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副市长,老宅新语

2006年11月10日,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作出终审判决,沸沸扬扬长达2年多的“农发行窝案”终于到了落幕的一刻。此案之所以非同寻常,在于不仅把农发行两个位高权重的副行长拉下马,还把财政部颇有前途的金融司司长徐放鸣拉下水,农发行窝案更因此成为2006年反商业贿赂第一大案。由审计风暴引出的这起窝案,直到以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而宣告审判终结,所有的一切都水落石出,其中的曲折和复杂的案情才能解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在讲述这个错综复杂的窝案之前,有必要像章回小说那样,把本案的主要人物名单罗列一下:胡楚寿: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于大路: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财会部主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因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徐放鸣: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蔡国安:原北京美禾电子公司总经理,因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黄俊杰:原亚捷电子公司董事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赵东明:原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王刚:原中国瑞联实业集团公司副总裁,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中国政府向商业贿赂宣战2006年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廉政会议,部署2006年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治理商业贿赂”成为重点之一。在不到10天时间里,温总理已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两次部署。此前的2月15日,温家宝在部署行政监察工作时,要求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并重点查处政府机关公务员在其中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据新华社报道,这两次会议,均系对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在2006年1月6日举行的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反商业贿赂首度作为反腐败的重要内容被提出,并被明确定为2006年的工作重点,反商业贿赂由此被提高到反腐败的高度。与此同时,为治理商业贿赂而由中央纪委牵头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其成员也由原来的18个部委扩充到22个部委。这个包括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在内的高规格领导小组随之成立。其成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审计署、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单位。所谓商业贿赂,是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各种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尽管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但商业贿赂大多数作为一种“潜规则”,长期游离于执法部门的视野之外。打击商业贿赂,被提到“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高度。商业贿赂给中国经济已经造成巨大危害。来自商务部的统计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经济流通领域内,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着权钱交易的商业贿赂潜规则。其中尤以医疗卫生、基建、电信、金融等部门为重。商业贿赂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有难以承受的社会后果发生。在中央下发的一份文件中,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被确定为重点治理的对象。在我国,已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涉及商业贿赂,因此反商业贿赂的同时也就是在反腐败。2006年2月24日的廉政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依法重点查处政府机关公务员在其中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他说,商业贿赂虽然发生在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有密切关系。本书所涉及的官员犯罪中,大部分是因为商业贿赂落马。就农发行系列行贿受贿案而言,这起案件之所以成为2006年度第一个被关注的大案,不仅在于这个案件把众多金融高官拉下马,更重要的是,2006年度国家反腐倡廉重拳打击的对象是商业贿赂,此案是2006年度国家反商业贿赂案件中最大的案件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农发行窝案不但是2006年度反商业贿赂第一大案,也是2006年度第一大案。其实,在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农发行窝案既无数额上的突破,也无情节上的特别恶劣之处。但这个案件和同一时期其他腐败案件一样,也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烙印。这是一个变化中的时代、一个转型中的时代、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政府官员在“官商勾结、猫鼠结盟”中纷纷落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官员犯罪,具有的时代特点是:他们既是“游戏规则”制订者,又是“游戏”的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为确保自己能赢得这个游戏,他们还常常利用订规立制之便,把自己设计成“监督者”或者“裁判员”。正因为“游戏规则”的不透明、不稳定,导致了“游戏”的不公正。国家资源总是很轻易地被“规则”的制定者们垄断并加以利用,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则为腐败提供了滋生暗长的广阔空间。以徐放鸣为例,这位财政部前司长所掌控的金融司,是财政部负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核心部门,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等11项重要职能。用业内人士的话说,金融司对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是“有监有管有审批”。作为司长,徐放鸣拥有的这些权力足以“令每一位知情者敬畏有加”。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当农发行一份报批租赁业务的报告递交给了徐放鸣时,他“首先推荐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承接部分租赁业务,随后又将自己熟悉的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安排为租赁业务的中介公司”。在徐放鸣手里,某项动辄数亿元业务的归属,谁来做、怎么做,都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却可以在谈笑间获得数百万元的好处。尽管农发行窝案中官员腐败的具体情况不同,但这些官员腐败的轨迹却个个相似:未入官场之前根正苗红,上任之初也曾勤勉有加,一旦手握权柄,不用多久就失足于权力陷阱。绝对的权力加上虚无的监管和贪欲动机,构成了当今官员堕落定律。而我们的防腐之道仍然一厢情愿地相信官员会基于自己的理想信念而远离权力背后的欲望诱惑。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能够完全依靠道德力量和组织力量来约束自身的官员实属罕见,更多的政府官员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涌动着以权谋私的冲动。审计风暴揪出胡楚寿为了读者尽快弄清农发行窝案的来龙去脉,首先应该介绍一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的有关背景资料。北京市月坛北街甲2号,这座北京西二环边上的大楼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部所在地。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的办公地址及业务范围鲜为人知,在业内有“最寂寞的银行”之称。1994年4月19日,国务院下发“国发25号”文件,宣布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依上述文件,农发行最初的业务范围相当广泛,兼有信贷业务和财政任务,即承担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主要任务是“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1994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向农发行划转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由中国农业银行代当时尚未组建的农发行接收。1994年8月,农发行总行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1994年农发行成立之时,国务院高层领导就对农发行提了“两不”要求:不购置豪华汽车,不购置高档写字楼,要完全从服务农业、农村经济为出发点。除此之外,另有人士提出农发行“不要设分支机构,以避免风险”。但农发行成立不久,便背离原来的初衷,一举购买约3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也就是月坛北街甲2号的月坛大厦南楼。月坛大厦1998年竣工,农发行总行第一时间即已入住。月坛大厦已经成为农发行的代名词。对“两不”约束的突破并未就此中止,农发行分支机构的建设也紧锣密鼓。到1997年3月末,农发行在机构设置上实行总行、分行、支行制,系统内实行垂直领导。总行设在北京,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有35个分行,地市二级分行295个,县支行1613个。全行员工接近6万人。银行业内很多人士认为,农发行完全没必要建立这些分支机构。但实际情况却是,全国1000多家农发行县级支行,均斥巨资建办公楼。如辽宁某市农发行分行办公楼,耗资近1.2亿元。除办公大楼外,存储并处理银行日常交易信息的大型主机,以及独有的电子安保监控设备,为另一项最重要的投入。一份资料显示,截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省分行、地分行及县级支行的电子化网点数量约占总数的85%,共约1647个。为此,农发行共租赁了8000多套PC台式机、PC服务器、笔记本电脑,还为各机构租赁激光打印机、路由器、UPS等设备。其中仅农发行总行配备的PC机就超过300台,已基本做到了人手一台。显然,为农发行提供租赁业务的公司,是这笔大买卖的受益者。农发行高官落马的导火索,就是这些租赁业务。在这起窝案中第一个落马的是农发行原副行长胡楚寿,他的落马缘于2002年的审计风暴。2003年6月,审计署2002年审计报告提到:1996年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以租赁的名义,委托某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其中8.1亿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进行股票买卖,所获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当时负责该租赁工作的就是胡楚寿。在侦查中,反贪部门发现该租赁案牵涉到一家大型公司,而且确认胡楚寿之子在该公司拥有股份,由此查出胡楚寿涉嫌受贿。胡楚寿,1945年7月生,湖南汉寿县人,曾任农发行农业信贷部主任,农发行第一副行长,并分管资金计划工作。