为性善论的传统。希腊教父就常常认为耶稣不仅是以他的死亡拯救人的罪,而且是人性善的高峰。

游斌:你在提倡大乘基督教神学时特别强调,你要做的神学不是一种本色化的神学,不是一种所谓的本土神学,但你刚才又说要建立一个有特色的神学。既要有国际性,又要有我们自己的思考。一方面你拒绝把自己称为本色神学,另一方面你又强调在很特殊的一种非西方文化背景下做神学,你怎样来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赖品超:我同本色神学有一个不同的关怀。比较典型的本色神学,总是先假设所谓的中国文化有它的合理性在里面,然后改变基督教的概念,去迎合中国文化传统。它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没有冲突,通过这样的改变,基督教可以被接受。

我对这样的命题持怀疑态度:第一,中国文化并非全部都是优秀的。第二,改变基督教去迎合中国文化,我更怀疑这样的做法。因为现在中国缺少对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感,现在一些中国人喜欢基督教,恰恰是因为它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别。可是你把基督教弄得与传统文化完全一样,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如果大众不喜欢传统文化,你还非要跟人家讲传统文化,那么只能是适得其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改变了自己,是不是能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果不能够的话,那么你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和特色。这是我所说的大乘基督教神学与本色神学不一样的地方。

(游斌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