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解密中国大案2006

如果贪污腐败有规律可循的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反腐败“铁律”。尽管以制约权力为己任的《行政许可法》在中国已经颁布实施,但只要行政许可的程序没有公开化、规范化,手里掌控着行政审批大权的部委司局长们就一再上演着“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故事。郝和平担任司长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在全国医疗器械行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如此强势权力之下,有多位主管官员在2006年国家反击商业贿赂行动中沦为蠹虫。郝和平的犯罪很不新鲜,甚至很低级,无非是“钱权交易、官商勾结。”如果仅仅按照犯罪数额,郝和平的受贿简直更是小菜一碟。他们两口子全部加起来的受贿总数不超过100万元,却得到了总数20年的徒刑。按照这个数额,我们只能说拥有绝对权力的郝和平,腐败的数额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可以这样说,郝和平作为腐败贪官,相对而言不那么令人痛恨,却绝对令人惋惜。58岁的郝和平作为2006年涉嫌商业受贿的政府官员,他的落马不仅仅是为“59岁现象”作了一个新的证明,更多意义上是揭开了医疗器械市场潜规则。算一笔账,富豪官员受贿令人费解短短半年时间,同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大员的郝和平和注册司司长曹文庄接连倒台,这两位手里掌控审批大权的“技术官僚”和“精英官僚”,一下子演变为“腐败官僚”。很多北京司机都知道,西直门桥是北京最难走的桥之一,开车过桥就像进入迷宫一样。尽管地形复杂,但是很多制药企业或者医疗单位依然能很熟练地在此上桥、下桥、钻洞、绕弯,直到进入他们想要到达的地方,因为能决定他们生死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在这里。2005年6月原局长郑筱萸被免去局长职务之后10多天,药监局再爆新闻,2005年7月8日,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刑拘。半年之后的2006年1月12日,药品注册司司长、中国药学会秘书长曹文庄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带走。药监局高官连番出事,外界至今议论未息。在听说郝和平和曹文庄出事后,很多人感到“非常震惊和惋惜”。2005年7月8日下班后,已回到家中的郝和平接到药检局一位领导电话,称有紧急工作要协商,要求郝马上赶往单位。由于最近几年食品药品方面突发事件较多,各分管机构负责人在家中被突然叫到单位是家常便饭,所以郝和平很快回到单位。但在郝和平的办公室内,等待他的却是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当场检察官宣布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正式刑事拘留。郝和平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检察院从单位带走的。按照常规,检察院不会轻易对司局级以上高级官员实施刑事拘留,之所以未经“双规”程序直接被刑事拘留,是因为检方掌握了充足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已十拿九稳。药检局官方网站的资料显示,医疗器械司的职责包括:起草有关国家标准,拟订和修订医疗器械、卫生材料产品的行业标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负责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和监督管理;负责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的管理;负责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认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基地、检测机构、质量管理规范评审机构的资格;负责医疗器械审评专家库的管理;负责对医疗器械注册和质量相关问题的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等。在药检局,郝和平是一位“极为平易近人”的司长。58岁的郝和平1948年10月7日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74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同年到国家卫生器械局工作,1980年起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工作。自1998年药检局成立,郝和平就担任医疗器械司首任司长,这位当了7年司长的高官穿着朴素、热衷于学术研究,1997年开始主持目前已经执行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起草制订工作。除此之外,郝和平还兼任《中国医疗器械杂志》名誉主编,任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和评价》主编,主持编写了《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实施指南》等多部图书。此外,郝和平还在首都医科大学担任“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技术”专业的硕士生导师。郝和平在医疗器械司工作了25年,在医疗器械市场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他落马的原因让人一下子想到了审批腐败。但从郝和平的个人经济状况看,郝和平的家庭在国内属于高收入家庭,他本不该为了几十万元走上犯罪道路。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曾在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行政部主任。该公司系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直管的国有独资企业。1998年药检局成立并替代国家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后,该公司被剥离出来。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企业,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及良好的政府背景,担任行政部主任的妻子付玉清正常的工资收入不在郝和平之下。郝和平曾经买过3处住房。其中,2002年5月份参加单位房改花9万多元在海淀区购买了第一套住房。第二套住房是2002年下半年以儿子郝某的名义在北京市海淀区创业者家园购买的,房款100多万元。第三套住房是2004年下半年在朝阳区畅清园小区购买的,房款也是100多万元。仅仅这3套住房,按现在的市场价格至少在400万元以上。此外,郝和平还有相当数额的家庭存款,仅在创业者家园那套房子的保险箱里,就放着40多万元现金。因为郝和平经常出国,所以存款中除了人民币,还有一些外币存款,美元大概有几万元,还有一些法郎、日元等。新华社记者李京华曾经给郝和平夫妻的财产算过一笔账,郝和平家庭收入大致如下:一是郝和平和妻子付玉清的工资及补助。郝和平年收入6万元左右,付玉清年收入10万元左右;二是购买股票挣的钱。1992年原医药局组织购买“哈尔滨制药厂”原始股,本金和盈利大概得到20万元。另外,购买“华北制药总厂”“东北制药总厂”等上市医药公司的原始股票,这些股票挣了五六十万元;三是在首都医科大学授课以及出书、发表文章的收入。郝和平在首都医科大学带本科生和研究生,首都医大每月给2500元,3年下来有八九万元。带研究生研究课题,每月有1000元至2000元的劳务费,3年下来大约有二三万元。出版《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一书,在行业内部的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并参与编写内部的法规教材,这部分的收入累计下来共有5万多元;四是参加一些论证会、咨询会以及讲课的收入。郝和平参与了很多国家、省市、企业的重大医疗器械项目的论证,收到的咨询费也有五六万元。从2000年起,各省市药监局、地方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和各企业邀请其去讲课,这些讲课费用累计大概有三四十万元。如此算下来,郝和平不管正常的还是带有灰色的各项收入,他的家产早已拥有数百万元,他的确不值得为几十万元折戟沉沙。可是,他的鞋子最终还是“湿了”,而且湿得很低级。犯三宗罪,每一宗背后都是权钱交易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控,郝和平的犯罪主要有3项,第一项是伙同妻子付玉清,以房屋装修为名,向郝和平的老朋友、山东某医疗器械公司总经理陈先生索要贿赂20万元。对于这项指控,郝和平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郝和平和陈先生有20多年的交情,郝和平大学毕业在卫生部医疗器械局任普通干部时,陈先生的公司也刚刚起家。从那个时候开始,郝和平经常给他们做一些技术指导。为了表达对郝和平的感激,豪爽的山东人陈先生对郝和平说过很多次:“你有什么经济困难就提出来!我来办!”因为陈先生与郝和平有着20多年的交情,尽管郝和平多次帮助过陈先生,但在这20多年的交往中,两人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并没有金钱的来往。直到2004年初,为了表示对郝和平的感谢,陈先生邀请郝和平和爱人付玉清到山东省威海市度假,两人的交往才发生了质的变化。郝和平和爱人在威海住了两天的时间。临走时,按照山东的规矩,陈先生陪郝和平夫妇吃送行饭。也就是在这次吃饭过程中,妻子付玉清有意无意地提起了儿子,提到为儿子在北京海淀区创业者家园买的房子还没有装修,老两口经济上有点紧张。陈先生连忙问:“需要多少钱?”郝和平明白自己司长的身份,他没好意思说,妻子付玉清却实话实说了:“大概需要20万吧。”“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陈先生非常豪爽地说:“不过现在给你们在路上拿这么多现金不安全也不方便,你们回北京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再把钱给你汇过去就行。”因为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郝和平这些年帮了陈先生很多,加上自己再有几年就该面临退休了,这20万元郝和平没有觉得拿得有什么不妥。第二天,郝和平和妻子回到了北京,第三天,付玉清在北京农行以自己的名义开了一个账户,并且把银行账号告诉了陈先生。陈先生当即让公司会计取出20万元现金打入付玉清开立的账户。这笔20万元的现金,是陈先生从公司的个人分红账里支出的。陈先生也觉得,于公于私,这20万元他都得给郝和平。后来,付玉清把这20万元取出来用于创业者家园的房子装修了。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郝和平与陈先生的私人交情,但是,谁都明白,陈先生公司生产的医用产品,需要国家药监局审批后才能生产投放市场。这种交情是建立在陈先生的公司有100多种医疗器械的品种需要由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批准的基础上,他们需要郝和平给予“支持、帮助和关照”。有了这层关系,陈先生用不着自己往北京跑,他的手下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办理报批手续时,只要把报批材料放在受理办公室,转身去找郝和平司长打个招呼就行。有了郝和平的签字同意,结果当然是快报快批。陈先生给这钱不但是为了感谢郝和平,也是借此和郝和平搞好关系,为今后业务开展方便。如果郝和平跟陈先生是老交情,尚有感情因素在里面,虽然是主动索要,但毕竟有点“周瑜打黄盖”的意思。可对于郝和平的第二项指控,郝和平就不好辩解了。检察院指控郝和平利用负责医疗器械产品审批的职务便利,为浙江、上海、陕西、广东等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价值26万元的广州本田雅阁牌轿车和价值50多万元的高尔夫俱乐部旅游会籍卡、会员卡3张。我们先说本田轿车的来由。2002年初的时候,郝和平到江苏开会的时候,经别人介绍认识了浙江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董事长鲍女士,因为鲍女士的公司也是做医疗器械的,所以有很多工作上的问题要找郝和平帮助,鲍女士自然要想尽各种办法与郝和平套近乎。2003年8月,郝和平在上海开会时,再次碰到了鲍女士,“老朋友”见面,聊天就随便了些。郝和平闲聊时说:“我准备买一辆本田雅阁,但是北京市场上的本田雅阁不好买,需要另加2万多元,太亏了。”绝顶聪明的鲍女士见郝和平伸出了“橄榄枝”,她立即放飞了“和平鸽”。鲍女士说:“我有个表弟是卖车的,我可以帮你买到不加钱的本田雅阁。”郝和平自然乐得省下几万块钱,于是他就让鲍女士帮助买一辆。并且非常认真地说:“我先把买车的钱给你吧。”鲍女士哪里会要郝大司长的钱,她客气地说:“等买完了再说吧。”2003年9月,鲍女士果然让她在汽车销售公司当总经理的表弟给郝和平买了一辆不加价的本田雅阁轿车。这位办事谨慎的表弟还亲自和他公司的副总一起到北京将车交给了郝和平,并带着郝和平的爱人付玉清去给车上完牌照。办完所有手续后,鲍女士的表弟把所有的发票都交给了郝和平,这辆车共花了25.98万元人民币。但是,郝和平要给鲍女士的表弟钱时,表弟没有要。郝和平觉得受之有愧,给鲍女士打电话提出要给车钱,但鲍女士说什么都不要,郝和平也就没有给鲍女士钱。很简单,鲍女士之所以给郝和平买车,是因为鲍女士公司是生产医疗器械的,鲍女士公司的医疗器械产品在郝和平医疗器械司审批,所以她想拉住他这层关系,以后办事更方便些。