2001年,时年56岁的胡楚寿调入中央金融工委,先后出任中央金融工委驻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信达、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随即,检察机关介入此案。根据北京检察机关的调查,1996年初,胡楚寿与北京美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蔡国安相识后,将儿子胡刚引荐到了美禾公司。1997年12月,蔡国安通过胡刚,得知农发行有一笔2亿元的租赁业务。在胡刚的斡旋下,胡楚寿将这笔业务交给了美禾公司,因此获得了500万元“好处费”。尽管胡楚寿认为这500万元是“烫手山芋”,他还是收下了,并让儿子胡刚用此款注册成立了北京日通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即将退休的胡楚寿就这么落马了。很快,第一个卷入农发行腐败窝案的胡楚寿,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检方指控,60岁的胡楚寿涉嫌受贿600多万元。胡楚寿承认了检方指控的事实。检方指控胡楚寿涉嫌收受共600多万元贿赂:胡楚寿通过儿子胡刚收受美禾公司总经理蔡国安500万元贿赂。胡楚寿收受当时尚未升任副行长职务的于大路30万元贿赂。胡楚寿收受两家深圳企业共90万元港币的贿赂。胡楚寿收受农发行大连分行程某贿赂10万元。检方同时表示,胡楚寿认罪态度好,向检方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行为。2006年1月18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胡楚寿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判决后,胡楚寿没有提出上诉。根据法院的判决,1996年至2003年间,胡楚寿利用其担任中国农发行副行长、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等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或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子胡刚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635万余元。因为农发行窝案已经牵涉到胡楚寿儿子胡刚。胡刚因该案已被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胡刚,1973年1月生,1994年7月大学毕业后进入深圳京仪投资发展公司工作,1995年5月至1997年8月在北京某公司任职。随后进入日通成科技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据工商资料显示,日通成科技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胡刚、韩效国各持50%的股份,知情者透露,胡刚入股的250万元股金,实为蔡国安代付,而韩效国也是蔡国安的亲戚。1998年10月,胡刚通过日通成公司介入美禾公司,持该公司10%的股份。1999年12月,日通成公司所持美禾公司10%的股权全归胡刚名下。此时,胡刚在美禾公司的股权达到560万元。2005年年底,胡刚从国外回到海南时被警方抓捕归案。“执行者”于大路作为农发行窝案的二号人物,媒体和于大路本人,都将其在本案中的身份定位于“执行者”。2004年6月初,刚刚参加完全国金融监事会议的胡楚寿被宣布“双规”。同一天,农发行腐败窝案的“二号人物”、农发行副行长于大路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于大路在审计署披露的农发行“租赁案”发生时,还任财务会计部主任,胡楚寿调离农发行后,于大路顺利升任副行长。于大路出身书香门第,15岁时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珍宝岛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工作。之后就读于黑龙江银行学校,毕业后曾在黑龙江金融系统工作,当过出纳、会计、信贷员,并较早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熟知于大路的一位金融界人士称,凭着“灵活的办事能力”,于大路从省级金融系统的普通科员,一路升至中国农业银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1994年农发行成立后,于大路出任会计部主任。2001年胡楚寿被调离农发行时,于大路顺利升任农发行副行长。2004年9月,农发行“租赁案”被移交到检察机关,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随后立案侦查。不久,胡楚寿、于大路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批捕。2006年1月9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因涉嫌受贿、行贿和挪用公款罪在法庭上受审。表情平静的于大路戴金丝眼镜,穿着洁净的军大衣,脚着干净布鞋,脸面光洁,耳鬓修剪整齐。于大路从被逮捕到受审已一年有余。2004年8月25日被逮捕,2005年5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以于大路涉嫌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移交市检一分院审查起诉。因证据不足,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两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并三次延长审查期限。检方指控,于大路利用“租赁”职权,先后受贿5笔总共831万元。这5笔受贿为:于大路于1999年初至2001年7月,先后收受汽车供货商天津某公司陈某的42万元,设备供货商深圳某公司谭某的30万元,海南某公司邓某的100万元,北京电子租赁有限公司赵东明的259万元。另外,于大路于1999年7月,与亚捷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俊杰共谋,向北京美禾电子有限公司索要了400万元的“补偿费”。检方还指控于大路涉嫌挪用公款罪和行贿罪。1999年4月至2000年9月,于大路挪用公款410万元,用于个人炒股。1999年初,于大路为了职位升迁,通过胡楚寿之子胡刚给了时任农发行副行长的胡楚寿30万元。开庭过程中,于大路表示检方的指控基本属实,只是在几个具体问题上他需要解释。他否认曾为升迁行贿胡楚寿30万元。于大路说,检方指控他行贿的30万元,和指控他收受深圳某公司谭某上供的30万元是同一笔钱。“收钱之初,我很犹豫。”于大路说,是谭某的“宽心话”令他收下了钱。谭某称送“感谢”款有三层意思,“一些给你们老板,为了你的进步,一些给你,一些给你们财会部”。于大路说,为了防备谭某“外露”,于大路通过胡刚将钱全部转交给了老领导胡楚寿。“给胡楚寿钱,是谭某的意思,如果没他这句话,我不会给。”于大路否认给胡刚30万元是向胡楚寿行贿,他认为不是为了升官才给胡楚寿钱的。“为什么你今天的供述与之前不同?”法官打断了于大路的辩解。“胡楚寿案也是本院审理的,当时法庭播放了你的证言录像。”法官提醒于大路说:“你当时说是为了升官给了胡楚寿30万元,法庭希望你在作证和受审时,都能如实供述。”于大路解释说,他翻供的原因是,在接到起诉书前他根本不知自己还被控行贿。于大路说:“当时中纪委帮我分析了谭某的话,说为了我的进步实际上就是升迁,我当时没有重视,我一直以为只指控受贿和挪用公款,我如果知道还有行贿罪,我不会那么说”。检方反驳称,于大路曾亲口承认给胡楚寿钱是为了升迁,且事实上胡楚寿又确实提名推荐了于大路。检方称,胡楚寿的亲笔证言中称,于大路行贿30万元“就是想让为职位升迁帮助他,我虽然起不到决定作用,但是我的作用是很重的,我们实际上就是买官和卖官”。此外,于大路在法庭上否认与黄俊杰共同索贿400万元。于大路称,自己既没有与黄俊杰共谋分钱,也没有参与签订合同,更没有拿到过钱。于大路承认曾向美禾公司老总蔡国安提出“补偿款”,但那是黄俊杰提议的,因为“补偿款是商业惯例”。于大路说,他没有利用职位强行索要,并且蔡国安“很痛快”地同意了。在法庭上,于大路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和许昔龙在承认其他6项指控的基础上,针对行贿罪的指控,为于大路做了无罪辩护。钱列阳认为,于大路通过胡刚给胡楚寿30万元的行为只是违反党纪的行贿行为,而非触犯国法的行贿罪行,因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但公诉人并没有就“不正当”举出任何证据。钱列阳说,首先于大路没有向胡楚寿提出升迁请托,其次于大路不存在不符合升职条件的问题,他的升职是正当的。许昔龙称,2000年3月,于大路升职为行长助理,11月升职为副行长,而2000年四五月间,胡楚寿就被调离了农发行,因而胡楚寿能够帮助于大路升迁的就只有他升为行长助理那一次。根据农发行的升迁程序,必须先有党委推荐,再由所有分行一把手和总行主任级以上的干部进行民主选举,并非胡楚寿一人所能办到的。在庭审时,检方同时也指出,于大路存在重大立功的法定从轻情节。在到案之后,于大路揭发徐放鸣、王刚、赵东明三人的重大犯罪行为,并经过司法机关查证,属于重大立功行为。于大路在双规期间,不但承认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受贿事实,而且主动交代出侦查机关当时尚未掌握的受贿259万元及挪用公款410万元的行为,并委托家属积极退赃,因此建议法院从轻判决。在最后陈述阶段,于大路表示认罪伏法,并无条件接受法院的判决。于大路说,他辜负了国家对他的教育,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我愿意以最诚恳的态度向人民认罪,痛改前非,当再次回到社会中时,将会全心投入社会服务。”同时,于大路表示,他在法庭上的解释全部是事实,希望法庭可以对他从轻处罚。于大路在法庭上称,自己在收第一笔钱时心里也激烈斗争过,但最后还是将钱掖进了腰包。他侥幸地认为:“一个送钱,一个收钱,一无旁证,二无凭据,风险何在?况且行贿与受贿在法律上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会送了钱之后又去告发自己犯了行贿罪呢?”但是,于大路在被捕后却连续供出了黄俊杰、徐放鸣等人。2006年2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大路受贿、挪用公款、行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于大路所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情节严重。但鉴于于大路因涉嫌犯受贿罪被羁押后,能够供述司法机关尚不掌握的挪用公款的事实,同时还能主动坦白部分受贿事实,并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线索,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法院判决:于大路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关于于大路的犯罪轨迹,请参阅本文附录中于大路在看守所里写下的忏悔书。敛财有术蔡国安在农发行窝案背后暴露出的是至为突出的商业贿赂问题。在这起窝案中实施“糖弹”战术的蔡国安,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蔡国安,美禾公司董事长,湖南益阳人,40岁,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工作,后转业到亚运会组委会办公室。蔡国安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发生在1991年4月,当时他调至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办公室工作。因为胡楚寿和蔡国安是湖南老乡,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蔡国安与当时担任该行农业信贷部主任的胡楚寿,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1994年8月,农发行总行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胡楚寿出任农发行第一副行长,分管资金计划工作。同年10月,美禾公司成立,蔡国安离开农行总行办公室出任该公司经理。自此10余年间,蔡国安的个人前程与胡楚寿维持着特殊的关系。1994年10月,北京美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郭某。最早的四家股东中,中国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出资36%,北京四创高技术开发公司等四家股东分别出资16%。这些资金来源显示出美禾与农业银行的特殊关系。公司成立后,蔡国安离开农行总行办公室出任该公司总经理。巧合的是,农发行于1994年6月成立,比美禾公司早成立4个月。农发行的业务本是从农行中分离而出的,创办初期,农发行的人员包括领导层大多曾在农行总行任职,包括后来的农发行第一副行长胡楚寿。美禾公司一成立,便与农发行有不解之缘。后来根据监察部的调查,美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国安利用增资扩股与上级公司脱钩之机将巨额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工商资料显示,美禾公司历史上曾有两次增资。