郝和平当然会投桃报李,此后,鲍女士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医疗器械,在药检局医疗器械产品审批表上,由郝和平审批签字的批文一路绿灯。再说高尔夫会员卡。长相有些土气的郝和平却有一个非常时尚的爱好,就是打高尔夫球。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打高尔夫还是一种有钱人玩的奢侈运动。但是,郝司长跟别的贪官基本都有情妇不一样,他没有情妇,只有这个听起来很高雅的爱好。可是,这种高雅爱好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正是这个爱好,在郝和平的受贿数额中占了半数还多。前面提到的装修房子和本田车的受贿总数是46万元,而郝和平受贿的3张高尔夫会员卡却超过了50万元。昂贵的价钱难不倒郝和平,他舍不得拿自己的工资去打球,只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换”了。郝和平对高尔夫的爱好超乎寻常,他不但像打出租车一样打着飞机到全国各地去打高尔夫,更是专门找最高档的球场。为此他还经常询问他的球友哪里的球场最好,只要发现一家他满意的球场,他就会找求他审批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总们要一张会员卡。2002年,郝和平向陕西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总要了一张高尔夫会籍卡,会籍费3.5万元。2003年,郝和平向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总要了一张会员卡和高尔夫球杆,价值22万元,会员名字为“何平”。2004年,郝和平向广州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总要了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价值3万美元,会员名字为“何平”。同时广州的这个老板还给郝和平的爱人付玉清办理了一张副卡。郝和平的第三项罪名是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广州某公司一个叫王伟的人给他带来的。郝和平曾经给广州某公司的产品开发、上市给予过一些帮助,这个公司有一个叫王伟的人,负责公司的对外联系,他们公司想感谢郝和平,又不能给他钱,王伟就弄了气手枪4支、转轮气手枪1支和一些子弹“送给郝司长玩玩”。王伟当时说是仿真玩具枪,郝和平本来不大喜欢这些东西,他几乎连看都没看就收了起来。但是,郝和平案发后经过鉴定,结论为送检的5支枪都可以正常击发,击发后近距离对人体具有杀伤力。由此,郝和平不但犯了非法持有枪支罪,还因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这项罪名上,郝和平犯罪简直犯得太无知了。后来他在法庭上一直委屈地说“我觉得这些都是玩具枪,没有杀伤力”。当检察官问及他是否知道我国的枪支管理规定时,郝和平一直摇着头说“不知道”。解读“潜规则”,审批权力之下的关系经济2006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郝和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违反国家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又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人付玉清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并利用其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共同占有,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法院一审作出的判决是:郝和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付玉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现在再把郝和平的犯罪往“59岁现象”上靠,是有点过时了,但郝和平的确又对这个现象重新诠释了一次。从受贿数额来说,相对于郝和平的绝对权力,他的胃口不算太大。从个人财产上来说,家财万贯的郝和平为了不到100万元丧失自由,打死他,他都不会干。但他还是干了,而且干得相当低级。为什么?这就是临退休之前捞一把的心理,让他鬼使神差张开了贪欲之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郝和平的绝对权力。很多贪官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去贪污、受贿,就是因为他手中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根本不用自己开口,就会有人大把大把地给他送钱,在这种“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之下,郝和平不受贿反而显得与别人格格不入了。所以,郝和平不但受贿了,而且受得心安理得。绝对权力、贪财心理、灰色收入,让郝和平这样一些曾经掌握实权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行举手之劳,满足自己的贪欲,最终用串钱的绳子,把自己的手脚给绑住了。所以,尽管郝和平这样的高官的合法收入本来已经很高,但在高消费的巨大诱惑面前,他们却难以自持,尽管高消费并不意味着犯罪,但不断接受别人的“邀请”去玩乐,往往就是犯罪的开始,逐渐陷入别人设好的“金钱陷阱”,其后果自然可以预料。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悲哀地看到“潜规则”的存在。一位医疗行业的业内人士说:“医疗器械产品要想畅通,不仅要打通医院,还要把监管部门奉若神明,工商局、卫生局、税务局、药监局,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药监局。”医疗行业可以牟取暴利,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不遗余力打通审批关节,毫无疑问是获得暴利的“敲门砖”,郝和平就是被这些“敲门砖”拍下马的。打点掌握审批大权的官员,已成为很多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和“潜规则”,从而形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因为“审批”的存在,产下“关系经济”这枚“坏蛋”。我国虽然已不再是计划经济,但也是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审批在市场经济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就有权力寻租的可能。许多监管部门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公平行政的作用,所导致的市场行为也不可能是公平市场行为。这种把官员和商人捆绑在一条利益线上的“潜规则”,导致“官商一家”的腐败行为是很显然的。说穿了,这就是在“审批”的绝对权力之下形成的一种关系经济。我们过去只是把这种规则叫做“走后门”而已。

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解密中国大案2006。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解密中国大案2006。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解密中国大案2006。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解密中国大案2006。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解密中国大案2006。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解密中国大案2006。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解密中国大案2006。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解密中国大案2006。2006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集中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重拳打击商业贿赂成为2006年司法机关反腐败斗争的重中之重。2006年4月28日,北京市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涉及重大经济环节的商业贿赂案件进行通报,在通报的4起商业贿赂案中,原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处长温梦杰荣登榜首,他也是北京市司法机关重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官员。一个小小的银行科技处长,为何敢张开鲸吞之口6年索要回扣1075万元?温梦杰索贿、贪污上千万元,并给自己买了价值3000多万元豪宅,为什么却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在为员工谋福利?仿佛只有与众不同,才能脱颖而出。我们相信温梦杰这个电脑天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即使死到临头,也要说出一句“名言”留于后世,这是温梦杰最后的悲情表演,更彰显其丑态与悲哀。亦官亦商温梦杰,深知市场“潜规则”温梦杰1956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1984年从北京金融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工作。1987年,在北京工商银行系统就已赫赫有名的电脑天才温梦杰成为北京工商银行科技处副处长,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仕途上,他都是属于领导赏识、同事羡慕的幸运者。但温梦杰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有留恋副处长的位置,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试图在电脑领域成为国内凤毛麟角的人物。1989年温梦杰赴澳大利亚留学,攻读应用电子专业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回国后,他和妻子一起创办了一家科技有限公司。但是,尽管温梦杰在专业领域堪称天才,但真正当起公司老板来却困难重重。公司做了几年也不见起色,这时候他开始后悔轻易放弃了自己副处长的位置。仿佛上天眷顾,1994年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引进科技人才,温梦杰得知这个消息后前往应聘,凭着曾经担任北京工商银行科技处副处长和在国外获得电子专业硕士学位的优势,温梦杰重新回到银行系统,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总工程师,享受正处级待遇。温梦杰把自己开办的公司交给妻子打理,重返银行系统专心致志地当起了总工程师。当时在北京农行中,温梦杰是计算机技术的一流高手,为单位的技术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客观地说,温梦杰是个难得的专业人才。在领导和同事眼里,他为人内敛但非常聪明,银行里的电脑技术问题一旦出现意外故障,到他那里定会迎刃而解。由于温梦杰在业务上表现出的高超才能,加上曾经下海开办过公司,他很快就从一名技术人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1997年温梦杰升任北京农行下属的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1998年温梦杰又被任命为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处长。一时间,温梦杰亦官亦商,风光无限。科技处是北京农行的一个部门,与北京分行下属的北京金信思创电脑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职能是负责分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技术支持,负责设备、软件的采购。温梦杰刚到科技处时,处里只有由二三十人,随着银行系统电脑的普遍使用和银行网络的发展,科技处也发展壮大到八九十人,科技处长成为本单位内部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但是,温梦杰看重这个位置却并不仅仅是一个处级干部,而是这个位置所掌握的实权,以及实权背后蕴藏着的巨大利益。这个利益就是购买电子设备时的回扣,在圈内,这种回扣几乎是一种人人遵循的游戏规则。况且,温梦杰亦官亦商,既有采购权力又熟悉市场行情,对于收受回扣的额度自然拿捏得非常准确。科技处除了日常对银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和维护管理外,大量的设备采购也根据银行的需要购买。无论以银行、科技处或北京金信思创的名义对外采购,都需要处长温梦杰签字后,上报主管行长审批之后,就可以与供货方签订供货合同。至于设备的价格,因为每一款产品不一样,加上电子产品价格瞬息万变,主管行长不可能了解得很清楚,只要价格差别不大就容易蒙混过关,而温梦杰却对此了如指掌。国内电子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对温梦杰而言,他掌握着上亿元的采购大权,而且供货方多如牛毛,买方市场却很少,尤其像温梦杰这样的实权人物,更是众多供货商公关的目标。电子产品销售一般都是先签合同,供货后再付款。供货商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卖完设备和软件,再千辛万苦地想方设法及时收回货款,加上此后的设备维修、软件升级、售后服务、新项目开发,对供货商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商机。所以,谁能够巴结温梦杰这个实权人物,也就意味着财源滚滚。但是,供货商们只把温梦杰当作一个机关处长,却往往低估了温梦杰的专业天才,因为每份订单背后有多少利润他都能估算得非常准确。而从中索要多少回扣以及索要的时机,温梦杰也掌握得非常精确。犯罪手段高智商,贪欲无度大胃口作为银行系统一名中层管理人员,温梦杰的收入应该说是不算低的,仅住房一项,他就曾分到了两套住房。但车房俱备的小康安逸生活,并没让温梦杰感到满足。对金钱没有克制的贪婪与渴望,让温梦杰的道德防线完全崩溃。怎样利用手中权利为自己多捞钱,成了温梦杰梦寐以求的大业务,这位电脑天才很快就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敛财高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为拿到一张订单,许多供货商往往不择手段,而那些手握采购审核大权的人借此轻松捞一笔,这就是采购之外的潜规则。这种行业回扣,一方是巴不得送,一方是巴不得要,两个巴掌一拍即合。温梦杰自己开过公司,自然明白如何收取回扣才不露痕迹。而且,温梦杰很不屑于要个十万八万的零花钱,他出手从来都是大手笔,而且操作起来也足见其智商之高。1998年温梦杰当上科技处长,大权在握后,为了给自己索要的回扣提供一个存钱的“保险柜”,他立即让自己的侄子在南方证券北京方庄营业部开设账户,其后温梦杰将索取的回扣陆续存入这个账号。后来为掩人耳目,温梦杰还让侄子用一个吴姓同学身份证开了一个活期账户,将从营业部账户中兑现的现金存进该账户,再转入其他账户。如此一来,温梦杰建立了一个颇为隐蔽的回扣转移渠道,赃款几经转手后就没有了痕迹,为他日后大肆收受商业贿赂打下了屏障。1999年初,走马上任不久的温梦杰开始施展索贿拳脚。在北京农行与某公司签订一份合同后不久,温梦杰就主动打电话给这家公司的老总,在一两句似是而非的客套话之后,那位老总明白了温梦杰的意思:他要这个项目利润的三分之二!简直是敲竹杠啊!第一次合作竟敢如此张开鲸吞之口,那位久经商场的经理也觉得罕逢对手,他为难地说:“这个项目我们本身也没赚多少钱啊,再说,我们拿出几十万给您,公司做账也有困难啊!”温梦杰很讲究策略,他不紧不慢地开导说:“你把眼光放远一点嘛,这件事情你答应了呢,我们就是朋友,合同款会很痛快地给你打过来,以后农行有的是业务给你做。”温梦杰甚至点拨那位老总说:“发票的事情没有关系,我可以找一家公司签一个分包合同,让另外一家公司开可以做账的发票。”为了顺利拿到钱,温梦杰甚至以非常同情的口吻说:“回扣款可以在我们付给你合同款之后给我,而且可以按分期付款的方式分次给付。”眼见大权在握的温梦杰如此善解人意,再不答应实在就是榆木疙瘩了,无奈之下,那位经理只好乖乖拿出了他们三分之二的利润。很快,一张40万元的转账支票顺利地转入温梦杰侄子开设的账户中。而这只是温梦杰的小试牛刀。此后,温梦杰受贿的全是上百万元的大手笔。用类似的方式,在温梦杰的威逼利诱下,一个个业务单位的一笔笔回扣款流进了他个人的腰包。在被温梦杰敲过竹杠的公司中,甚至还包括国内赫赫有名的大公司。在事发后法院认定的温梦杰收受商业贿赂事实主要如下:1999年2月至2004年2月期间,温梦杰利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息电脑中心主任、总经理、科技处处长及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主管本单位电子化设备及软件采购、审核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其中向北京北大青鸟商用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255.5万余元;向北京德派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279.8万余元;向北京新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300.5万元;向北京康达联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237.78万余元。索取款项共计人民币1073万余元。另外,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期间,温梦杰在采购ATM自动柜员机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将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432万余元非法占有。6年下来,温梦杰共索取商业贿赂款1073万元,贪污公款432万元。涉案金额竟然达1505万元!有专业人士计算过,温梦杰受贿、贪污数额竟占了北京农行与这些公司所签订合同总额的八分之一!谁要堕入钱网,必将落入法网与其他贪官不同的是,极具商业意识的温梦杰从业务单位收受的回扣和贪污的钱,并没有挥霍或者转移到境外,而是用这些钱进行房地产投资。温梦杰把贪污和受贿的钱,陆续投入北京最繁华的商圈建外SOHO和阳光100的3套房产里面。在温梦杰屡屡得手,收取了大量的回扣的同时,他也为彻底埋葬自己掘下了坟墓。早在2003年12月,北京市农行就曾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称温梦杰向业务单位索要回扣。为此,主管副行长曾专门找温梦杰谈话,但温梦杰矢口否认,没有承认收受回扣一事。2004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接到一封举报信,举报温梦杰用巨资购买建外SOHO的商品房,其支出明显超过了合法收入。根据举报线索,办案人员迅速前往北京红石建外房地产公司进行查证。红石公司的财务资料显示:2002年11月温梦杰以其妻的名字购买了建外SOHO上千平方米、价值3400万元的3套预售商品铺面房,到2004年6月底已付款3200余万元。而支付购房款项却来源不一:除了银行贷款、少量现金之外,还有大量支票付款及境外汇款。让办案人员纳闷的是,一个银行的处长哪来这么多钱?办案人员决定逐项查清资金来源。在对一笔以吴某名字还房贷100万元的款项进行查证时,通过银行调取录像,侦察员意外地发现交款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戴着眼镜、手拿装满现金手提包的中年男人正是温梦杰!检察官们迅速找到温梦杰的妻子,就购买建外SOHO房款一事进行核实。其妻证实,建外SOHO的3000余万元房款主要是温梦杰出的,至于他哪来的钱,她并不清楚。2004年7月24日,温梦杰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在温梦杰被拘捕前,他与妻子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对这3套商品房的最后分配,其中一套价值1600余万元商品房归妻子所有,而这3套房产的房款里,究竟有多少是温梦杰妻子的投入,温梦杰说不清楚。但是,有据可查的是,温梦杰把受贿和贪污的公款,几乎全部投入这3套商品房里了。温梦杰被拘捕后,面对如山铁证,他百般开脱自己。他所列举的索要回扣的理由荒唐可笑:一是想从业务单位要回扣,用来稳定技术人员的队伍,提高福利待遇。二是考虑是科技处公司化运作,科技处的人员从公司拿工资、费用的做法在农业银行内部争议很大,不会长久。三是每次各个分行的科技处长会议中,都会讨论如何稳定科技队伍的做法。温梦杰想采用收取回扣的做法,用来稳定科技队伍。还有一个考虑是农行科技处的一些大学生都跳槽了,很可惜,他想把从业务单位要来的回扣,变成一个合理合法的形式,成立一种什么基金,对有贡献的科技人员进行补贴,作为稳定队伍的一个保证。温梦杰当然不是活雷锋,如果是为单位谋利益,他何必费那么大的心机?何必要以触犯法律为代价?这些辩解听起来是那么荒唐可笑。更可笑的是温梦杰自己认为收受回扣只是“商业惯例”而已,他认为自己拿的不是国家的钱,银行与业务单位签订的合同价格都是在总行规定的允许范围之内的,他要的钱都是供货方的利润的一部分,没有给国家给农行带来损失。温梦杰难道不明白,这已经不是损失的问题,而是犯罪的问题?眼看纸里包不住火了,温梦杰还天真地说:“我愿意把向供货方索取的钱款全部退出来。同时我希望司法机关在处理我的问题时考虑到我的贡献,考虑到我拿的业务单位的钱没有给分行造成损失,从轻处理。”商业惯例作幌子,难遮受贿贪污罪2004年7月24日温梦杰被逮捕,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后,侦查员终于彻底查证数百笔与购房有关的往来款项。温梦杰共索取贿赂款1073万元、贪污公款432万元的犯罪事实也清晰起来。很快,温梦杰被起诉到了法院。2005年10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温梦杰仍然进行最后的狡辩,把自己向业务单位索要回扣、贪污说成是想办基金会,为单位职工谋福利,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责。在法庭审理中,文质彬彬的温梦杰不停地搓着双手,在被告席上挪动着身体。这位手握大权的处长,多次为自己的敛财行为进行可笑的辩解。“我要的这1000多万是利润返还款,没有损害国家利益,更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单位员工谋福利。”温梦杰说:“金信思创实际上承担了科技处近100名员工的福利、车辆、奖金等开支,月初我要考虑这些人的工资从哪儿出,月底要考虑奖金从哪儿出。”在采购电脑等设备的过程中,温梦杰说自己是以金信思创负责人的身份向供货商要了四五次钱,他说供货商之所以愿意给钱,是为了培育市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但是,自称是为员工谋福利的温梦杰在拿了钱后,却把钱转入用其妻子名义购买的建外SOHO商品房和阳光100商品房账下。好一个一心为职工着想的好领导!好官员!甘愿冒着以身试法的危险,为职工绞尽脑汁“收受”巨额贿赂。当审判长一针见血地问他:“既然是为了职工,那么单位的其他领导知道此事吗?单位如何向你讨回这笔钱呢?”温梦杰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单位没有其他人知道此事。”为部下谋福利何必遮遮掩掩?温梦杰的辩解不能获公诉人的认可,因为他如果是代表金信思创向供货商要钱,完全可以在供货商要平账时出具金信思创的发票,而他却私下通过一个朋友的公司出具发票,并给了朋友手续费。公诉人认为,温梦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他人财物,贪污公款,已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经过两天的连续审理,法院认定:温梦杰在1999年2月至2004年2月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共计1073万元。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间,温梦杰在采购ATM自动柜员机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将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432万余元非法占有。并利用这1500万元,以妻子的名义在建外SOHO购买了一套房子。法院认为,被告人温梦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亦构成贪污罪。温梦杰所犯受贿罪、贪污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所犯受贿罪的罪行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且具有索贿情节,依法应予从重处罚;所犯贪污罪的罪行亦极其严重,本应判处死刑,鉴于所贪污的公款已被追缴,对其所犯贪污罪可不立即执行。2005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温梦杰贪污、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温梦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温梦杰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6年7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温梦杰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我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很好地保护我自己。”在被宣判死刑后,温梦杰表示要上诉,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受社会风气和商业惯例的驱使。打击商业贿赂,要盯紧实权人物温梦杰的发家和破灭史是一部生动的商业贿赂反面教材,它说明:打击商业贿赂,首先要从“实权人物”身上开刀。为什么温梦杰能频频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诚如一位私企经理所言:市场竞争太残酷,谁愿意得罪温梦杰这个实权人物呢!很显然,正因为希望得到温梦杰这个“实权人物”的帮助,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多数生意伙伴才不得不委曲求全,把白花花的银子奉送到温梦杰的手中。像温梦杰一样,在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诸多行业中,也都存在着一些“实权人物”,他们具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实权人物”官位并不大,但所在岗位却很要害,具有较强的审批权、决定权,在行业内的企业一般得罪不起。温梦杰所在的科技处负责北京农行系统电脑设备、软件的采购,其本人则对上述业务进行审核、管理,岗位着实要害。第二,“实权人物”往往负责大额公共资金的投向和兑现,具有较大的财权。温梦杰与供货方签合同一签就是几百万元,在生意伙伴看来,他就是个财神爷。正如一位私企经理所言:“老温每次向我们要钱都是在合同签订后、农行付款前,他就是抓住了我们的心理。”