直到1999年12月,一次大规模股权转让使美禾公司变成了一家彻底的私营公司。其他4家股东将股份让到蔡国安名下,蔡国安一人控制了公司大约60%的股权。到此为止,美禾公司创办时的几大国有股东已经与该公司没有任何股权联系。美禾与农发行的关系是本案的焦点,随着案件的审结,真相趋于明朗。农发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固定资产除去办公大楼,最重要的当数存储、处理银行日常交易信息的大型主机和金融部门独有的电子安保监控设备。银行大型主机售价动辄达数百万美元,而每一家分行至少有一台大型主机和相应的存储设备,还需要多台售价不菲的中型机和小型机。这里不能不再次重申一下农发行成立初期,国务院高层领导对农发行提出的“两不”要求:不购置豪华汽车,不购置高档写字楼。而多种大型设备,也采取租赁使用的办法。银行的租赁高达数亿元的设备,年租金将相当丰厚。以美禾公司的规模,根本无力购置价值达9.2亿元的固定资产。事实上,正是农发行贷款给美禾公司,美禾公司用贷款购进设备后再转租给农发行。美禾公司的资金,不论是用于购买电子设备还是投入股市,来源都指向农发行。蔡国安在农发行腐败窝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97年12月,他得知农发行有一笔两亿元的租赁业务,便通过农发行原副行长胡楚寿拿到这笔业务,并给了胡楚寿500万元贿赂。后来,在另一笔3亿元的租赁业务中,他又给了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400万元贿赂。可以说,胡楚寿和于大路都是被他的“糖弹”打中的。根据检察机关查证,1996年至1999年期间,蔡国安利用担任美禾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采取虚构业务支出骗取公司资金并使用虚假发票平账及侵吞公司账外资金等手段,先后将公司3000万元非法占有。在美禾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其部分股东转让股权时,蔡国安把这3000万元用于对该公司的投资及购买该公司股东转让的股权,非法取得注册资本5000万元的美禾公司约60%的股份。蔡国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贪污罪论处。如果蔡国安是国家工作人员,贪污3000多万元足以判处其死刑。但在案件审理期间,蔡国安的辩护人申请延期审理,以调取证据。恢复审理后,他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机关、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表以及海淀区各类企业保留全民身份人员调出审批表,以证明蔡国安在1998年就辞去公职,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这些证据后来被法庭采纳,从而使蔡国安占有的3000多万元巨额款项只能以职务侵占罪来处罚。2006年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两罪并罚判处蔡国安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70万元。判决书中称,蔡国安于1996年至1998年1月期间,利用受国有公司委派担任美禾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美禾公司343万元,构成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他还于1998年2月至1999年12月期间,侵吞美禾公司3000万元,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法院对其两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趁火打劫黄俊杰2005年11月14日,农发行窝案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黄俊杰,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只有初中文化的黄俊杰41岁,是亚捷电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根据黄俊杰的供述,他是在1993年推销产品时和于大路认识的,于大路其时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1999年,黄俊杰得知农发行有3亿元的设备租赁业务,能获得5%利润,于是向已调到农发行的于大路提出承揽该业务,于大路同意给他一半业务。于是,黄俊杰所在公司就开始进行市场调查,并制作出了可行性报告送到了农发行。但是到了1999年9月份,于大路却说把业务全交给了美禾公司,费了劲又没拿到业务,黄俊杰不甘心,于是他就想通过于大路出面协调,分给他一半业务,或者给三分之二的利润。其后黄俊杰与时任农发行财务会计部主任于大路共谋,利用于大路负责设备租赁业务的职务便利,由于大路出面,以美禾公司若想独自承担全部租赁业务,就要为竞争对手支付补偿费为名,向承揽该项业务的美禾公司索要“补偿费”人民币400万元。黄俊杰为了隐瞒他和于大路共同索要该款的事实,指使他人假冒深圳市恒明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采取与美禾公司签订虚假委托服务合同、伪造委托付款书等手段,收受美禾公司人民币400万元。但在法庭受审时,黄俊杰在关键问题上翻供,否认自己与于大路共谋索贿400万元。他在法庭上说,1999年他得知财政部核准了农发行3亿元的租赁业务,便找到于大路想承揽这项业务。而美禾公司的老总蔡国安找到了农发行副行长胡楚寿。黄俊杰说,美禾公司正面临上市,需要积累业绩,所以蔡国安拿出一半利润,作为竞争对手退出的补偿。根据于大路和蔡国安的口供,检方指出黄俊杰教唆于大路,凭借职务便利向美禾公司索要400万元。根据于大路的交代,当时胡楚寿已决定让美禾公司全揽业务,黄俊杰看着眼红,便让他和蔡国安谈判。于大路深知,凭借自己的权力,可以让蔡国安让出一半业务或一半利润。蔡国安也清楚“如果不分钱出来,是不可能顺利签约的”,所以蔡国安最终决定牺牲一些利益。检方指出,黄俊杰利用亲属刘某,找来盖有恒明达公司公章的纸张等,让刘某与美禾公司签订委托维修服务合同。蔡国安交代,合同是虚签的,“只是为了给400万元一个合法的名头”。检方称,蔡国安按照农发行的付款进程,分期将400万元全部付清,而恒明达公司没有提供过任何维修服务,这是“合法外衣下的索贿”。“恒明达公司是我买的,和亚捷公司没什么不同。”黄俊杰在法庭上狡辩说,亚捷公司至今还在为美禾公司提供维修服务,并出具维修服务记录单证明。对此,检方指出,记录单是亚捷公司的单方面记录,且维修时间全在美禾公司付款之后,“不符合商业常理”。无可奈何之下,黄俊杰辩称,他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也没有与国家工作人员于大路合谋,根本就不构成受贿罪。他一口咬定400万元是蔡国安给他的合理补偿。检方指出,根据于大路的口供,当初是黄俊杰提议他去与蔡国安谈的,由于黄俊杰答应分给于大路所得钱财的三分之一,他才去做了说客。检方说,审计署查账时,于大路曾让黄俊杰退钱,说明于大路很清楚这400万元的性质,黄俊杰是因“过于自信”,认为合同签得天衣无缝才没有退钱。黄俊杰是索贿的提出者,他教唆于大路,凭借特殊身份和职权索贿,并伪造收款指令接受赃款,属于主犯。庭审过程中,黄俊杰的律师将一份黄俊杰具有伯利兹国籍的证据送上法庭,建议法庭给予黄俊杰“驱逐出境”的处罚。检方怀疑证据的真实性,指出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应以户籍为准。黄俊杰表示,他于1992年以“投资移民”方式,取得了伯利兹国籍。他只在该国住过一个月,也没有房产,只是当时将5万元美金投入股市。最后,这个“驱逐出境”的请求没有被采纳。2005年12月19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黄俊杰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黄俊杰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合谋贪赃的王刚、赵东明中国瑞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刚和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东明,都是于大路揭发出来的。根据法院对于大路的审判,于大路在担任农发行财会部主任期间,利用主管汽车租赁业务的职务便利,为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承揽农发行4.36亿元的汽车租赁业务提供帮助。2001年3月至11月期间,于大路多次收受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东明给予的贿赂款共计259万元。检方指控称,赵东明于2000年5月,假借支付咨询费的名义,与中国瑞联电子有限公司副经理王刚共同骗取该公司493万元,非法占有。1998年10月至1999年4月,赵东明还利用其负责中电租与农发行汽车租赁业务的职务便利,为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从租赁业务中赚取咨询费提供帮助,先后收受该公司贿赂112万元。此外,赵东明还于1998年5月至7月,先后将中电租公款3060万元挪至证券市场进行个人股票交易。赵东明承认检方的指控属实,但他认为他贪污的款项是于大路主谋,挪用的公款也是和于大路一起炒股。赵东明说,中电租和农发行的4.36亿元业务是中电租提供运钞车,农发行每年支付1亿元左右的租赁费,实际上中电租根本不能做租赁汽车的业务,所以就把业务转给有汽车租赁资质的中国瑞联电子有限公司,而中电租就坐拿代理费。赵东明说,购置车辆所需款项只有3亿余元,与租赁费有1亿的差价。于大路提出这笔租赁业务以后要经财政部审批和审计部门审查,于是他和王刚从中瑞联拿出493万元,于大路拿了303万元,其余的钱他和王刚分了。2000年5月,赵东明与王刚经预谋后,在负责执行瑞联公司与农发行的汽车租赁业务中,采取假借支付诚奥达公司咨询费的名义,使用伪造的诚奥达公司《委托付款通知书》等手段,共同骗取瑞联公司资金493.14万元非法占有。1998年10月至1999年4月期间,赵东明在负责中电租公司与农发行汽车租赁业务过程中,为诚奥达公司从租赁业务中赚取咨询费提供帮助,为此先后收受诚奥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冰给予的贿赂款共计112万余元。庭审中,赵东明没有否认这些犯罪事实,但他强调,这些都是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指使或主谋的,自己系从犯。但法院经审理认为,赵东明在贪污罪中,事先有预谋,并私刻公章伪造文件,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在其主动交待的挪用3060万元公款一事中,依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于大路共同参与。法院认为,赵东明的行为已经构成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因其被羁押后,主动交待了公安机关尚不掌握的挪用公款的事实,对其所犯挪用公款罪应以自首论,且所挪用的款项全部退还,依法可予从轻处罚。其所犯贪污罪、受贿罪的数额特别巨大,并且其犯罪所得至今未能追缴,本应予以从重处罚,但鉴于赵东明能够认罪、悔罪,对其所犯贪污罪、受贿罪亦可从轻处罚。法院一审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判处赵东明有期徒刑20年。在此之前的2006年3月9日,中国瑞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刚也接到了法院的判决,王刚因贪污490余万元公款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根据法院判决书,2000年8月,王刚与汽车租赁商北京电子租赁有限公司老总赵东明预谋,伪造支付咨询费,非法占有本单位资金493.14万元,赵东明将其中259万元送给于大路,王刚则分得赃款63万余元。无疑,这起重大商业贿赂案件中,蔡国安等多位企业老总通过向农发行关键人物行贿,实现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当然,也因此葬送了自己。学者型高官徐放鸣2006年11月10日,农发行窝案最终落幕的一刻,其实才是这个案件的最高xdx潮,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被判刑13年,成为农发行窝案“鸣金收兵”的结尾。“老徐和韩冰(诚奥达公司的负责人)太黑了。”徐放鸣的落马是于大路的一句抱怨抖出来的。尽管只是被界定为农发行窝案之一,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落马的影响和引起的震荡,却远远超乎此案,因为徐放鸣是近年来财政部涉案的最高级别官员。徐放鸣最初被检察机关注意的是,1997年12月,财政部批准由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租赁汽车给农发行,而中电租是徐放鸣点名推荐的,而且徐放鸣的关系公司为此拿走700多万元“咨询费”。作为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农发行,其工资决定、固定资产和设备购置等都要由商贸金融司来决定。