温梦杰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个财务大权,才能让生意伙伴甘心受其宰割。第三,“实权人物”所从事的工作通常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外人难以染指。如温梦杰所在的科技处,负责北京农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技术支持,专业性极强,他本人是“海归派”,在专业技术方面是行家里手,领导信任、群众佩服,可也许正因为此,温梦杰的身边少了监督的眼睛,结果是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骇人听闻。而在很多科技领域,我们更屡有耳闻一些技术过硬、思想带病的学科带头人因商业贿赂而倒下。在各种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实权人物”参与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商业贿赂的发生。因为从客观上说,“实权人物”代表着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与一般的市场主体相比,拥有不可比拟的市场资源,很可能成为以逐利为目的的企业的腐蚀对象;从主观上说,“实权人物”可以不计较成本,在招投标以及资金监管等体系不很健全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因一己的好恶而舍本逐末、以次充好,因为钱并不是他自家的。如此说来,商业贿赂的顽症在“实权人物”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而“实权人物”一旦被商业贿赂击中,其损害却不仅仅对于市场经济本身,因为市场经济和社会法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商业贿赂成为一种“潜规则”时,当规则的制定者却成为“潜规则”的执行者时,人们的目光将越过简单的交易公平问题,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公平正义。当前,中央正加大力量,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我们在此呼吁:打击商业贿赂,必须有实在的举措盯紧“实权人物”。一个科技处的处长,在6年时间里竟索取贿赂、贪污公款达1500多万元,的确让人心惊。回过头来看他的犯罪道路,贪婪无疑是温梦杰犯罪的内因,但是,如果单位有一套无缝可钻的严密采购体系,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他的贪婪也作不了这么大的怪。在缺乏监管的状态下,温梦杰的贪婪才有了发酵的土壤。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用贪来的钱做生意亏掉了400万元的门头沟区三电办主任张宝经,竟然拿着自己的前途和生命赌气,带领一帮无业人员,浩浩荡荡去澳门、越南、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缅甸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赌博,甚至还在著名的“东方公主”号、葡京赌场等地一掷千金,但是张宝经逢赌必输,最终血本无归,因此还得了个“张输光”的雅号。2006年8月4日,张宝经因犯贪污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由于监管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北京市门头沟区三电办变成了“三不管办”,副主任变成了赔光输光挥霍光的“三光主任”,给国家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实在值得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作为“小吏大贪”的又一个典型,张宝经竟然贪污了600多万元长达9年没有被发现,他的堕落发人深省。在谈到自己的犯罪动机时张宝经说:“我1975年参加工作,30年来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还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因与领导有矛盾,与两任局长关系都不好,工作上受了挫折后,就开始做生意证明自己的能力,做生意赔钱又去赌博证明自己。为了表现和证明自己,才聚集了一批哥们去赌博,现在我非常后悔,我是拿我的前途和生命在赌气啊。”低进高出,轻易赚到689万元“差价”张宝经1955年3月2日出生在北京市宣武区,参加工作后一直是北京市门头沟区供电局的一名普通检修工,他的学历也只不过是大专文化。在当上三电办副主任之前的十几年里,张宝经不显山露水,是个经常被大家忽略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为了解决电力紧张问题,实行了集资用电的临时政策。随后,门头沟供电局成立了“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安全用电”办公室,简称“三电办”。三电办公室是门头沟区政府三电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张宝经被抽调到门头沟三电办公室工作,当时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直到1993年,张宝经被区政府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三电办公室日常工作,他的身份骤然起了很大变化。张宝经以前只是门头沟供电局的普通工作人员,但是,自从当上三电办副主任,在张宝经看来却与自己以前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三电办权力很大,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门头沟三电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是由区政府领导担任,以前张宝经的顶头上司供电局局长跟张宝经一样兼任三电办的副主任,而供电局长和其他的主任只是挂名而已,门头沟区三电领导小组主要在宏观上掌握政策,不负责具体业务,门头沟区三电方面的具体业务由区三电办公室负责。三电办除了副主任张宝经外,其他人员都是临时借调来的,所以三电办的业务实际上只有张宝经一人负责。从职务上,虽然区政府没有任命张宝经的行政级别,但张宝经认为他至少应该跟供电局局长享受同样级别的待遇了。更重要的是,当上三电办副主任的张宝经,在权力上几乎垄断了整个门头沟区各个单位的用电权。门头沟区属的各单位需要用电,必须通过区三电办公室购买用电权。也就是这种特殊的用电权力,为张宝经的贪污埋下了祸根。三电办还有一个职能是协调政府和当地供电部门关系,但是,自以为身价倍增的张宝经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当成“人物”的张宝经在以前的同事和领导眼里,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也没有人把他这个“副主任”当回事,这让张宝经很郁闷。因为在供电局以外的场合,很多用电单位的领导从来都是毕恭毕敬地叫他“张主任”,尤其是在酒场上,张宝经从来都是被众星捧着的那一弯明月。张宝经很郁闷,他曾经试图在他以前的领导面前摆出一副跟领导平起平坐的架势来,但他的这些做派不但让人感到不舒服,而且因此激化了他跟前任领导之间的矛盾,甚至连入党的问题都没有解决。20世纪90年代,当时为解决部分用户的急需用电,北京市出台用户集资办电的政策,即用户一次性交纳费用购买用电指标,称为购买用电权,这项工作由张宝经负责。从1991年1月30日起,北京市人民政府发文,要求需由北京市投资建设的发电机组提供电力的单位,应通过集资方式取得用电指标。申请新增用电的单位,均按每千瓦人民币2000元标准集资。但是,从1993年4月1日起,集资办电的标准由每千瓦人民币2000元调整为人民币4000元,这个涨价消息被张宝经看到了无限商机。这次用电权的突然提高,却只是行业内部极少人知道的事情,如果趁用电权没有上涨之前购买下来,等涨价后再卖出去,那将是翻倍的利益。在张宝经看来,这些靠机遇和自己的智力赚来的钱,既不属于门头沟区供电局的收入,也不用上缴到区三电领导小组,唯一的去向就是自己的腰包。于是,在张宝经的操作之下,在1993年4月1日用电权涨价之前,门头沟三电办公室以门头沟区经委的名义,两次向市经委、市三电办申请购买用电权3000千瓦用电权,共计人民币600万元。张宝经应该明白,他收取的电源建设集资费属于国有财产。但是,600万元的利益足以让他利令智昏了。有了指标,张宝经开始在门头沟区三电办出售用电权,并直接收取用电单位购买用电权的钱款。1993年,门头沟一家水泥厂引进新加坡资金成立了新港水泥厂。该厂投产后,电费和电力油加价费是分着交纳的。当时工厂因资金困难,拖欠了一年多没交。当上三电办副主任后,张宝经到厂里催促交钱,跟厂领导熟悉之后,张宝经给水泥厂的中方代表“支招”说:“你们把电力油加价费的钱交给三电办,用这笔款子购买用电权,你们有了正式的用电权,以后就不用再交电力油加价费的欠款和这项费用了。”水泥厂的领导一听,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连忙让手下计算出所欠的电力油加价费为424.3万余元,水泥厂领导让有关人员将这笔款用支票交给张宝经,并按照张宝经的交代没写支票抬头。交款后,水泥厂除了收到张宝经送来的1张发票外,此后张宝经再没找厂里要过所欠的电力油加价费。水泥厂的领导明白,实际上这400余万元还不够买正式用电权,但交钱后,张宝经再没有找厂里再要过电力油加价费和用电权费用,水泥厂的领导也就乐得装聋作哑。1998年后,用电权就取消了,更没有人过问这事了。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张宝经早已狠狠地黑了他们一把。不仅如此,张宝经连学校也不放过。1996年门头沟区坡头中学住宅楼完工,要申请国家分配的用电指标,如果是国家分配的用电指标就不用交钱了,用电权供电就是集资办电,交钱购买才能得到,但三电办批下来的却是购买用电权供电。门头沟区教委为坡头中学购买用电权交的24万元,在张宝经的操纵之下,支票的收款人却变成了北京广汇园商贸有限公司。之后,门头沟教委为某小区申请的国家分配用电指标,批下来的是依然是用电权,要交20.8万元的支票,不知为何转却到了邮政局。原来,北京广汇园商贸有限公司是张宝经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而邮政局的账号是张宝经私自开设的。张宝经除了从市三电办购买的3000千瓦用电权外,他手里还掌握着一些无偿用电权。北京市三电办每年要给各区县增加一部分用电指标,因为门头沟区经济比较落后,可以适当减免购买用电权的费用,这样,张宝经又以贫困山区的名义争取了一部分指标。这些原本无偿的指标也被张宝经以用电权的名义卖了出去。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经济合作社,本来是符合市三办减免用电权费用的,但张宝经却以每千瓦1000元的“优惠”价收取了160万。就这样,在1996年12月至1998年1月间,张宝经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手段,先后7次分别截留门头沟教育局、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北京新港水泥制造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购买用电权公款共计人民币689万余元。这些钱被张宝经非法占有,并以门头沟区经委的名义放在龙泉宾馆的账户上。盲目投资,数百万赃款血本无归下面我们不得不提到门头沟区著名的北京龙泉宾馆。张宝经正是因为龙泉宾馆董事长刘利华案发,他的案子才被牵扯出来。刘利华曾任门头沟区经委副主任,2005年7月,刘利华涉嫌贪污、挪用公款上千万元及销毁会计账目等6项罪名,被北京门头沟检察院逮捕,门头沟区反贪局在侦破刘利华涉嫌职务犯罪案件找张宝经了解情况时,才从张宝经以前使用该宾馆的账户中发现线索,由此牵出了潜藏9年的张宝经贪污案。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张宝经与刘利华之间的关系,但是,证据确凿的客观事实是,张宝经以门头沟区经委的名义低价购买的用电权,而“赚”来的钱也都全部放在龙泉宾馆的账面上。更重要的是,张宝经后来经营的公司,也是刘利华“借”给他的。刘利华后来向法庭提供的证言证明,北京广汇园商贸有限公司是某公司出资50万元成立的。刘利华听说张宝经想成立个人公司,就将该公司“借”给张宝经个人使用了。张宝经贪污后,他非常明白这600多万元放在龙泉宾馆的账上早晚是颗定时炸弹,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笔赃款“洗”干净,所以他很快从刘利华那里“借”来广汇园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经营,其后,张宝经还发动他的很多亲友做生意,并开办了多家公司进行经营。只是张宝经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公司不但没赚钱,先后却赔掉了400多万元。从1996年开始,张宝经先后经营过4家公司,先是以广汇园商贸公司和泰丰利商贸公司名义经营煤炭。但1吨煤的利润只有10元左右。在煤炭经营过程中,张宝经没有赚到钱,倒是亏掉了大笔资金。与此同时,张宝经还投资做饭馆和家具城的生意,也赔了不少钱。1997年,张宝经投资120万元成立了圆梦春美食有限公司,这个饭店实际上是由张宝经的哥哥进行经营的。张宝经的哥哥曾算过一笔账,饭店一年经营流水100多万元,经营成本也是100多万元,根本挣不到钱。加上张宝经的朋友多,来这里吃喝都不给钱。后来,因为张宝经为了还赌债急用借了一位朋友的12万元,后来干脆以30万元的价格将圆梦春饭店转给债主。前前后后,张宝经在饭店经营中赔了100多万元。饭店经营失利后,张宝经还入股100万元与人合开了仟佰惠家具城。合作了一年左右,他的合作方就撤出不干了,只留下张宝经独立支撑。张宝经的合伙人以为张宝经自己经营赢利后会还给她本金,可后来听说张宝经撤出时只剩下人民币10万元。就这样,根本没有经营头脑的张宝经不但没有把赃款“洗”干净,做生意却赔进去了400万元,这当然是他始料不及的。跨国赌博,输掉的都是贪来的钱张宝经用于做生意的钱一共赔了400多万,可以说是“屡战屡败”。那么,还剩下200多万去哪了呢?在法庭上,张宝经不好意思提赌博输钱的事,只说了他那些做生意的“正事”,便再不吱声。审判长又问张宝经:“其余的钱呢,赌过吗?”张宝经才嗫嚅道:“赌博输了200多万。”但是张宝经马上辩解说:“你们说我把这些钱挥霍了也好,浪费了也罢,我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钱,从没有揣过几十万的时候,其实平时我兜里也见不着几个钱,穷得跟什么似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那些钱弄没了。”据了解,自从张宝经当了三电办副主任以后,他的身边经常有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吃他的,喝他的,还拿他的,因此花了不少钱。张宝经和这些“哥们儿”混到一起,除了吃饭、喝酒,更重要的是张宝经曾经是北京多个地下赌场的常客,他也经常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去赌博。1998年,张宝经带着一帮赌友专门去香港著名的“东方公主”号游轮赌博,想过一过“赌神”瘾,结果输了60多万。2000年时他又三次和赌友去澳门的葡京赌场赌博,输了80多万。但是张宝经不甘心,国内不过瘾了,他就带一班人马到国外赌。2001年,张宝经开始带着一帮兄弟去越南赌了几次,先后输了60多万。其后,菲律宾、新加坡、缅甸等多个国家都是他们赌博的场所。但无论是国内国外,张宝经每次去参赌都是血本无归。“张输光”的绰号也就从那时起开始流传。刑法专家分析认为,目前官员落马,很多都是因为和社会痞子,闲散人等混在一起,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从而导致堕落的。当张宝经东窗事发后,他的家属变卖了房产上交了21万元,试图减轻他的罪过,这对于张宝经贪污的689万元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但是,张宝经的亲人们也只有这个能力了,能赔偿一点算一点。张宝经在法庭上坚持说,他本来是想把贪污的这些钱给还给国家的,只是因为做生意亏本、想靠赌博扳本却由全部输光,直到案发时已经9年过去了,张宝经把贪来689万元赔光输光挥霍光。法院经过慎重审理后,认为张宝经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吞、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张宝经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罪准确,指控罪名成立。张宝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鉴于其归案后,具有如实交待贪污犯罪的部分事实,能够认罪及家属代其退赔人民币21万元等情节,依法可对其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2006年8月4日下午,张宝经因犯贪污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大权独揽,小吏大贪缺乏监管张宝经贪污689万元巨款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豪赌,时间长达9年,上级部门居然无人知晓,尽管有点匪夷所思,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要不是刘利华的案子牵扯,张宝经贪污案也许永远无人知晓。张宝经的律师向法庭提出,“三电办”的机制不健全,缺乏监督,是其贪污的温床。名义上门头沟区“三电办”分别受门头沟区“三电领导小组”、区供电局、市“三电领导小组”和市供电局四个部门领导,但实际负责的只有张宝经一人。一个人大权独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9年贪污近689万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张宝经看来,他贪污巨款长达9年未被发现的原因很简单。他说:“市三电办只考核门头沟区总体用电指标,我在给用户核定电力电量时只要不超过区里的总体用电指标,不去向市里再要用电指标,市三电办就不管了。区三电领导小组只是从宏观方面领导,不管具体业务,具体业务是由区三电办公室负责,在我担任副主任期间,区三电办的具体业务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别人都是从别的单位临时借调的,只有我一个人属于供电局,工资也是由供电局发。再说别人对三电的业务根本没我熟,而供电局对三电办的业务又不过问,我在三电办工作的时候,从来没人查过财务账,我能贪污这么多钱,主要是制度上存在漏洞。”虽然缺乏监管,但689万巨款被“蒸发”,就没人察觉吗?张宝经说:“没有。正常情况下,各单位购买用电权的钱应该上交市三电办,其他人都认为我把这些钱交给了市三电办,谁也没想到我实际上把钱直接截留做生意了。我当时掌握着几本区三电办的发票,我给用户开完发票后就把底联销毁了,别人根本不知道我收了多少钱。至于用电单位,他们交了支票我告诉他们不要填写收款人,免得填错了收不到款,之后我再填上自己公司的名称,这样我就直接留用了这些钱。但是,我每次都给用电单位开发票,也给了用电指标,所以他们不会发现钱被我个人拿走了。”从张宝经贪污案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在政府机构里,还有一些机构设置不科学、监督缺乏、人员芜杂的部门。这些机构不是按照科学、高效、依法的原则运转,而是随意、低效、重复地履行着所谓的职能,为贪官、庸人提供了腐败的条件。在进行了多年的机构改革的今天,政府部门居然还存在着这样的死角,确实应该让有关领导部门感到汗颜。所有形形色色的贪官,之所以无所顾忌地大贪特贪,其原因是什么很清楚也很明白,那就是权利的失控。虽然制定了一条条一款款这样那样的制度、规定、甚至是法律,但至今的成效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党中央打击腐败的决心那么大,但我们要问:到了下面究竟落实了多少?对一把手是不是真正实现了有效的监督?在政府的行政结构里,究竟有没有“三电办”这样的编制,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属于4个部门领导的机构,实际上却只有一个人说了算,这肯定不正常!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是重要的一环。过去,有的地方为了搞形式主义,建立了许多临时机构,安排了一批无所事事的闲官,实践证明是劳民伤财。后来,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表示对某项任务的重视,叠床架屋,在职能部门之外,又建立起一批办公室,也是违背精简机构、求真务实精神的。在改革的背景下,我们真应该好好查一查那些没有多少用的临时机构和重复机构,好好查一查那些没有人监督的、权力大得出奇的“三电办”们,好好查一查那些大把大把花费纳税人的钱却不干正事的闲官。建设节约型社会,政府机关要以身作则。反腐倡廉,政府官员要做表率。如果张宝经贪污案能够引起广泛的注意,进而对政府机构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那么,这个案子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歌星、逃犯、火箭专家、情人,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汇,却构成了一个轰动全国大案的不同角色。要讲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建中的落马故事,我们的新闻由头却可以从影视歌三栖女明星谢雨欣开始,因为在2006年4月份之前,谢雨欣从来都没有如此被关注过。当然,首先说明的是,谢雨欣本人只是案件外围的一个角色,只是因为讲述的需要,才把这位吸引人们眼球的明星提到最前面。一个身价过亿的富豪逃犯,一篇北京著名媒体的新闻报道,一个令人眼睛一亮的逃犯富豪“包养”女明星的字眼,让2006年4月的谢雨欣一下子成了焦点人物。很多媒体翻出谢雨欣的陈年旧账,包括她在出名前嫁给安徽一位省领导的儿子并生有一个已经12岁的女儿,以及几年前削发的原因是因为“包养”她的逃犯沈俊林神秘失踪等花边新闻。很多不明真相的读者在谢雨欣的博客上写下了大量充满污秽字眼的评论,更有好事者肆意攻击谢雨欣本人自甘堕落。有的网站甚至不失时机地把谢雨欣的博客放在新闻主页上“示众”。这显然是为了极大地满足网民的窥私欲。那则《逃犯20年赚钱上亿腐蚀神五功臣捧红同居女星》的报道,直称谢雨欣被逃犯“包养”。报道说,化名为潘顺宝的沈俊林从1996年开始,和当时只是酒吧歌手的谢雨欣同居,并出巨资将她捧成歌星。报道称沈俊林在谢雨欣身上花的钱最多,还给谢雨欣买过一辆宝马车和一辆保时捷轿车。谢雨欣认为女星和富豪在一起不一定就是“包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谢雨欣坦然承认:“我们确实交往过,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她坚决否认与沈俊林在一起的那几年是“被包养”,那么,谢雨欣究竟是被“包养”还是谈“恋爱”呢?她又怎样跟一个惊天大案沾上了边呢?逃往海南,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了你先让时间回到1996年3月8日,海口市赫赫有名的亿万富翁,海南成功公司总经理、海南银事达咨询公司总经理来到海南省海口市著名的“望海楼”,点名找到在望海楼驻唱的酒吧歌手刘晓梅。潘总经理手中捧着一个他用自己的手的形状拓印的一颗心,来到刘晓梅面前。这个纵横股市的商界奇人,一改往日商场上纵横捭阖铁腕口吻,含情脉脉地对刘晓梅说:“这是我第一次送给你礼物,我想,你什么都有,我送给你什么呢?我把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件礼物送给你,就是把心交给你了!”潘顺宝的一番话令刘晓梅惊诧不已,她不明白潘顺宝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妇女节这一天,更没有想到自己来海南闯天下,收到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来自于海南赫赫有名的亿万富翁潘老板,而且是这么打动人的礼物。此时,刘晓梅只是依稀记得潘顺宝来望海楼消费时听过自己唱歌,虽然他们之间曾经简单打过招呼,却没有潘老板会如此用心地准备了这件令人感动的礼物。刘晓梅想推辞,但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来,接过礼物后,她的眼睛湿润了。这一天,刘晓梅特别开心,自从婚姻变故之后,在全国人民下海南淘金的1995年,刘晓梅只身从安徽随波逐流来到海南娱乐圈打拼,除了遇到一些挫折之外,很少有这么开心的时刻。刘晓梅天生丽质,嗓音甜美动人,自从她来到望海楼当酒吧歌手之后,引来很多真真假假的大款来到望海楼,有的甚至不惜一掷千金只为听刘晓梅唱一曲黄梅戏中的《天仙配》,也有很多大款富豪提出巨资要包养刘晓梅,但都被刘晓梅断然拒绝。刘晓梅这个与众不同的酒吧歌手洁身自好,一直保持着自己做人和感情的底线,绝不因为金钱和名利丧失自己的做人原则,绝不委身于任何一个大款。虽然天生一副金嗓子加上俏丽的容颜,但已经具备了成名条件的刘晓梅却一直默默无闻,只是一个在望海楼驻唱的酒吧歌手,收入也很可怜。尽管这样,刘晓梅依然很知足。这个与众不同的刘晓梅引来很多人的猜测,他们纷纷打听刘晓梅的底细,却神龙见首不见尾。最终,只有潘顺宝掌握到了刘晓梅的详细资料,潘顺宝这个亿万富豪才主动追求刘晓梅。刘晓梅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一个领导干部家庭,她的爸爸是合肥市供电局局长,因为爸爸的职位高,家里生活得比别人好,刘晓梅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刘晓梅的生日是三月八日,生在妇女节,家人和朋友记得很牢,这天女人们放半天假,仿佛上天对刘晓梅的眷顾。从不知道妇女节的幼时开始,刘晓梅就在这一天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在刘晓梅的记忆中,是小的时候生日放学回家,和一帮同学围坐在桌前吃妈妈煮的好多鸡蛋,那是刘晓梅过的最好最幸福的生日。长大以后,尽管她对于三八妇女节本身还是没有太多感受。但每到三八这一天,就会意识到自己又长了一岁,向女人近了一步。刘晓梅是一个追求完美并非常有主见的女孩子,从小倔犟顽皮,性格却像男孩子,但担任领导干部的爸爸教育她和哥哥说:“出去跟小朋友玩儿,你们要让着工人家的孩子。虽然人家因为我当官会让你,可这不对,应该你让人家。”刘晓梅虽然认为这样不平等,但她依然和哥哥便照着爸爸的嘱咐去做,时时要求自己谦让,所以他们是邻里眼中的好孩子。渐渐地,刘晓梅养成了外表温顺内心执著的个性。中学毕业后,刘晓梅出落成一个出色的女孩子。魔鬼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乌黑的秀发,会说话的大眼睛,粉嫩细长的纤纤玉手,笔直的鼻梁下是棱角分明的红润双唇。更让她自豪的是,她天生一副比百灵鸟还清脆的好嗓子。于是,刘晓梅顺理成章地成为安徽省黄梅戏学校的一名学生。黄梅戏虽然在安徽是备受观众喜爱的剧种,但是身为校花的刘晓梅毕业后却没有找到满意的单位。从戏校毕业后,爸爸安排刘晓梅在电力公司的一家下属单位工作。如花似玉的刘晓梅工作后,很快成为众多年轻小伙子追逐的对象,但是,心高气傲的刘晓梅并不把那些小伙子看在眼里。直到最后遇到安徽省一位领导的公子,因为两家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也算门当户对,很快,刘晓梅与那位省领导的公子结婚了。初恋的年轻人也许都不懂爱情,刚刚进入婚姻的刘晓梅对感情要求得特别高,刘晓梅结婚前是家里的乖乖女,父母和哥哥都让着她,但进入婚姻后,和与刘晓梅有着同样经历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两个人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很快,丈夫转身离去,而刘晓梅只好带着自己已经1岁多的女儿婷婷回到父母身边。