于大路在供述中称:“因农发行受财政部金融司徐放鸣管辖,农发行与财政部谈追加一部分汽车租赁指标,财政部内定给农发行6个亿指标。徐司长问我:‘你们汽车租赁商选没选好?如果没选好,我可以推荐。’我认为财政部推荐的租赁商比较可靠,而且是徐司长推荐的,我们以后也方便理顺关系。于是,我就按徐放鸣的推荐选中了中电租和美禾公司。”后来,由于税收政策的变化,农发行将整笔业务交给中电租的合资子公司瑞联公司。为解决贷款的事情,于大路再次找到徐放鸣。业务结束后,农发行支付了2000万元的手续费,徐放鸣的关系公司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拿走了700多万元。在检察机关供述到此处时,于大路不禁愤恨地说道:“老徐和韩冰太黑了。”经检察机关查证,1997年徐放鸣担任财政部金融司领导时,曾负责审批农发行一份报批租赁业务的报告,而农发行方面的负责人正是于大路。审批时,徐放鸣首先推荐中电租承接部分租赁业务,随后又将自己熟悉的诚奥达介绍给了中电租,作为租赁业务的中介公司。为此,徐放鸣4次收受诚奥达负责人韩冰给予其的109万余元人民币。现年47岁的徐放鸣是内蒙古赤峰人,1982年自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本科毕业后,直接分配进了财政部。从一名普通的科员,很快成为财政部综合司工资处处长。在人才济济的财政部,徐放鸣表现突出。徐放鸣受到赏识主要与其所学专业有关。徐放鸣是上海财经学院“文革”后复校初期第一批毕业生,当时全国范围都面临金融人才的断档现象,所以即使在财政部,徐放鸣这种专业金融类本科生已是相当抢手。正是因为他工作上的突出表现,1998年中央进行机构改革,财政部机构设置作了调整,其中一项就是成立金融司。在这次改革中,徐放鸣脱颖而出,由商贸司副司长调任金融司副司长,并在2000年转任司长,年仅42岁。在社交场合,徐放鸣一直非常低调谨慎。作为金融系统内的一名重要官员,他很少参加公开的研讨会。作为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在领导、同事和合作者眼里,他“干练、敏锐、熟悉业务、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徐放鸣是公认的学者型官员,出版过大量著作及论文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与农业政策》、《社会保障初论》等。同时,他拥有高级经济师的头衔,他还担任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但无疑的是,徐放鸣拥有巨大的权力。财政部内部人士则将金融司的职能概括成:对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有监有管有审批”。徐放鸣拥有的权力,与其学识一样令人羡慕,他一直是国内外银行家追逐和奉迎的对象。在中国,中央政府是管理各种国家银行、资产经营公司、国有发展银行及证券公司的“最大股东”,而徐放鸣所在的部门恰恰代表了政府在这方面的意志。根据工作分工,财政部金融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货币政策及其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研究工作;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组织实施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资本金权属界定和登记、统计、分析、评估;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转让、划转处置管理,监交国有资产收益;拟订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其执行;指导地方金融机构资产和财务监管工作等。徐放鸣晋职不久,即赶上农发行开始组建。农发行的固定资产和设备购置等事宜,由商贸金融司来决定。有人曾笑称,“行长要换辆车,也得徐放鸣批”。正是循着于大路提供的线索,围绕徐放鸣的调查展开了。2005年6月24日,徐放鸣因涉嫌受贿被执行刑事拘留。7月1日,检察院签发并下达了对徐放鸣的批捕令。按惯例,徐放鸣这类干部会经过“双规”程序,但徐放鸣由北京市检察机关直接采取强制手段。此后,经反贪部门的侦查,又经两次退侦,两次延长审查期限,检方终于在逮捕徐放鸣一年多后,对其提起公诉。检方指控,1997年至1998年,徐放鸣利用其先后担任财政部商贸金融司副司长、国债金融司副司长主管金融工作的职务便利为诚奥达公司的经营提供帮助,并收受该公司法人代表韩冰分4次给予的20万元人民币,10.8万美元的贿赂,折合后总计人民币109万余元。1999年至2000年,徐放鸣还收受他人贿赂12.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5万余元。2006年9月15日,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身着囚衣,被押上法庭。法院认定,徐放鸣在任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并受贿214万余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徐放鸣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慎重审理,鉴于徐放鸣的犯罪后果没有给国家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失,在侦查期间已经追缴部分受贿款项,在二审期间徐放鸣的亲属又积极代为退缴全部剩余受贿款项,且认罪态度较好等具体情节,可对其再予从轻处罚,依法予以改判。2006年11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受贿罪判处徐放鸣有期徒刑13年。金融高管落马的切肤之痛随着涉案人物相继受审和判决,农发行窝案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该案所反映出的问题并没有因司法惩处而终结。金融高管问题频发显然不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必然产物,但毋庸讳言,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中国金融业存在一些问题。金融高管出事,从表面上看是一个金融腐败问题,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放心让他们看管国家“钱袋子”?金融高管频频出事,暴露出我国金融界传统的人事任免机制存在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金融高管基本上不是由市场选择而是由组织任命的。因此这些高管更多的是对上级组织而不是对所在银行负责,这便造成个人权力过大,缺乏市场的有效约束监督。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规范和有效的用人机制是:在市场上选拔人才,以市场方式对待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银行业改革必须进行人事任免制度创新。金融高管落马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银行业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真正形成。中国的金融高管频频出事,不能抹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贪污受贿、弄虚作假,仍是当前我国金融界的弊病之一。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金融高管不能独善其身,腐败现象仍然存在滋生和蔓延的土壤。这里固然有中国银行业整体改革滞后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银行业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真正形成。只有竞争的市场,才能孕育出优质的商业银行和银行家。因此,必须改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银行业的激励约束机制,政府要以第一责任人的身份去积极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近年来,金融大案频频发生,银行高管接二连三落马,部分银行内部管理松弛、有章不循的混乱局面暴露无遗。2006年陆续宣判的农发行窝案、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受贿案,更让人们认识到金融犯罪之猖狂。根据北京检察机关的调查,近年“窝案”、“串案”主要发生区域指向金融、财政、交通、电信等行业。金融等行业“窝案”、“串案”多发为“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注脚。一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扎成堆”、“抱成团”,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利益均沾”、“互相掣肘”、“披着合法外衣”的手法使案件的查办越来越艰难。近年来,在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地毯式的排查中,一批金融案件浮出水面。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2006年11月披露,仅仅2006年1月到9月,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理涉案人员744人,有110人被取消高管任职资格。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高管犯罪行为大多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的几年,而这正是国有商业银行转型的关键阶段,国家开始赋予各商业银行运用信贷资金的充分权力,而与此相适应的监管体制和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却未完全到位。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金融大案,显示了中国银行业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案件特点。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国银行的高管与一些政府管理机构的官员无异,个人的绝对权力过大,产生寻租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计划经济时代银行按行政区域设置,国有银行带有很重的行政色彩,迄今银行的高管为“高官”已成常理,一些制度性因素在多次改革中并没有完全解决。最近,国务院在对农发行业务范围拓展申请的答复中,特别要求农发行必须首先搞好内部体制改革和管理。这是非常及时的,内部问题不解决,事后的惩罚只能是“屡惩屡犯”。目前,中国金融行业必须从体制上产生让金融家主动为国家着想的原动力。只有如此,才能为防止金融家群体的“塌方”寻找到一条出路。于大路的忏悔书我原来任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是2004年6月3日被中央纪委“双规”的,8月13日是因为涉嫌受贿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8月25日被检察院依法逮捕的,成为人民的罪人。小的时候,我也有过美好的童年和远大的理想与抱负。15岁就参加工作,是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珍宝岛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那个地方非常艰苦,6年务农我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1975年作为优秀知青被选送到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读书,我的父母均是教师,家庭可谓书香门第。从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银行工作,我当过出纳、会计、信贷员,当过县支行行长。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又较早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由于我熟悉银行会计业务、文笔还算可以,1989年被选调到农业银行总行会计部,以后给一位副行长当过三年专职秘书。可以说那一段时间是一路升迁,朝气蓬勃。女儿现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爱人也在银行工作,一家人十分幸福。往事不堪回首,在我仕途刚刚起步,事业辉煌、家庭幸福的时候,我却沦为阶下囚。人生惨痛的失败一夜之间造成的巨大反差,常使我暗自流泪,痛心疾首。岁月无情地流逝,而我的人格永远钉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对子女、对家庭、对我们一切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又有哪些深刻的教训呢?