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婚甜蜜,年纪轻轻的刘晓梅就遭受婚姻失败的沉重打击,她顿时陷入人生最失意的状态,连续一个多月闭门不出。正当父母为她着急不知如何是好时,刘晓梅走出自己的房间,对父母说:“我要离开安徽,去海南”。父母知道刘晓梅性格倔犟,一旦自己决定的事情就会坚决去做。他们没有阻拦,因为父母也希望刘晓梅能够到外地换个环境散散心,抛掉那些不快的记忆。就这样,1995年刘晓梅跟随南下淘金的大军来到开发正热的海南岛,在海口市成为一名酒吧歌手并成为富豪潘顺宝追逐的对象。而刘晓梅此时对潘顺宝却一无所知,只听说他是从东北来海南打天下的商界奇才。后来,刘晓梅成为著名歌手谢雨欣后还念念不忘这段经历,并在一首歌中唱出了她的心声“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了你”。共赴京城,创出一片新天地潘顺宝的出现,改变了刘晓梅的生活,但是刘晓梅当时却断然拒绝了潘顺宝的追求。自从潘顺宝见到刘晓梅这个楚楚动人的女孩时,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在潘顺宝眼里,刘晓梅一颦一笑都有一股摄人心魄的魅力。当潘顺宝得知这个长得惹人喜爱的女孩竟然来自高干家庭,还是一个洁身自好的戏校高才生时,顿生爱慕之情。交往初期,刘晓梅对这个富豪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因为刘晓梅知道,在这种娱乐场所一掷千金的男人仅仅是消遣,只是与众不同的潘老板在她生日的时候送她礼物,让她觉得心情比以往多了一点灿烂。潘顺宝的彬彬有礼让刚刚失去婚姻的刘晓梅仿佛突然遇到了善解人意的知音。而年近40岁突然遇到如此红粉佳人,潘顺宝更被突如其来的“爱情”搞得兴奋不已。临别时,潘顺宝依依不舍地跟刘晓梅交换了电话。像所有追求女孩的大款一样,此后潘顺宝经常开着他的名牌轿车来望海楼接刘晓梅,39岁的富豪潘顺宝不可阻挡地爱上了酒吧歌手刘晓梅。但刘晓梅根本不知道潘顺宝的底细。眼前这个叫潘顺宝的富豪真名叫沈俊林,1985年底,29岁的沈俊林因涉嫌诈骗被哈尔滨市香坊区公安局羁押,但在警方要把他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他患上了胸膜炎,并趁看守所让他住院治病的机会潜逃。从看守所逃出来后,沈俊林犹如惊弓之鸟从大北方一直逃到南方。1986年初沈俊林跑到上海,看到风声渐渐过去,他开始做生意来谋生,此时他的名字已经成了潘顺宝。化名潘顺宝后,他开始在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以贩卖水果为生,到了1989年,他靠卖水果已积累起十几万元的积蓄。1990年潘顺宝来到北京,开始倒卖电视机,他把东北的“菊花”牌电视机卖到北京,一直干到1993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股市初兴,每天都在制造一个个一夜暴富的股市神话。潘顺宝也投身股海,他经常去证券营业部炒股,并认识了营业部的领导彭某。1993年彭某负责筹备成立北京农信咨询中心时,潘顺宝经彭某介绍被聘为总经理,主要经营业务是分销定向募集股票,即把法人股分开卖给个人。1995年年初,潘顺宝又担任银事达咨询公司的总经理,业务范围仍然是分销定向募集股票。1996年年初,潘顺宝随着南下淘金的大军来到海南,变身成为海南股市的单身亿万富豪。其实,在刘晓梅面前自称单身的潘顺宝是个经历过很多女人的情场高手,他在成为逃犯前在哈尔滨就于1982年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在逃亡期间,潘顺宝还包养过两个“二奶”。一个是1989年他在广州到海南的船上认识的张女士,同居后张女士还给潘顺宝生了一个女儿。1993年潘顺宝到北京做生意后,与北京的巩女士同居,直到1996年潘顺宝到海南发展时才分手,沈俊林把一辆红色的宝马车和北京的一套房子留给了巩女士。刘晓梅并不知道,她只是潘顺宝到海南追逐的下一个对象。因为潘顺宝的存在,潮湿但温暖的海南深深印在刘晓梅的记忆里,潘顺宝成了刘晓梅在海南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刘晓梅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女人,她不会轻易付出自己的感情。眼看追求刘晓梅无望,加上当时海南的开发热因为烂尾楼的出现开始出现滑坡状态,1996年年底,潘顺宝心情郁闷地离开海南岛回到北京打天下。临走时,潘顺宝约见了刘晓梅,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晓梅,以你的条件是可以成为一名红歌星的,只要经过必要的包装,推出几首新歌,很快你就会出名的。我有这个能力能够把你捧成一个歌星,但我要离开海南回北京了,如果你愿意就跟我一起回北京,你一定会成功的。”但是,刘晓梅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她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无法抱得美人归,潘顺宝怏怏地离开了海南。但他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刘晓梅果然追随他来到了北京。原来,潘顺宝离开之后不久,刘晓梅结识了著名作曲家付林。付林慧眼识珠,也认为刘晓梅具有明星的潜质,鼓励刘晓梅向歌坛发展。刘晓梅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基于一种信任,刘晓梅听从了付林的建议,从海南来到北京,变成一个只身在北京唱歌的独立女子。此时,刘晓梅从一个酒吧歌手变身成为歌坛新人谢雨欣。初入歌坛,雪花下面是不说话的你来到陌生的北京,谢雨欣没有理由不联系海南的老朋友潘顺宝。当潘顺宝再次在北京见到刘晓梅,也就是歌坛新人谢雨欣的时候,他几乎是欣喜若狂。几个月过去了,潘顺宝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谢雨欣时候的情景:她微笑起来时好看的眼睛,微微上翘的眉毛,以及非常阳光的精神状态。那天潘顺宝打扮得特别精神,西装革履地抱着鲜花去见谢雨欣。独闯北京的京漂一族哪个不需要感情的抚慰?情场老手潘顺宝当然知道这些,就这样,潘顺宝对谢雨欣展开了爱情攻势。潘顺宝豪侠仗义、善于交际,他在天南地北的逃亡过程中做了10年生意成为亿万富翁,经历当然丰富。对谢雨欣这个年轻又缺乏人情历练的单身女人来说,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是让谢雨欣非常感动而且很难拒绝的。尤其是潘顺宝一掷千金的派头,让谢雨欣感到潘顺宝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儒商气概。随着与潘顺宝越来越深入的交往,谢雨欣发觉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兴奋了,每次看到潘顺宝,谢雨欣都有一种预感,自己跟这个坚韧执著的男人将要发生点什么。可自己还没有做好再次恋爱的准备呢,那些日子里,谢雨欣一直被一种兴奋和痛苦包围着、折磨着、左右着。在谢雨欣20多年的生命中,她可能碰到过比潘顺宝优秀的男人,但在她心目中他们跟潘顺宝相比都黯然失色。谢雨欣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潘顺宝只有一个,而且偏偏就让自己碰到了,这是自己的福分。与潘顺宝交往的所有细节,都点点滴滴地在谢雨欣心里融化成她对潘顺宝的爱恋,不可磨灭。潘顺宝占据了她全部的心,在谢雨欣远离老家,独自一人在外漂泊的时候,她没有理由不需要并喜欢潘顺宝对自己的关照。很快,歌坛新人谢雨欣与富豪潘顺宝同居了,谢雨欣度过了她爱情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但是,出身高干家庭的谢雨欣并不是胭脂俗粉,她跟浸润在风月场已久的潘顺宝说:“阿宝,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爱你,绝不是因为你有钱,只要你对我好,我永远也不会向你提任何非分要求的。”潘顺宝对谢雨欣的这一番表白也异常感动,他说:“你放心,我是个负责任的男人,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一定让你成为歌坛红星……”情话绵绵中,两人沐浴在爱河里不能自拔。此后,谢雨欣果真像她表白的那样,从来不向潘顺宝提出非分的要求,而潘顺宝也从不在公开场合暴露他们的关系。潘顺宝庆幸自己幸运地遇到了红颜知己,他的生活因谢雨欣灿烂起来。但潘顺宝心里深深知道,要把谢雨欣包装成为一名歌坛红星,并不是仅仅靠几首MTV就可以的,必须投入巨大的资金才能达到目的。潘顺宝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明白自己只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逃犯,不可能公然带着公众人物谢雨欣抛头露面。但他与谢雨欣的感情已再难割舍,也只好采取隐蔽的方法与谢雨欣保持关系。他与谢雨欣约定好,他们俩的关系不向任何人泄露,这种半遮半掩的关系使谢雨欣郁闷无奈,但潘顺宝怎么可能告诉谢雨欣自己是一个逃犯呢。潘顺宝曾不止一次对谢雨欣说:“我们不是夫妻,胜似夫妻,今生今世,我们谁也离不开谁了……”谢雨欣1996年开始在北京寻求发展后,演唱录制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首单曲《花街》,在这首新歌里,谢雨欣用歌词表达了她初入歌坛的心境:心里有一条开满花的街街上有一场下不完的雪雪花下面是不说话的你我和你隔着一个世界很快,凭着这首《花街》谢雨欣在歌坛崭露头角。1997年谢雨欣演唱录制了单曲《穿裙子的季节》、《步步高》并拍摄同名歌曲的音乐电视,1998年,谢雨欣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步步高》由中唱广州公司出版发行。但是,此时她仅仅还是一个不入流的歌手,离成为红歌星的距离还有十万八千里。捧红女友,巨资打造《将爱情进行到底》1997年底,已在证券市场弄潮多年的潘顺宝和珠海某银行达成协议,由他出资人民币5000万注入珠海证券,用于盘活该公司资产,该公司原来的14家股东缩股占35%,沈俊林则占65%。之后,潘顺宝开始在幕后运作珠海证券。1998年8月,潘顺宝拿到了位于珠海市迎宾北路21万平方米的黄金地皮,聘请国际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出了拥有30款不同样式的别墅、50多栋功能齐全的住客会所以及星罗棋布的网球场、游泳池、人工天鹅湖等超豪华高等生态商住社区,并取名“天上人间”。他借助珠海证券扩大自营规模,筹集资金。1999年,潘顺宝退出了珠海证券,退出时,珠海证券退给沈俊林相当于5000万元的实物资产,包括东莞的土地及地上工厂,还有上海的一处房产。后来,沈俊林用上海的房产折价2000万抵给了航天一院,东莞的土地则用于在2002年时向广东发展银行抵押贷款4000万元。潘顺宝在珠海的运作获得了巨大效益。随着情感的加深,尽管谢雨欣说过永远不向潘顺宝提出非分的要求,但是看到了自己依靠的男人身价亿万,在名利场打拼了多年却一直没有成名的谢雨欣,绝不满足于仅仅当个歌坛新人的。1998年,潘顺宝没有食言,他把上市公司辽房天收购后更名为华顿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潘顺宝担任董事长,而谢雨欣当然也成了这个公司的大股东之一。潘顺宝之所以成立这个公司,初衷就是投资拍摄电视连续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然,谢雨欣毫无疑问成为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女主角。潘顺宝不出手则已,出手就是大手笔。1998年年底,由华顿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投入数千万元拍摄电视连续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潘顺宝担任该剧出品人,但是,他低调地只在片头上打上了“阿宝”两个字。从此,演艺圈里多了一个神秘的投资大鳄阿宝,尽管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谢雨欣在《将爱情进行到底》中担当主演小艾的同时,还包揽了片头片尾曲和所有插曲,谢雨欣演唱了主题曲《谁》,正是这首由小柯创作的歌曲奠定了谢雨欣在歌坛的位置,同时也塑造了她在那个时期浪漫婉约、如倾诉一般的演唱风格。《将爱情进行到底》一炮走红,1999年底播出时不仅占据了众多频道的黄金时段,更捧红了潘顺宝的女友谢雨欣,谢雨欣一跃成为影视歌三栖明星。同时,李亚鹏、王学兵等影视新人也与谢雨欣一起,成为人们追捧的明星。1999年,谢雨欣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演唱了她的专辑《爱是怎样炼成的》主打歌,成为当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独唱曲目。这首歌依然延续了谢雨欣浪漫的演唱风格。正是“爱情”给谢雨欣带来了好运气,在《将爱情进行到底》中扮演小艾并演唱主题歌之后,“纯情”就成了她的标签,从此谢雨欣与“爱”纠缠不清。谢雨欣是从黄梅戏起家的,关于爱情,谢雨欣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黄梅剧中那些缠绵纯情、誓死也要捍卫爱情的女人和她们温婉的唱词。她的生活和事业一样,爱情也是主题。和大多数年轻女孩一样,谢雨欣对爱情从来没有停止过幻想,希望自己一生一世都要被自己深爱着的那个男人的爱情和浪漫包围着,而自己的生命也必须承受这种爱情和浪漫的滋润才能渐渐生动。她曾经多次对潘顺宝说:“阿宝,我需要浪漫,哪怕一点点的浪漫也可以感动我。”谢雨欣成名之后天南海北地来回飞来飞去演出,因为工作忙,和潘顺宝平素里很少有时间见面,所以谢雨欣希望赶快嫁给他,这样她的心就不会再“居无定所”地漂泊了。此时,她不担心婚姻会从此锁住了她的爱情和浪漫,因为真正相爱的两个人,婚姻给他们提供的是一间可供爱情和浪漫消遣的场所,而不是锁住爱情和浪漫的一把枷锁。在这个形形色色的爱情婚姻观推陈出新似尘土满天飞扬的现代社会,谢雨欣坚守着属于她的一方有关爱情的圣土,不受外界世界的蛊惑和污染,执著地相信爱情和婚姻的长长久久。“女人终归是要回到家庭里去的。”谢雨欣说每次对潘顺宝这句话的时候,都有些无奈。只有潘顺宝明白,谢雨欣有一种深深的期待藏在后面。一个女人在委身于一个心仪的男人时,她开始的时候可以只讲感情不求婚姻,但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她最希望得到的同时也是男人最不希望给予的,其实就是一个名分,这个名分不是情人而是“妻子”的称谓。但每次谢雨欣追问潘顺宝结婚的事情时,潘顺宝总是说:“你的事业那么好,如果现在我们结婚的话,肯定会对你的演艺事业产生影响,我不能因此伤害了你。你给我一段时间好不好?反正你现在年龄还小,也不着急结婚。等过几年之后,我一定会处理好一切的。”谢雨欣每次跟潘顺宝谈到婚嫁的时候都不置可否,似乎有难言之隐,每次都欲言又止。只有潘顺宝知道,他尽管现在是一个亿万富翁,但只能以假面示人,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且,谢雨欣跟他谈婚嫁的时候,他其实最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且已经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因为他不但把航天英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科学研究院院长厉建中拉下水,而且伙同厉建中等人挪用了1.2亿元资金。此时答应谢雨欣结婚,就等于直接把谢雨欣推进了火坑里。关于化名潘顺宝的沈俊林把厉建中拉下水的故事,等讲述完他与谢雨欣的故事之后会细细讲述。为此,谢雨欣曾经想到过分手,但是对于谢雨欣而言,她与潘顺宝在一起生活,慢慢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的情感,是很难一下子割舍的。尤其是谢雨欣,她没有足够的决心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豪华轿车、高档住宅,以及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都是谢雨欣所需要的。如果谢雨欣从来没有经历过挥金如土的畅快和被鲜花掌声包围的荣耀,她可能会安贫乐道,但她经历了,同时还拥有了爱情,这都是她无法割舍的。对于潘顺宝的想法,谢雨欣虽然不可能完全知道其中的原因,却也只好听潘顺宝的。后来在谢雨欣的一首歌里,她哀婉地唱出了自己的感受:“也许你我的爱,开始就是一场错误,而年轻的我把握不住。这一段感情,只是奢侈的幸福,想占有却没有保护。”削发明志,当爱情已成往事对于潘顺宝对待婚姻的躲躲闪闪,谢雨欣并没有往心里去。在演艺圈里,如果一个当红明星被爆出已婚的消息,必然会失去一批追星族。当潘顺宝拿出这个理由搪塞谢雨欣时,她甚至感激潘顺宝对她事业的关注。此后,谢雨欣多箭齐发,不但出了多张唱片,出任重庆卫视首播的《MTV封神榜》节目主持人,谢雨欣被贴上了“爱情标签”,成为“玉女掌门人”。之后,谢雨欣在演艺圈里一路绿灯,不但在《天龙八部》里出演了李秋水,还拍了她的第一部影片《拯救爱情》。因为有坚强的后盾潘顺宝,在事业上全面开花的谢雨欣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演员了,在中国的电影业并不景气的时候,谢雨欣开始参与一些幕后工作,除了做其他歌手的唱片,而且斥巨资投资了电影《恋爱中的宝贝》。尽管谢雨欣在这部电影中没有挂名,但是这部由华顿时代出品的电影,却在市场上遭到了重创。电影《恋爱中的宝贝》由潘顺宝担任出品人,由李少红导演,周迅、黄觉主演。但是,这部投资4200万元的高成本电影,最终的票房却只有900万元。《恋爱中的宝贝》在2004年情人节期间上映,到2004年下半年,北京娱乐圈传言,该电影的出品公司北京华顿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出现经济问题,该公司的董事长潘顺宝去向不明,更有传闻称潘顺宝已被逮捕。此时,各大媒体才开始爆出潘顺宝是谢雨欣的前任男友,而谢雨欣也是北京华顿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谢雨欣坦率地向记者承认潘顺宝曾经是她的男友。当记者问谢雨欣是否听说潘顺宝“出事”,被她以此问题与采访内容无关予以婉拒。人的欲望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膨胀的,潘顺宝明目张胆的资本运作浮出水面,并因涉嫌行贿和挪用公款被警方传讯。2004年6月,厉建中被“双规”关进秦城监狱,潘顺宝也被顺藤摸瓜牵了出来。潘顺宝被警方传讯后,立即消失在谢雨欣的视野里。顿时,谢雨欣如入冰窖之中,心灰意冷。2004年12月,谢雨欣把爸爸从安徽接到北京,当天晚上,谢雨欣突然眼含热泪对爸爸说:“我想把头发全部剪掉!”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爸爸惊愕不已,老人知道自己女儿心里的苦楚,他愣愣地看着女儿半天,说:“你神经病,遇到再大的挫折也不能这样做啊!”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谢雨欣的决定,在谢雨欣眼泪汪汪地苦苦哀求之后,最后老人不得已说:“好吧,剪不剪你自己决定吧,我不表态。”这是种默默无言也是老人的一种无奈,那天,爸爸陪着谢雨欣一起去剪掉了谢雨欣的如瀑长发。谢雨欣怕爸爸不能接受,但剪完头发,饱经风霜的老人看完以后笑着说:“挺好看的,我又多了一个儿子。”当长发落地时,谢雨欣心里感觉出奇的平静,好像生命中迟早有这么一天,谢雨欣突然感到某种轻松和快乐,有一种空前的轻松感。她知道,只有彻底从头做起,才能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剃头是一个让自己净化的过程,能把所有的烦恼和不好的东西都彻底丢掉。谢雨欣想到一个词“如释重负”。谢雨欣理解了潘顺宝,她知道爱情是要有责任的,这种幸福更多地来源于责任。如果两个人相爱,但可能这个爱长久不了,谁也没办法将爱情进行到底。谢雨欣在决定把头发剪掉时,心态上已经在发生变化。在谢雨欣看来,削发也是返璞归真的过程,每个艺人几乎都被光环或者人为的东西包裹起来,这次剃头,谢雨欣希望能从个人的角度直视自己,也想让自己挑战一下极限:我到底能够做什么?是否可以把所有的虚伪都放下,是否可以真正做回自己?或者说“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挫折,谢雨欣只想让自己更纯净,因为这是一个历练境界的过程。谢雨欣这样一个玉女为什么把那么好的头发剪掉了,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谢雨欣并没有道出其中缘由,她说:“我只是希望通过剪头发让自己的心灵更加纯净,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把心理压力负担去掉,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繁华落尽,爱到尽头覆水难收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还原“富豪逃犯”沈俊林的真名了。谢雨欣心目中的沈俊林是一个有事业、宽容的人。她曾经无私地爱着沈俊林。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事业做得比我强,还关心我的事业,做哪一行不重要,懂不懂流行音乐也不很重要,关心我的事业,其实意味关心我。”而在内心深处,谢雨欣更“喜欢有安全感的男人”。经过歌坛10年的打拼,谢雨欣越来越感到家庭的重要,她把女儿从合肥接到北京上学,但她觉得家庭不止是爱情、男女的关系,还需要母亲、父亲和孩子的亲情。沈俊林因在厉建中案涉嫌犯罪被捕之后,直到2006年1月沈俊林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当时娱乐媒体并不知道,以化名“阿宝”投资影视业的潘顺宝,实为潜逃20年的犯罪嫌疑人沈俊林。2006年4月20日某报的一则《逃犯20年赚亿元捧红同居女星》的报道,揭开了沈俊林的真实面目。这个入主珠海证券,坐庄大连渤海,被誉为股市弄潮儿、资金运作高手,每天从手中进进出出的资金数不胜数;他投资影视业,投资拍摄《将爱情进行到底》、《恋爱中的宝贝》等多部有影响的剧作;他投身房地产业,建造起北京的豪华别墅小区……就是向航天功臣厉建中行贿,把神五功臣拉下马的北京银事达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俊林,其实是一名潜逃近20年的犯罪嫌疑人!同时,该报道还指称沈俊林“包养”并捧红了谢雨欣。这篇报道也把谢雨欣再次推向媒体关注的热点。该报道称逃逸20年的经济罪犯沈俊林“捧红同居谢姓女星”,并将谢雨欣的采访作为背景资料刊出。随后,谢雨欣与沈俊林的关系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有些媒体不时以“包养”一词来形容当年谢沈之间的关系,媒体也不断刊出谢雨欣的表态。4月23日,谢雨欣在她的博客上发表“我的一点声明”,回应个别媒体的报道,这篇声明说:“到今天为止,我只在4月19日对《沈阳晚报》记者的采访说了这样的话‘潘顺宝曾经是我的男朋友,但我们已经分手好几年了。关于他的事情,我不太方便回应什么,因为我现在也有了新的感情生活。’这也是我对此事到现在为止的唯一回应。”声明还认为许多媒体转载的某报对她的采访“是不真实的”。这篇“我的一点声明”也在博客上引来众多的评论。为此,谢雨欣通过对事件做出正式回应。谢雨欣在声明中称:我只认识潘顺宝,从不知他还是沈俊林,我们在一起时是真心相爱,彼此也是真心地付出!虽然我们已经分手很多年,我还是很感激他对我的好!现在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希望他能坚强一些,挺住!这是我想说的。虽然我也是刚刚知道他过去叫沈俊林,可能是个逃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让我有些委屈,也不公平。但我原谅他,我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我也感谢他在事业上对我的支持。我认为在与他在一起的日子里,我的言行并没有伤害其他任何人.我认为在没有向我证实的情况下,许多媒体对这个事情纷纷使用“包养”词汇是不对的。而身陷囹圄的沈俊林对与他于谢雨欣的感情非常怀恋。他坦诚地说:“我出资拍摄电视剧或者电影捧红她,是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促使我这样做的,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获罪而对她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葬送了她的前程,我无法偿还……”醉心名利,终于陷入解不开的死套在讲述完逃犯沈俊林和歌星谢雨欣的故事之后,接下来该讲述的是“富豪逃犯”沈俊林与火箭专家厉建中的故事。厉建中是山东日照人,1937年3月出生于农村。自幼无父无母,尝尽了世事艰辛和人情冷暖。但艰苦的环境没让他消沉,反让他发愤图强,闯出了一条常人难以想象的辉煌道路。1961年,厉建中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精密仪器设计与制造专业,之后进入美国威斯康涅州立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进修;1966年到1991年,厉建中历任航天部某研究院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先后担任计量室主任、生产科长、副厂长、厂长等职;1991年到1994年,厉建中历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担任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指挥、副院长、常务副院长;1994年,厉建中成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第七任院长。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任职期间,厉建中曾组织领导研制成功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二号丙改进型、长征二号F等4种型号运载火箭,其中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于1999年11月20日首飞成功,将“神舟”号试验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将他推向了权、名、利的顶峰:航天一院院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常人眼里,能被如此荣耀和光环围绕,人生该是成功的了。但厉建中却不满意,幼时贫穷落魄、孤独无助的生活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常常袭来的焦虑、孤独感让他明白:一生拼搏献身的科技事业不是他的归宿。他所渴望的,是成为名利场上拼杀的时代弄潮儿,而不只是一辈子只和火箭等机器和数据打交道的科研人员。可是老天捉弄人,厉建中一生苦苦追寻,却离目标越来越远。1994年,在厉建中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他57岁,成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科学研究院院长,大权在握。这一年,他认识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航天时代电子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张玲英。此时,张玲英29岁,浑身散发着职业女性成熟的魅力,她对财务的精通和做事的干练就像缕缕春风给厉建中带来了青春的气息。从工作的角度说,张玲英距离厉建中还有很多等级,很多工作她不应该直接向厉建中请示,可她还是越级请示了,一开始厉建中非常不喜欢这种不遵循常规的做法。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又有些不喜欢那些循规蹈矩的人。在这种复杂心态的作用下,他默认了张玲英的这些做法。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对张玲英的喜爱转化成父辈的关照和爱护,将她视为自己的心腹和知己。而张玲英眼里的厉建中,风度翩翩、名利双收,有着耀眼的光环。她同样明白,在这样一个大型集团公司里,像她这样一个小职员,要想爬到令人艳羡的位置,是如何的艰难。