拜金欲念是我世界观蜕变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经商热潮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由于市场刚刚建立,市场规则尚不完善,不法官商相互勾结发不义之财的大有人在。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一切朝钱看的思想也在社会上泛滥起来。我觉得自己作为金融企业掌握财政部门的负责人,为党工作了近三十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经济也不厚实,心态因此失去平衡。日子长了,由以往愤恨官商变为羡慕官商。特别是见到有的领导为自己下海经商的子女铺垫,为所谓的朋友介绍生意,日子一下阔绰起来,真是眼热心烫。这使我对金钱的欲望迅速地强烈起来,从而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和蜕变。最终在金钱的诱惑下失去应有的拒腐防变能力,沦为人民的罪人。1998—2001年,我利用职权之便为他人经商提供方便,谋取利益,收受了数百万元巨额贿赂。在以后几年的日子里,我敛的钱是多了,而良心却黑了,守着不义之财不敢花,而每天过得提心吊胆,敛财越多,内心的罪恶感越重。当我见到别的贪官纷纷落马,就倍感“心忧魂惊、草木皆兵”。我的“金钱梦”现已破碎,这个结局的始作俑者就是我自私、虚荣的不平衡心理和错位的人生观。如今我身陷囹圄,让我重新描绘心中幸福,那就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一家团圆、无忧无虑,吃家常饭,睡安心觉,健康平安每一天,即使钱少了,也是幸福的。以权谋私是我蜕变的根本原因。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我渐渐地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结交的朋友整天吃喝玩乐、灯红酒绿。羡慕和追求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1998年总行租了一批设备,某些供货商得到利益后,为表示感谢,送钱给我。当我看到商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暴发户,觉得他们挣钱真容易,送给我这点钱对他们来讲可谓“九牛一毛”,我受之酬款也讲得过去。当我知道徐放鸣通过我介绍的一家公司做了农发行租赁业务,而徐的朋友从这家公司一次就拿走700多万元。不言而喻,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抓钱,我不捞点也白不捞。当这家公司的经理送我200多万元钱时,我就欣然笑纳。一连串的肮脏交易,暴露了我无耻的权钱交易和对金钱的贪婪。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与利益挂钩,就是对权力的亵渎,最终被权力所伤,甚至是致命的伤。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切不可放松学习,不管社会生活如何变化,切不可放松自律,交友一定要慎之又慎。侥幸心理是我敛财不计后果的动力。我的犯罪是从世界观蜕变,革命意志衰退开始的。当我第一次收受别人的贿赂时,思想也有过“收”还是“不收”的矛盾斗争,心里也在自问,这是犯罪吗?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可我偏要做否定。你帮我忙,我领你情,人与人之间往来谁人能免?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无非是为淡化内心深处的罪恶,为自己的犯罪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而核心则是侥幸心理。一个送钱,一个收钱,一无旁证,二无凭据,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风险何在?况且行贿与受贿在法律上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会送了钱之后又去告发自己犯了行贿罪呢?权钱交易的假象,行贿受贿的隐蔽性,确实不是一时一事就可以暴露的,侥幸心理在一定时间内得逞,其结果便是胆子越来越大,到后来受贿已不是什么侥幸心理,而是肆无忌惮,利令智昏,因而最终败露就毫不奇怪了。综上所述,我的人生悲剧和血的教训,再次警示人们,尤其是那些重权在握的领导干部,平时就要防微杜渐,洁身自好,慎重交友,淡泊名利,珍惜人生美好的幸福生活,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稳、走好。“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虽然我已年过半百,但我仍有信心,自觉学法守法,认真改造世界观,告别耻辱的昨天,珍惜难得的今天,迎接美好的明天,努力重塑健康的心灵。

在讲述张恩照的故事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这个成语叫“勿忘在莒”。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有一次齐桓公和宰相管仲、大夫鲍叔、宁戚四人一起喝酒,喝到高兴时,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给我祝酒?”鲍叔牙听了,就双手捧着杯站起来说:“希望您不要忘记流亡在莒国的时候,希望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成为阶下囚的日子,希望宁戚不要忘记在齐都城外放牛的时候。”齐桓公还没当上齐桓公之前,为避齐襄公之乱,逃居到莒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莒县,受尽了磨难;管仲为了公子纠曾被拘押在鲁国,吃尽了苦头;宁戚当初从卫国逃到齐国时,曾在车下喂牛,也是穷困潦倒。这三个时期,是三个人的人生中最艰苦、最难过、最困顿的时期。齐桓公继位之后,任命管仲、宁戚为重臣,三个人都有点骄傲情绪,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正直无私的鲍叔牙才借敬酒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了那些苦难。应该说,鲍叔牙的提醒是及时的、深刻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人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多回忆过去,进而珍惜现在,继续保持以前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忘自己的本色。这个典故出自《吕氏春秋直谏》,原文是这样的:齐桓公、管仲、鲍叔、宁戚相与饮酒酣,桓公谓鲍叔曰:何不起为寿?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在于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勿忘在莒,简单说就是“不忘本”。很多人知道张恩照的名字,并不是他接任王雪冰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而是他跟随王雪冰“前腐后继”倒下之后。也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这位省部级高官来自山东莒县。山东莒县,就是刚才成语中“勿忘在莒”的古莒国之地,地处民风淳朴的沂蒙山腹地,曾经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沂蒙老区。张恩照是沂蒙山区里走出来的高官之一,也是沂蒙子弟中在新中国级别最高的落马官员。根据司法机关提供的权威资料称,张恩照,男,60岁,194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山东省莒县,大专文化,原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行长,住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区某号楼某单元室,户籍所在地:上海市徐汇区某路某弄某公寓;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05年6月13日被羁押,同日被逮捕,羁押在公安部秦城监狱。2006年11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张恩照犯有期徒刑15年。一审判决后,张恩照没有上诉,但却提出了到上海服刑的请求。大上海,繁华的大上海,是沂蒙子弟张恩照的发迹之地。勿忘在莒,张恩照此时想起他的崛起之地,是不是有点晚了?上海故事,从城市平民拔地而起张恩照祖籍山东莒县,解放前全家迁到上海虹口区,张恩照的父亲是一位普通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张恩照的出身用现在时髦的词汇讲,确实很“草根”。长大后,张恩照考入上海著名的重点中学复兴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不错,然而高考时却没有考上大学。1963年,张恩照被招入上海建设银行做学徒。两年后,张恩照当上了拨款员。据有关报道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上海建设银行的业务基本停顿,但山西、山东等地的几个军工厂和钢铁厂一直没有停产,张恩照因为年轻没有家庭负担,被派出专门负责这几个地方的建设拨款。所以张恩照没有被卷入当时的“滚滚洪流”,也没有参与任何派系斗争,躲过了这场浩劫。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建设银行,但十年浩劫让建行内部的年轻人出现了断层,33岁的张恩照此时成了为数不多的中坚分子。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为了满足业务的人才需要,决定从社会上大量公开招聘人才,通过设立培训班使其速成。张恩照因为拨款业务熟练,又是高中生,成为培训班当仁不让的授课老师。凭借过硬的业务水平、和蔼可亲的平民性格,张恩照很快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加上张恩照骨子里山东人的直爽朴实,在学员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从1979年到1981年,培训班一共举办了3期,共培训了数百人,这3期学员后来成为上海建设银行的骨干力量,当然,这也与张恩照当上行长后的提拔是分不开的。即使后来在张恩照当上行长以后,他的这些学员私下也是以“老师”称呼他。后来,这3期学员被戏称为上海建设银行的“黄埔生”,而张恩照俨然成为类似于“蒋校长”那样的“核心”人物。毕竟,当年的“张老师”后来成了一方诸侯“张行长”。据有关媒体报道,张恩照对他的学生相当义气,在提拔、住房、甚至家属的调动和孩子的工作安排上,只要能帮他都要帮。1987年张恩照就任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后,对自己当年学生大力提拔和重用。尤其到1990年代中期后,上海的主要支行领导以及信贷、公司业务等重要部门,基本上都是张恩照“黄埔生”的天下,其中80多名当上处级干部。其实,张恩照不仅仅是个重情义的人,也是个勤奋好学的人。3期培训班结束后的1982年,张恩照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了2年,获得金融管理专业大专学历。在当时,大专应该是高学历了,风光程度并不比当下的研究生差多少。1984年张恩照从复旦大学进修后回到建设银行。此时,恰逢国家号召引入外资,鼓励成立合资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于1981年开始筹备中国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实际上和建设银行内部的投资业务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由于张恩照有实践经验,又有学历,他被委派负责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投资业务部的筹建,这个部门对外称“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分行”,张恩照的身份是副行长。由此,张恩照人生的第一次大跨越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行上海市分行的客户上海石化总厂准备上马三期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又等不到贷款的计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引进的设备遭受风吹雨打,一天天锈蚀老化。面对客户紧蹙的眉头,张恩照按照从教科书上所学筹资知识,冒着有可能失败的风险,大胆组织以花旗银行为首的国外银团贷款,由建行转贷给上海石化,并代理上海石化发行企业债券8亿元人民币。此举被当时上海的媒体誉为“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引进外资行动”,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被称之为“打破了中国银行界的封闭”,具有历史意义。世界银行对此发表评论称赞张恩照:“对方谈判代表虽然是一个新手,但精明能干,以高效率达成协定……”尽管张恩照为此“一心想着为客户排忧解难,没日没夜地干,结果把身体给累坏了”,但此举的成功不但让整个上海金融界对张恩照刮目相看,更引起了当时上海市领导层对其才干的关注。之后不久,张恩照成为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一年后担任行长。此时,张恩照的这个行长只不过是一个处级。但在他担任行长后不久,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升格到局级单位,张恩照也升任副局级。短短三年,张恩照完成了“连升三级”的仕途跨越。此时,张恩照刚满40岁。二度飞升,从上海滩到北京城张恩照出事之后,有些媒体评价张恩照“水平一般、酷爱双头鲍鱼和高尔夫”,甚至有的媒体把张恩照描述成一个“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人物,这实在是有点冤枉了张恩照,有点落井下石的意思。其实,张恩照在上海建设银行一直是以务实能干闻名。从才能上,张恩照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提出“一米线”、“微笑服务”、“谁砸我的牌子,我砸谁的饭碗”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等等10年后才兴起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恩照提出“封闭贷款法”,在信贷上强制改变国企依赖财政拨款,不按市场原则对待银行贷款的行为。在上海改变了建行的粗放经营,以盈利和效率为目标,全方位为客户服务。当时,张恩照领导下的上海分行的许多经验,不断在整个建设银行内部推广,他对建行改革所做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另外,张恩照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勤奋、踏实和创新精神,也得到了各级领导们的注意。1988年,上海市委托建设银行出面组织了一个以法国为首的6国银团,对上海市的重工业进行投资,因此张恩照多次得到了上海市领导的夸奖。另外,在张恩照主持建行上海分行的整个90年代,建行上海分行继续积极配合上海市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国企改革和城市建设,建行上海分行投入了巨大的资金。20世纪90年代初,住房商品化已成为上海房改的必然途径。在推出政策性公积金贷款的基础上,建行上海分行放出一笔11万元5年期的贷款,使其成为上海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吃螃蟹的第一人”。“建行模式”在外部形成了“滚雪球”效应,上海乃至全国各大商业银行视其为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业务的范本而争相拷贝。列举这些内容,并不是给贪官摆功评好,而是出于一种客观评价。即使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说张恩照是个尸位素餐的草包,那么,那些把张恩照推上领导岗位的机构和“慧眼识珠”的人,岂不是个个都是睁眼瞎?即使后来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在免除张恩照职务的决议中,最后还是给予了张恩照颇具人情味的一句评价:“对张恩照先生多年来对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发放贷款。“放贷”这个词我们大家都明白,毫无疑问的是,放贷的大权掌握在谁的手上,即使不放松对自身的要求,也会有很多单位和个人,通过各种方法给拥有放贷权的人“好处”的。据有关媒体报道称,张恩照的转变是从打网球开始的。1988年张恩照开始学习打网球,“几乎天天打一个小时的球。打完球张还习惯洗桑拿,然后吃饭。基本上陪同他的就是固定的十几个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生。”但是,很多弟子也给张恩照带来了麻烦,尤其是通过张恩照的弟子跑贷款,几乎是百发百中。只要他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贷款就放出去了。门生圈子在张恩照的庇护下做出越来越多的肆无忌惮之举,他们甚至在帮助张恩照挖着一个越来越大的“陷阱”。到1997年3月终于爆发了事端,建行上海分行徐汇支行行长周道春携款7000万出逃海外。而周道春正是张恩照力排众议提拔上来的。此案虽然最后没有动摇张恩照的行长位置,但随后一系列针对上海建行的调查,对他打击还是很大。以张恩照的各种政绩,他却在建行上海分行行长这个位置上连续干了13年,直到50多岁才干到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的位置上,也不过是个正厅级。如果不是王雪冰落马,也许张恩照会在厅级的位置上退休,也许我们就看不到今天的“贪官张恩照”了。命运毕竟又一次眷顾了张恩照。1999年10月,张恩照离开他发迹的上海滩,调到北京总行出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2000年2月,张恩照成为常务副行长和党委副书记,做了“中国最优雅的金融家”王雪冰的副手。张恩照的“忠厚”和“实干”再次给他带来了机遇,2002年1月,张恩照接替被免职的王雪冰接任建行行长,走到了人生的巅峰。这种辉煌后来尽管被许多人认为是摇摇欲坠的,但从一介平民飞升到国家省部级干部,自有张恩照的努力和勤奋。很大程度上,张恩照当上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行长,已经在他自己的王国里拥有了绝对权力。而不被约束的绝对权力,对一个自身约束力差一点的官员来说,往往是一个看不见的陷阱。像张恩照这样要么坐着火箭连升三级,要么在一个职务上一干就是十几年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心态非常容易在过快的速度中失重,或者在过慢的煎熬中失衡,他们往往在寻找着不同的机会,获得权力或者金钱,却往往不知道陷阱在什么地方等着他们。2002年初,执掌建行的张恩照开始了一段艰辛的改革过程。然而,张恩照凭着其卓越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在建行内部,流传着“冰雪消融,恩照大地”的说法,暗示着两任建行领导在员工心中的地位。2004年是张恩照最辉煌的一年,当年建行资产总额近3.8万亿元。2004年7月,在《银行家》杂志评选的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中,建行名列第21位,在中国上榜银行中排名第一。与之同时,凭借其卓越的成绩,张恩照被CCTV“经济半小时”栏目评为2004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当年,张恩照对中国建设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试点,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正是这样一个成绩斐然、功成名就的优秀人物,却在人们的惊愕之中翻身落马。而张恩照的落马,是因为他错误地在三个“不等式”算术题上,划了等号。第一个不等式,2亿元等于70.69万元为了不至于因为讲述中添加更多个人色彩,对张恩照犯罪的界定,首先以法院的判决书为准。在法院判决之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张恩照三宗罪,这三宗罪有一个共同的罪名:受贿。当然,法院最终也认定了这三宗罪。张恩照的第一宗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是这样认定的: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恩照于2000年10月至2003年初,先后利用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行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海缘山公司及北京益寿坊公司投资人杨震寰的请托,分别为北京中华民族园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1.2亿元、北京海缘山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8000万元以及北京益寿坊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4970万元等事宜提供了帮助。为此,张恩照于2001年5月至2004年春节期间,先后11次收受杨震寰给予的港币5万元(折合人民币5.3万余元)、美元7.9万元(折合人民币65.39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70.69万余元。判决书上的文字也许是枯燥的,但事实却非常简单。杨震寰投资的公司租用了北京中华民族园的房子,为了缓缴中华民族园的房租,2000年底,杨震寰趁中华民族园公司二期工程建设需要资金的机会,找到了中华民族园的董事长谈条件。杨震寰承诺能够通过张恩照的关系办理贷款审批手续,但要缓交拖欠中华民族园的部分房屋租金。双方达成协议后,经过杨震寰牵线搭桥,中华民族园董事长与张恩照见面,之后建行北京朝阳支行向北京中华民族园公司发放了贷款人民币1.2亿元。当然,除了给中华民族园贷款,杨震寰也是要贷款用的。2003年初,杨震寰经营的北京海缘山公司及北京益寿坊公司分别向原建行北京朝阳支行提出贷款申请,但是,经过银行审查,这两家企业因经营不善,贷款资信度较差,贷款申请未获批准。于是杨震寰找到了张恩照,后在张恩照的直接干预下,同年8月间,建行北京朝阳支行向北京海缘山公司发放新增贷款人民币3010万元,并先后为两家企业办理了共计人民币9960万元到期贷款的转贷手续。这些贷款的最终结果是,截至2006年5月,北京中华民族园公司已归还贷款人民币6700万元,贷款余额人民币5300万元。而杨震寰的贷款抵押物均为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部分房产,这些贷款均被评定为次级类不良贷款。2001年5月3日,张恩照在上海波特曼酒店餐厅收受杨震寰给予的3000美元,这是检察机关认定的张恩照受贿的开始。放出去2亿多元的贷款,张恩照得到的好处是11次收受杨震寰的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0.69万余元。2亿元等于70.69万元,不知道张恩照的这笔账是怎么算的。第二个不等式,6.5亿元等于80.95万元张恩照的第二宗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是这样认定的: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恩照于2002年7月至2004年6月间,利用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职务便利,接受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及重庆长丰通信公司董事长覃辉的请托,分别为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6亿元、解除未到期贷款抵押担保以及为重庆长丰通信公司所属的成都长丰通信公司向原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第三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等事宜提供了帮助。为此,张恩照于2002年5月至2005年初,先后5次直接或通过张俭、张纪纲收受覃辉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港币20万元(折合人民币21.29万余元)、美元6万元(折合人民币49.66万余元),共计折合人民币80.95万余元。覃辉的名字,远远不如以奢靡闻名北京乃至全国的夜总会“天上人间”著名,而“天上人间”的老板就是这个覃辉。至于关于覃辉的其他资料,在网络上各种说法都有,我们且不去以讹传讹,还是以法院判决中“证人覃辉”的证言证明为准,原文如下:2002年7、8月间,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原中国建设银行申请贷款,覃辉请求张恩照给予帮助,并多次为缩短贷款审批时间向张恩照提出请托,同年11月,在张恩照的关照下,星美传媒有限公司获得人民币6亿元的贷款额度。2004年4、5月间,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提出解除部分贷款抵押物抵押权的请求,并请张恩照出面与该行相关人员沟通解决。2004年6月间,重庆长丰通信公司所属成都长丰通信公司在原建行成都市第三支行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到期,为办理该项贷款的转贷手续,覃辉向张恩照提出请求并在其安排下与原建行四川省分行行长赵某见面后,办理了人民币5000万元的转贷手续。为表示感谢并希望其所经营的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得到张恩照的帮助,他于2002年5月至2005年初,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孙某、张某等人给予张恩照人民币10万元、港币20万元、美元6万元。这些情况用通俗一点的话语讲起来就很明白了。2004年4月,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提出解除部分抵押物权用以公司资产重组,但建设银行认为解除贷款抵押物权会引起信贷风险而没有同意,之后覃辉通过张恩照过问此事。