她也深深明白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她充分利用厉建中这种信任关系,从此她的人生轨迹也开始偏斜……1999年,厉建中开始担任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就在他将要在“科研精英”和“优秀企业家”的荣耀中,为其职业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之际,句号迟迟无法收笔,一生之辉煌,终功亏一篑。事实上,计划经济下的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加上市场体制下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两种角色的复合为其后来的“东窗事发”埋下了伏笔,而直接将厉建中拉下了水的,首先是这个张玲英。1996年初,游某和陈某想收购南洋船务公司,注册成立成功投资公司,苦于40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两人一起找到时任北京银事达咨询有限公司经理的沈俊林。沈俊林长于资金运作,善于钻营体制的漏洞和缝隙。在从事咨询公司业务以来,也成功地进行了多笔大数额的资金运作,在业界也小有名气。游某和陈某一说他们的计划,马上引起了沈俊林的兴趣。但沈俊林也清楚,自己并没有足够资金,于是他便找到了张玲英,提出借款4000万元人民币投资成功公司,用于收购南洋船务。此时的张玲英有了厉建中的照顾,已是中国航天集团火箭研究院内部结算中心主任,碍于朋友面子,她只好答应帮忙。在张玲英的安排下,三人在首都大酒店见了一面。席间两人把酒换盏、谈笑甚欢,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沈俊林向厉建中介绍了收购南洋船务的情况,以及在二级市场炒作该股票赚取利润的前景。厉建中被沈俊林豪爽的性情、周到的考虑所打动。但他明白,4000万元不是小数目,万一收不回来,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并未答应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沈俊林让游某和陈某来到北京,再次向厉建中介绍情况,并提出由厉建中担任董事局主席。这一次,厉建中看中了董事长的位置,认为自己可以掌握这4000万元,顺水推舟,答应得十分干脆,给足了老朋友面子。1996年3月22日,张玲英以存款的名义将公款4000万元人民币转入北京农信咨询公司,沈俊林将其中3500万元以北京银事达龙城高科技集团的名义投入成功公司,并取得该公司40%股权,另500万元被挪作他用。1996年4月份,收购成功后,厉建中按约定担任了南洋船务的董事长。但很快他被游某、陈某排挤出董事会,只被任命为副总经理,既无法操控该公司,也无法在二级市场炒作该公司股票。也就是说,最终失去了对4000万元借款的控制权!事实表明,1996年4月,成功投资当上大股东就藏着一场阴谋,南洋船务的原董事长靠着和成功投资人游某、陈某私下协定,在股权转让中完成了自我补偿。而游某、陈某靠着4000万元,与国泰证券一手策划,将南洋船务的股价暴涨两倍多,从上一年亏损2700万元到实现净利润3700万元,赚了个盆满钵满。而在这场商业阴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4000万元国有资产,却犹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音信。2000年,成功投资出资人陈某因诈骗、挪用资金锒铛入狱,随后,南洋股份的高管和股东接连获罪。厉建中、张玲英为这4000万元寝食难安,多次催促沈俊林,而沈俊林借口公司困难一时难以归还,提出再借款2亿元炒股,获利后先归还4000万元借款,其余利润两家平分。厉建中惊呆了,他明白自己别无选择,摆在面前的,是风雨飘摇、变幻莫测的资本市场,他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击……亡羊补牢,1.2亿捅出天大娄子1996年11月至1997年4月,在厉建中的授意下,张玲英将1.2亿元公款转入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安定门证券营业部沈俊林控制的56个账户内,用于沈俊林炒股。1997年11月,沈俊林将4000万元欠款还清。4000万元的漏洞补上了,厉建中因此逃过2000年的那次调查。然而,由此而来的1.2亿元漏洞,却让厉建中费尽心机,苦不堪言。为了给人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开始四处拆补,在资本的苦海中奋力挣扎。1998年,沈俊林主动向结算中心还款1000万元。张玲英感觉不对劲,查了沈俊林的账户发现,他已经私自将该股票账户内的股票转到了海南。事情严重,她随即向厉建中作了汇报。漏洞随时有可能被发现,厉建中感到了自己的位子在摇晃,他再出奇招,使起了障眼法。这障眼法,就是数不清、理还乱的三角债关系。他让张玲英制作了两份协议:一份是结算中心与银事达咨询公司的合作协议;另一份协议是结算中心、银事达咨询公司和银事达经贸公司(一院在该公司控股85%)三方签订的,将结算中心的权利转给银事达经贸公司,并将两份协议的签订时间倒签为1996年4月。从此,结算中心与沈俊林脱离了直接关系,而银事达经贸公司由一院控股,1.1亿元的漏洞更加隐蔽,也留出了足够的时间来弥补。利用同样的手法,厉建中玩起了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空手道。1998年7、8月份,沈俊林陆续归还2179万元。利用向玲珑花园做中间方,结算中心账面上的1.1亿元借款全部还清。此举形成了银事达经贸公司则欠玲珑花园8800万元,沈俊林则欠银事达经贸公司8800万元的局面。就这样一环套一环,厉建中用新套解旧套,等待着沈俊林的陆续还款。然而直到案发后,沈俊林才以其个人财产将欠款还清。在这之前,厉建中为掩盖漏洞花招百出、机关算尽。1999年厉建中出任火箭股份董事长,为他挪用资金提供了便利。他一手抓权、一手抓钱,真的以为自己成了股海中的弄潮儿,肆意妄为起来。而如此大规模的资本运作,给予厉建中的,不仅是地位、荣誉、金钱、美色,还有耻辱、堕落和无法饶恕的三宗罪。一是挪用公款。1997年下半年,厉建中的朋友张某多次找厉建中借款炒股。厉建中轻车熟路,再次玩起了障眼法。他找到一院下属单位华宇机器人技术开放公司总经理孙某,谎称有笔款要从其单位走下账,让其向结算中心借款500万元。孙某收到贷款后将该款汇入了张某指定的中国华阳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融资部。二是受贿。厉建中利用职务的便利,大笔一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资金。借钱的朋友们自然个个感恩戴德,对厉建中的勒索笑脸相迎。张某在还500万元的贷款时来找厉建中,拿来八九万元现金,说是利息的多余部分。厉建中讲:“就这么点啊,先放在你们那吧。”张某当然知道话中有话。果然,2000年底,厉建中向张某索要40万元用于炒股。1998年初,厉建中的女儿要出国留学。沈俊林将厉建中约至燕京饭店咖啡厅,以女儿出国需要路费为名扔下2万美金。对于老朋友的钱,厉建中收的放心、自在、心安理得。三是贪污。如果说厉建中挪用公款、受贿是受朋友所托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到2001年3月,厉建中开始彻底堕落腐化,成了吞食国家资产的蛀虫。他利用担任北京银事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上的便利,在转让海南成功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过程中,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50万元,转入到个人控制的天域华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用于其个人炒股及归还债务。张玲英,这个外表端庄、善解人意的女人,论起对金钱的贪婪和对虚荣的渴望,比厉建中毫不逊色。她已不甘心只当厉建中这棵大树上的寄生虫,除了协助厉建中敛财,她还开始了自己疯狂的敛财活动。1999年,张玲英于利用担任北京玲珑花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上的便利,在委托长城国际广告公司代理广告业务过程中,收受该公司经理张某给予的贿赂款人民币10万元、美元1万元。2000年夏天,张玲英以个人去韩国、香港旅游为名,向沈俊林提出兑换港币,沈俊林交给张玲英港币2万元。2000年12月,张玲英伙同他人私分公款人民币37万元。2001年10月,张玲英对某会计师事务所张某讲:“我准备装修房子,你能不能支援一下?”收下张某的5万元人民币。2001年6月至8月,张玲英以回扣形式收取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贿赂款人民币7万元。……直到2004年6月,厉建中被实施“双规”,他们才停止了匆忙的敛财脚步,双双被押进秦城监狱。可叹厉建中古稀之年,将面临长久的铁窗生涯。神五上天,功臣落地在等待法院判决的日子里,“神六”也上了天,不知他还有否当年“神五”上天时弹冠相庆的激情?68岁的他,面对冰冷的铁窗在想些什么?他是否想起了自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青年时光,那时的他正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发奋读书;他是否想起了自己的艰苦的科研生涯,彻夜不眠的他会为每一点发现而欣喜若狂,可不管艰苦还是快乐,都是那么单纯;他是否想起了火箭起飞时那耀眼的光芒,那光辉曾长期萦绕在他的周围。如今,那些曾经的生活离他太远了,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一场久远的梦。此时的厉建中清楚地知道,监狱的日子是真实而漫长的。在这里,他常常想起自己的家人、朋友,那种心灵的绝望、悔恨和愧疚,一年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折磨。他恨,恨自己的贪婪、愚蠢,恨得会把牙咬碎。可惜,一切都晚了,他再也无法出去……人生,他苦苦追求的圆满人生,就是这样的结局吗?就像一场戏,你永远无法知道是真是假,什么是成功的人生……2005年10月17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68岁的厉建中,这位白发苍苍的昔日航天功臣被推上了被告席。根据检方的指控,厉建中涉嫌贪污350万元、受贿50万元及美金2万元;同案犯张玲英被指控贪污37万元,受贿50余万元。与此同时,厉、张两人被指共同犯罪,涉嫌挪用1.2亿元和4000万元公款。在辩护词里,律师为厉建中列举了长长的“业绩清单”,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在庭审被告人最后陈述环节,厉建中这位曾创造辉煌业绩的火箭专家、“神五”功臣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表示忏悔:党把我从一个孤儿培养成火箭专家,给我令亲人好友都自豪和艳羡的地位、荣誉,我本想好好报效国家,却沦为人人不耻的阶下囚,成为人民的敌人,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过的结局啊。唉,都是贪念把我引上了绝路!法庭上追悔莫及的厉建中,那颗曾何等骄傲的头低垂着,斑白的头发、涕泗横流的尴尬,让人说不出的痛惜。就在两年前的10月,我国进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世界瞩目,举国欢腾。在一个国家实现光荣与梦想的欢呼背后,本该多一位航天功臣欢跃的身影。但命运偏偏无常,此时的厉建中,因涉嫌贪污公款350万元、受贿66万元、挪用公款1.6亿元,身陷囹圄。神五上天,功臣落地。相比于今日身陷囹圄,68岁的厉建中曾何等辉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七任院长、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三次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三等奖、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航天部优秀管理开拓者一等奖、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从爱国海归到科研骨干,再到研究院领导,上市公司董事长,每一步都带着荣耀,每一次身份叠加都有一片新天地。然而,这个30余年都将火箭准确无误送入轨道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轨道,锒铛入狱、黯然收场。世事浮沉,是什么迷惑了厉建中,让他在花甲之年,甘愿抛弃来之不易的荣耀、地位和事业,走向堕落腐化的深渊?不会被科学技术难倒的人,难保不会被美色、权力和金钱撂倒,厉建中一案将揭开的,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2006年3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厉建中贪污、挪用公款、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厉建中因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被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名曾为我国的运载火箭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专家级人物沦为人民的罪人,将在大墙内度过他的余生。在对厉建中一案的审理过程中,通过对一件件犯罪事实的揭露,我们看到了他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足迹,不能不为这样一位航天事业“功臣”与“精英”的堕落感到痛惜。厉建中在接受审讯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作为国家干部,45年党龄的党员,走到今天,背叛党,给党的事业抹了黑,我感觉愧对党,愧对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