在张恩照介绍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到中国建设银行业务部办理贷款业务时,为了使星美传媒公司顺利通过银行信贷审查,建行总行业务部负责人特意安排业务部副总经理以经营主责任人的身份参加信贷审批会议,而依业务部副总经理职责,他仅需对贷款额度达人民币10亿元以上的信贷业务负责。而在对星美传媒公司进行信贷评估时,由于张恩照的多次催办,有关部门没有对星美传媒有限公司的资信情况认真核实,仅凭星美传媒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等资料形成了客户信贷评估报告,并提交信贷审批会审批。事实上,2002年8月,建设银行有关人员在对星美传媒有限公司信贷调查中,发现该公司资产规模小,申请授信额度不高,但却被告知张恩照很关注对该公司的贷款审查,并催促他们尽快完成信贷调查,所以,他们根据星美传媒有限公司的介绍及提供的资料最终形成了客户评价报告。至于四川的那5000万元,实在是个小数目,覃辉只是想解除部分贷款抵押物的抵押权,达到“借新还旧”的目的。张恩照就让秘书安排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赵某某与覃辉见面。2004年6月,覃辉的成都长丰通信公司办理了人民币5000万元的贷款。可以确认的是,星美传媒有限公司人民币6亿元的贷款,2006年2月已经全部到期,截至2006年6月,星美传媒公司贷款余额为人民币3.45亿余元,欠息人民币3388万余元。而成都那笔“借新还旧”的转贷手续,也只是由担保方偿还贷款1000万元,余款4000万元至今没有偿还。在这两笔共计6.5亿元的贷款中,张恩照得到的回报是,他的岳父在上海住院治疗时,覃辉委托人交给张恩照的妻子人民币10万元。而张恩照的儿子在2005年春节前,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收到了转给他的2万美元。这次送钱的理由是,覃辉曾给张恩照推荐过一支股票,但张恩照的儿子买来后,股票没涨反而赔了。覃辉知道后对张恩照的儿子说:“你股票赔了二十多万,没事,赔了算我的。过年了,这是给你的零花钱。”随后,他把事先准备好的2万美元交给了张恩照的儿子。80万元与6.5亿元的悬殊,这个账谁都能算清楚。可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却心照不宣地算糊涂了,而且又画上了一个等号。第三个不等式,行长面子等于267.66万元张恩照的第三宗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是这样认定的: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恩照于2002年至2004年底,先后利用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建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香港衡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邹建华的请托,为帮助邹建华获取利益,违反本行外事活动的工作原则和程序,多次会见与原中国建设银行、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有业务关系的国际商业机器服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我们所熟悉的“IBM”)及安迅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并向所属部门推荐香港日立公司作为建行股份有限公司灾备系统磁盘设备供应商。为此,张恩照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7月间,直接或通过张纪纲收受邹建华给予的“缇法旎”牌手表1对(价值人民币1.9万元)、按摩椅1台(价值人民币1.36万元)和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25弄6号701室房屋1套(价值人民币264.4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267.66万元。案发前,张恩照为掩盖犯罪事实,于2005年3月间,通过张纪纲向邹建华支付港币150万元。张恩照的第三个不等式说穿了就是用他自己的面子而不是贷款换来的。据媒体报道,邹建华是张恩照早年的邻居,现年47岁,技校毕业后当过电视机厂的工人,后来下海做生意,曾在海外闯荡,邹建华后在香港成立香港衡创科技有限公司。拥有香港身份的老板邹建华为提高自己在信息技术行业内的知名度,并从中获取巨额报酬,经邹建华安排,张恩照违反外事纪律,与中国建设银行有业务合作关系的国际商业机器服务有限公司、安迅公司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面。2004年底,邹建华得知中国建设银行需购进磁盘存储设备后,立即向张恩照推荐了香港日立公司作为设备供应商。虽然最终因香港日立公司的设备存在技术风险而未能中标,但张恩照已经给足了邹建华面子。而且,在这次中介活动中,邹建华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内增加了来自这两个公司划给的22.5万美元“服务费”。为表示对张恩照的感谢,并希望继续得到张恩照的帮助,邹建华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7月间,先后给予张恩照“缇法旎”牌手表1对、按摩椅1台及位于上海市吴兴路中汇花园住房1套。2004年3月,张恩照的儿子准备结婚,要在上海买房子。一天,邹建华与张恩照一家人吃饭时,提出他在徐汇区吴兴路中汇花园有一套房子,可以给张恩照的儿子结婚用。张家三口人看了房子,张恩照的爱人认为房子旧、光线暗,不满意;张恩照的儿子认为可以装修。张恩照的爱人说,用就得过户,不然,名不正言不顺。张恩照当时理解爱人说的过户就是不付钱过户,他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他以前听说过,有人因老婆、孩子收了别人送的房子而犯罪的事,如果这套房子办了过户,就是犯罪了。张恩照当时表示,这样办过户是要出问题的。后来,张恩照的儿子提出可以买,爱人坚持要办过户,张恩照就没再反对。2004年6月30日,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房屋价款为人民币150万元,随后办理了过户手续,将房产转移至张恩照儿子的名下。直到2004年3月9日,邹建华因一起涉外诉讼案件被起诉后,张恩照怕这事给自己找麻烦,才让儿子向邹建华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内汇入“购房款”港币150万元。这是张恩照被“双规”的前一天。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因为张恩照也被牵扯进了这起“涉外诉讼案件”。勿忘在莒,谁来提醒张恩照2004年12月9日,这个日子对张恩照来说,是个改变他一生的日子。这天,美国的一家公司把他告到了美国的法院,告他违反了美国1977年《海外腐败行为法》,收受了竞争对手的100万美元,而且还接受竞争对手的邀请,到世界上最豪华的高尔夫球场之一加州卵石滩度假。为证实此事,这家美国公司还把张恩照徜徉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形象偷拍了下来。据状告张恩照的诉状称,2002年5月,张恩照受AIS邀请前往加州卵石滩。正是在这次加州高尔夫之旅中,张恩照与当时陪同的AIS国际部总裁吉姆威尔逊共同商定,签署了建行与AIS之间的新合同。作为回报,AIS向张本人支付了100万美元。与此同时,AIS每月还将支付邹建华3500美元“咨询费”。加州卵石滩是美国最昂贵的高尔夫球场,美国司法曾经有过先例,请政府官员到加州卵石滩打高尔夫球会被判定贿赂。张恩照在美国受贿的传闻不胫而走。其实,那100万美元的贿金本身就是为击垮对手由美国的资本家杜撰的谎言,实际上和张恩照毫无关系。但张恩照还是在2005年3月10日晚被“双规”,之后,张恩照主动交代了他在国内收受他人贿赂的罪行。随即,张恩照涉嫌受贿被逮捕。2006年11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张恩照有期徒刑15年,直至上诉期满,张恩照仍没有上诉,这意味着60岁的张恩照将正式开始他长达15年的牢狱生涯。法院的量刑是罚当其罪,张恩照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很平静。但凡贪官,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在其大权在握,风光无限的时候,必定贪欲膨胀,陷入权力寻租的深潭,直到受到法律的严惩时,才终于肯低眉垂首,静思己过,甚至还会冠冕堂皇地说一声“对不起党的培养”。也许“党”没有提醒张恩照“勿忘在莒”这四个字,但是,“党”从他记事起就让他“为人民服务”、教育过他牢记“三个代表”的宗旨,张恩照怎么就忘了呢?人们对于贪官深恶痛绝,他们贪赃枉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而的宗旨,金融腐败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又是最为巨大的。权钱交易给金融这一国民经济的“血脉”造成动辄数以亿计的“梗阻”,不仅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并最终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可以想见的是,行贿者在行贿的同时无不在进行着精细的成本计算,他们在为贪官们付出成本之后,无疑是要获得相比其贿赂支出成倍的回报。于是,建设银行在张恩照个人中饱私囊之后,也为此付出了近10亿元包括不良贷款在内的沉重代价,而这种代价又不单是资金窟窿本身的问题,同时更带来了银行信用危机、金融改革受挫等等一系列后续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张恩照不必存有怜悯之心,甚至痛打落水狗也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张恩照落马的消息,如同风暴一般袭击了金融圈。这种震动绝不亚于他的前任王雪冰落马。随着近年来金融界高官的相继落马,张恩照的个人命运,似乎也能为一部分金融腐败官员的道路提供一个注脚。金融界的深刻变革和张恩照本人的能力,造就了他这个从城市平民拔地而起的典型,但造化终究又让他以上海为起点走向穷途。张恩照任建行上海分行行长时的一位亲密同事称,张恩照在钱上不是个贪心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一贯很谨慎,决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丑陋”。张恩照是一个“老实人”,最终还是陷落于一个“贪”字上。严惩贪官在于警戒来者,警戒来者也就是治病救人,从这个角度讲,张恩照仍旧可以说是现今尚未得到净化的金融腐败环境的受害者,依然令人扼腕痛惜。我们为锒铛入狱的张恩照惋惜、感慨什么呢?张恩照的行为实际已经成为银行界的潜规则——发放贷款拿回扣、引进设备吃回扣、低价处理不良资产变相化公为私等。多年以来,这样做已经在银行界形成“惯例”。我们也许会这样认为,现在在高位上要做到廉洁清明,完全取决于高度自律。问题是高度自律在缺乏制度严格约束的环境里异常困难。现在的很多行业中,只要有点权,哪怕是很小的权,很多人都可以拿来以权谋私。仅仅在银行系统,小到信贷员,大到行长,给人的印象都很富,但其中许多富的来源我们却不甚清楚,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尤其贷款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客户为了得到贷款大肆行贿,当徇私舞弊成风的时候,贪污受贿是“正常”的,反之却是不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无人举报举证,大家可以平安无事地中饱私囊。于是,大到部级高官张行长,小到刚刚参加工作的信贷员,都会普遍产生侥幸心理,在利益诱惑的面前难以抵挡甚至根本不愿意抵挡。一般的信贷员尚且如此,世界排名21位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似乎也难以摆脱金钱的诱惑了。张恩照从1964年12月进入建行到2005年3月被“双规”,工作了整整40年。这40年里,他从学徒干起,一直干到了建行统帅人物。这40年里,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从早年从平民中崛起,到晚年提着球杆徜徉在大洋彼岸的高尔夫球场,再到中国的秦城监狱。像他的前任王雪冰,最终没能把这40年赢得的荣光带进暮年。在当领导的这些年中,有人提醒张恩照了吗?或者已经有人提醒过了,但张恩照却没有听进去。人民币419.3万元,这是张恩照收受财物共计折合总数。这个数字对于张恩照这样掌管着3.8万亿元的银行家而言,只能算个零头,但是,他却倒在这“蝇头小利”上。案发后,涉案的所有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如此说来,贪官张恩照太不值得。难怪张恩照被“双规”之后,天天念叨着几乎相同的一句话:我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其实,张恩照对不起的何止是党、国家和人民,他真正对不起的,是他从“草根”变成“大树”的艰苦过程,对不起的是他脚下的土地。他的出生地山东莒县,就是那个“勿忘在莒”的莒县。

失落的副市长,老宅新语。失落的副市长,老宅新语。失落的副市长,老宅新语。失落的副市长,老宅新语。失落的副市长,老宅新语。失落的副市长,老宅新语。失落的副市长,老宅新语。失落的副市长,老宅新语。失落的副市长,老宅新语。今天很意外,意外地接到了市委秘书长孙诚的电话,更叫我意外的是,秘书长约我回大院66栋面谈。“66”这个数字吉利,在诺大的市府大院里住进这个单元的一般都是要害部门,就跟市长们排位一样,住宅楼也讲究个牌号的。宅楼牌号越小抑或带上“6”、“8”数字,那肯定都是“VIP”待遇,跟车牌号保持一致。我老爹和孙秘书长的父亲都曾是纪检监察干部,所以,我俩的成长岁月是从“66”栋的楼梯爬起的,只不过现在早配有电梯了,因为那里头只剩下退了休的老干们了,岁月染白了头发,再迈不动昔日里“四方步”式的官方腿脚了。孙诚的父亲和我老爹都已退休,在市监察局正副局长位置上搭档过好几载,自然也得罪过大院里不少权贵,由此在反贪战线上结下了难得的战友情,难兄难弟,同舟共济。孙局长大我老爹几岁,在他退休那年,经他向组织力荐,我那刚正不阿,从不会溜须拍马的老爹终于给扶正了。我老爹时常念叨那时候的官场比较正气,考察干部基本能做到“能者上”,就算你得罪了一方权势,组织上也能慧眼识真,不拘一格提拔使用。不像现如今,实权人物一手遮天,能把“直升机”给摁到地面上。尽管老爹接了孙局长的班,但监察局长兼任的只是纪委副书记,非仕途颠峰,这是老爷子的憾事。在跟我唠叨他自己走过的仕途之径时,他常抱怨说,我们那代人都是白手起家,不像你们这帮大院后生吃得是现成饭,孙诚除外。孙诚虽说也是大院里的“二代产品”,但人家起步是从大学开始的,大一就入党,大二便成了校会主席,这样的优等生在统筹分配的年代里属于“又红又砖”的人才,步入仕途起点高。也就是说,孙家小子入得仕途门槛时靠的是真材实料,至于后来如何架设云梯攀高峰就另当别论了。一老宅新语今天很意外,意外地接到了市委秘书长孙诚的电话,更叫我意外的是,秘书长约我回大院66栋面谈。“66”这个数字吉利,在诺大的市府大院里住进这个单元的一般都是要害部门,就跟市长们排位一样,住宅楼也讲究个牌号的。宅楼牌号越小抑或带上“6”、“8”数字,那肯定都是“VIP”待遇,跟车牌号保持一致。我老爹和孙秘书长的父亲都曾是纪检监察干部,所以,我俩的成长岁月是从“66”栋的楼梯爬起的,只不过现在早配有电梯了,因为那里头只剩下退了休的老干们了,岁月染白了头发,再迈不动昔日里“四方步”式的官方腿脚了。孙诚的父亲和我老爹都已退休,在市监察局正副局长位置上搭档过好几载,自然也得罪过大院里不少权贵,由此在反贪战线上结下了难得的战友情,难兄难弟,同舟共济。孙局长大我老爹几岁,在他退休那年,经他向组织力荐,我那刚正不阿,从不会溜须拍马的老爹终于给扶正了。我老爹时常念叨那时候的官场比较正气,考察干部基本能做到“能者上”,就算你得罪了一方权势,组织上也能慧眼识真,不拘一格提拔使用。不像现如今,实权人物一手遮天,能把“直升机”给摁到地面上。尽管老爹接了孙局长的班,但监察局长兼任的只是纪委副书记,非仕途颠峰,这是老爷子的憾事。在跟我唠叨他自己走过的仕途之径时,他常抱怨说,我们那代人都是白手起家,不像你们这帮大院后生吃得是现成饭,孙诚除外。孙诚虽说也是大院里的“二代产品”,但人家起步是从大学开始的,大一就入党,大二便成了校会主席,这样的优等生在统筹分配的年代里属于“又红又砖”的人才,步入仕途起点高。也就是说,孙家小子入得仕途门槛时靠的是真材实料,至于后来如何架设云梯攀高峰就另当别论了。老爹这人跟前任孙局长都是一个德行,比较讲究原则,符合两袖清风的干部标准,惟一捞到的好处是在六楼分到了一套住房,而且是跟孙家成了左邻右舍。六楼可是副厅干以上才有资格攀登的,福利分房的年代,大院里的人随着级别调整,住房也连同搬迁。搬进66栋那会儿,老爹只是个副处干,在孙局长的关照下搬进了6楼三室一厅,90多平方,在那时候算得上豪宅了。退休后,两家老人都快融合成一家人了,经常一起做饭吃,吃完饭两对老伴儿刚好凑上一桌麻将,晚年生活倒也自在。我家就我一个独子,而孙家完全响应毛主席号召:人多力量大!四女一男,孙局长完全可充当超生游击队大队长了,好在那个年代没碰上计划生育。孙局长为此经常拿我老爹开涮说:还是老单政治觉悟高,提前响应了党的号召。孙家那时候子女多,再加上一对老人,真是人满为患,90多平方的豪宅好似被压缩,不够放床了。所以,孙家老三孙诚自小就在单家跟我同床共枕,这可能是每到更换房子时,孙局长都要想方设法关照一下单老弟的原由,越级让单老弟成为自己的近邻,好方便安插自己家的老三住进去。这是两位战友在肃反战线上惟一徇私的地方。我从中得到的好处是,孙诚,这个长我四岁的大院里的“孩子王”经常向那些喽罗们宣导:黄毛就是我亲弟弟,你们谁敢欺负他,我的弹弓可不长眼的……孙诚小时候在大院里是名副其实的“王中王”,吾辈小“孩子王”到了他跟前也成小喽罗兵了。大院里的孩子跟官场里的家长一样,时刻战斗着,而且跟家长时常达成一种默契,组成另类的统一战线。交战各方在焦灼状态难分输赢时,往往要请出“孙大王”来主持公道,颇有江湖大佬的味道,“孙大王”就是他在大院里的江湖雅号。其实从身体素质上看,“孙大王”根本不具备王者风范,个头一般不说,身材也瘦小,因为他老爹高度近视可能遗传到了他的眼睛上,没上学鼻梁上就架上了近视眼镜。人小鬼大,“孙大王”归属此列,自小就有领导者潜质,不光在大院里,在学校由小学到大学都是学生干部。这人从小就滑头,别瞧着在孩子中称王称霸的,到了大人跟前又显得十分乖巧,在学校每年都拿“三好生”。所以,孙诚自始至终都是大院家长在孩子们面前树立的楷模形象。包括我老爹,从小就拿孙诚跟我比较,恨不得将我打造成孙诚“二世”。我和孙诚自小也是一种兄弟情,只不过跟父辈相比,我俩的兄弟情在孙诚上中学寄宿学校后便折断了。自此,那种童真般的兄弟情谊随着岁月的沉淀,逐渐被沙砾埋葬了。现如今,尽管在大会小会上低头不见抬头见,但彼此间的客套都是带着官方色彩的,市委秘书长跟市府综合处长的距离已无法用孩童时同床共枕来测算的。虽说我仍旧留守在大院里居住,父母对我回归老宅颇为有些意外,也难怪,平常也都是逢年过节或是老人身体有恙才回到老宅尽孝的。“有事?”老爹是个严父形象,自小到大摆到我面前的都是一副“监察”酷脸,审视的表情始终停留在我飞脚将球踢到了人家窗户玻璃上的顽劣年代。“没事。”父子俩向来是沉默少语。“不对,孙诚也回来了,刚才还在我们家坐了会。就算大过年的,也没见你俩步调这么一致。”老爹尽管退了休,“监察”的嗅觉还是相当敏锐的。“巧合吧。”这时候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是母亲接的,只听她大声说:“志向刚进门,好啊,你过来吧。”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眼前这个斯文的戴着高度镜片的中年男子在孩童年代里凭借什么手腕将那些市长、局长家的阔少们修理得伏伏帖帖,拜他为“王中王”。身高不过米7,白净的瘦长脸,过去瘦小的身影依稀可见,实难将“秘书长”的大帽子扣到他的小脑门上。“回来了。”秘书长冲我淡然一笑。“恩,孙秘书长。”时刻保持着官方距离。“孙诚,坐下说话。”父亲依旧是倚老卖老,直呼秘书长的大名。“单叔,我想跟志向单独聊几句。”孙诚给父亲递上烟说道。“好好,难得见你们兄弟俩交心一回。孙诚呀,我知道你公务很繁忙,可这小子别瞧着40岁的人了,政治觉悟其实还很稚嫩,有空时你还得给我多教化他。单叔我是恨铁不成钢!”父亲瞪了我一眼和母亲去了隔壁孙家。“志向,坐下说话。”见我一直站着,孙诚把这当自家屋来招呼我。在他面前,我自小就养成了一种奇怪的敬畏感,更别说现在是市委领导了。“在二处有两年了吧?”他问。这话叫我有些难为情,因为自己当初能从司法局副局长的位置升迁到市府办公厅,完全是他秘书长的栽培,直到今天我也没当面说句“谢”字,好象是他孙秘书长该做的分内之事,真把自己当成他亲弟弟了。“再过一个月就满两年了,谢谢秘书长。”两年后的感谢之辞确实有些言不由衷。孙诚摆了摆手说:“志向,在家就别这么客套,真把我当外人了?多少年没叫我诚哥了?”他今天确实有些反常,好象有些忆苦思甜的味道,起身径直进了客厅左首的房间,招手让我跟了进去。“瞧,这双层木板床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哎,志向,我在你们家住了几年?”他坐到那木板床上,抬头问道。我摇摇头。“好象是从8岁开始的,那时候8岁才让上小学的,我上一年级领回的新书还是你爸用报纸给我包上的,你当晚就给我撕破了,我好象还煽了你一耳光。对了,那时候咱两家住在22栋……”秘书长的记忆很清晰,清晰到我幼小脸蛋上的红掌印。“好象有这么一回事。”我坐在一旁给他点上烟。“时光如梭啊,瞧瞧我,都开始谢顶了。”秘书长自嘲一声。童趣似乎拉进我们非官方距离,我也终于回避了官谓,叫上了过去的尊称。“诚哥,你上中学寄宿后,那帮小子活像是受压农奴翻身得了解放,扬眉吐气,我脑袋上没少挨黑砖,你这个‘孙大王’拍拍屁股走人了,我倒成垫背的。这不就是高压政策下的反叛吗?”“哈哈哈!几十年过去了你才向我伸冤,可真是有耐力啊,志向。”“不是我有耐力,是诚哥你不给我机会,有冤难伸哪。”很少见到秘书长这张灿烂的笑脸,我也不再拘谨,也就贫上了。“怨我啊,上学忙于学业,工作后就再没清闲过,从省委办公厅小文书做起,这一路马不停蹄的,咱兄弟俩快成陌生人了。”听到这里,我又变得拘谨起来,因为他比作的“陌生人”一点也没夸张。平常遇见孙秘书长,我跟其他小官僚们没什么两样,诚惶诚恐的,敬畏秘书长不苟言笑的官威。见气氛有些僵硬,他开口笑道:“我哩,就快离开市委了,相信这次没人会朝你志向的脑后敲砖头的。”“离开?”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秘书长的位置坐满一届了,我可能要上省政府。”“好事啊,诚哥,什么职务?”我有些兴奋地问。他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话锋一转问:“听说小雨进了二处后跟你发生过不少摩擦?”

阳谷的早晨是万花绽放的景象,沿街的紫荆花瓣随风散落满地,发出阵阵馥郁的清香,只可惜车水马龙间一路喷射的尾气让自然美景涂上了灰色。这两天因为童秘书的驾临,我也跟着风光,冉众的司机先要开车接我,然后才上东城华侨村那边接副市长。东城区是阳谷市中心,冉众的发迹地,曾经的一区之长,在这片黄金打造的土地上拥有华侨村里豪华别墅是不足为怪的。我在综合二处处长的位置坐了这么久,尽管专向服务于冉众,但却没机会踏进他宝宅半步,更别说专车接送了。童秘书的造访给了我机会,一连两个早晨都是奥迪接送,让我目睹了冉家宅院的气派,虽说没进得院门,也为豪门而唏嘘不已。司法机关向来对政府部门远而近之,从表象上看他们似乎对人大常委会更为尊重,因为人大是权力机关,握有监督和任命权。当然也得罪不起政府机关的,特别涉及到地方财政这一块,想要更多的财政支持就得低头当孙子,所以,对主管财政的副市长才会另眼相待的,至于主管政法的副市长就另当别论了。从他们专业角度看,政府部门也插上司法一杠子完全是画蛇添足,能管好自身的行政执法部门就算自扫门前雪了,别老让城管、城建、环保类的部门跑到法院的门槛当被告,糟践了法字面前的洁白雪地。司法门前的雪地是容不得别人插手动扫帚的,所以,市政法委副书记萧剑牵头联动的司法碰头会属于家庭内部会议,冉副市长这个外人没被通知到场。冉众刚一上车,就开始撒气。“志向,姓萧的未免太目中无人了,才上政法委几天啊,任书记在家时也不能这样待见我,就因为我要退居二线吗?人代会不是还没召开吗?”“怎么了?冉市长。”我明知故问。“童秘书来阳谷的那天晚上,他牵头公检法三家开了碰头会,事前有没有通知你?”“没有呀,发生了什么事,又有人聚众闹事?”“还不是因为那个童秘书?我估摸着童秘书这回是大有来头的,看把他们三家紧张的。”我心想,政法委让你冉副市长出面接待首长秘书已是给足老面子,若不是碰上政法委书记任迟邦在中央党校学习,你冉副市长能有机会跟首长秘书直接握手对话吗?“冉市长,这童秘书虽说是负责跑外勤联络的,可在这时候来阳谷恐怕不只是为首长南巡做准备而来,咱市府也不能掉以轻心啊,特别是信访工作,您看要不要给驻京办打个电话问问,两会前可是敏感期。”“唔,你说得有些道理,回头你向驻京办打听下。过完这阵子我可就要向人大报到了,只想平稳交接呀。”冉众点点胖脑壳,随后又问:“今天都有些什么安排?阳谷大厦就不去讨热闹了,让姓萧的自己去张罗。”“先要上信访局,市长接待日今天轮到您了,时间是一个半钟头;然后上司法局参加全市普法检查工作阶段性汇报会。下午本来是安排上阳谷大厦的,童秘书昨天说过要上看守所看看,您真就不去了?”冉众听后忽然“嘿嘿”笑了两声,立马改变了主意说:“好,你不提醒我都忘了,咱也上看守所瞧瞧。下午计划不变,就去阳谷大厦。”话音未落,政法委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请冉副市长下午两点到阳谷大厦六楼会议室开会。接完电话我跟冉众转述了一遍,他嗡声自语道:“又要开会?事先不是说好安排童秘书上看守所吗?”信访其实才是冉众主管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有事没事的,他都爱往信访局转悠。“两会”就要在春风里拉开序幕,每年这时候自然是“维稳”的关键期,作为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市长不敢麻痹大意的。虽然实行市长接待日已经多年,但真正做到风雨无阻光顾信访局的只有他冉副市长了,其他市长大都是“替身演员”接待,秘书担当,碰上电视台要捕捉亲民镜头时,替身才换成真正的主角上台。现在的信访局长是位“老信访”,属于承上启下的信访干部。刚50出头,便早生华发了,他经常跟冉副市长诉苦说,自从干了信访,自己就是两头受气的命,上面的领导压制,下面百姓抵制。冉副市长总拍拍这位老信访的肩膀劝慰说:谁也替代不了你的位置,再坚持两年,到时候也上人大那头去享清福吧。今天冉副市长好象有点心不在焉,在接待室里听觉不太灵敏,坐在他办公台前的那位老奶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你们当父母官的要给我孤老婆子做主啊,他们拆了我的祖房,又叫我掏钱买他们的安置房,说是补差价,二十万哪,这不是叫我老婆子住进坟茔一死百了吗?”“死?是谁要逼死你老人家,眼里还有人民群众利益吗?志向,给我记下开发商的名字,回头让开发商尽快拿出安置方案来!”冉副市长终于回过神来,嘴巴一张就安抚了老奶奶一颗伤透了的心。“谢谢市长,谢谢政府。”老奶奶满脸笑纹,在市长大人温情的搀扶下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出了接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