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记忆,痰吐止禁

祖母的客厅里有个书柜,在难得打开的玻璃门后,在积了灰尘的《生命百科全书》、一排泛黄的少女小说以及我美国伯父的医学书籍当中,有一本与报纸一般大的书,我在学会阅读不久后发现了它:《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六百年奥斯曼通史》,我喜欢它挑选的主题及其丰富神秘的插图。我们的公寓和洗衣店在同一层楼的那段日子,或每当生病无法上学,或无缘无故旷课,我便上楼去祖母的公寓,坐在伯父的书桌前,将这本书里的每一行字连续阅读多次。后来当我们住出租公寓,每逢去探望祖母,我都会把这本书取出来读。我尤其喜欢描述奥斯曼历史的手绘黑白图片。在我的教科书当中,那些历史是没完没了的战争、胜仗、败仗与条约,是以自豪的民族主义口吻讲述出来的历史,可是在《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中,却是一连串奇珍异物和奇人怪事——罗列了叫人毛发倒竖、惊心动魄、时而令人作呕的图片。在此意义上,这本书就像奥斯曼仪典书里的游行队伍,队员在行经苏丹面前时进行一连串的奇特表演,又好像走入给这些轶书配插图的细密画中,坐在苏丹身旁,从今天的易卜拉欣帕夏宫殿眺望窗外的苏丹阿密广场,审视帝国的财富、色彩与奇观,多种多样的工匠,每个人身穿自己的工作服。我们喜欢说自己在共和国成立、土耳其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之后便切断了奥斯曼的根基,成为更“理智而科学”的民族。或许正因为如此,坐在现代化的窗口注视我们理应遗忘的奥斯曼先人们种种奇怪、陌生、人性的现象,是如此激动人心。就这样,我读着杂技艺人走在两艘船的桅杆之间拉起的钢索横越金角湾,以庆祝苏丹阿麦特三世之子穆斯塔法王子举行割礼,研究关于这件事的黑白插图。我还发现,我们的“父辈们”认为把平常人与靠杀人为生的人葬在同一个墓地不成体统,于是在埃于普的卡亚第巴宜里特别为刽子手设置了一处墓地。我读到奥斯曼二世时代的1621年是个寒冬,整个金角湾和部分博斯普鲁斯海全结了冰;跟着书中的许多插图一样,我从未想过小船系在雪橇上和大船困在冰中的图片反映出的画家的想像能力甚于历史事实,我对它们百看不厌。描绘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时代两个著名疯子的插画也很有趣。第一个疯子是男人,习惯光屁股走在街上,尽管文雅的画家把他描绘成因羞愧而披上衣服;另一个则是被人叫做“尤泼辣夫人”的女疯子,找到什么就穿什么。根据作者的说法,疯男人和疯女人每回见面便展开激烈的争斗,因此他们被禁止通过那座桥。(“那座桥”:当时没有任何桥横跨博斯普鲁斯,只在金角湾上有一座桥——加拉塔桥,1845年建造于卡拉廓伊与埃米诺努之间。到20世纪末,桥已重建三次,但原来的木桥简称为“那座桥”。)就在这时,我的眼光落在一个男子背着篮子被绳子绑在树干上的图片上,我继续读下去,发现一百年前有个流动面包贩把他的马和货物拴在树干后,自己在咖啡馆里玩牌,一个名叫贝伊的市政官员于是把面包贩拴在树上,对他折磨无辜的牲畜进行惩罚。这些故事有许多出自“当代的报纸”,其真实性有多少?比方书里告诉我们,15世纪有个麦合特帕夏因试图镇压一起暴动而丢了脑袋,他的部下因看见他的断头而终止叛乱。这件事或许是真的,也或许,就像许多相同处境的人,他们把大臣的头扔来扔去以表示愤怒。但这些人可真如插图中所做的——拿帕夏的头当足球踢?我不曾多想这些问题,宁可往下读16世纪的“收税官”绮拉。据说她也是萨菲耶苏丹的“收贿官”,在另一起叛乱中惨遭碎尸万段,曾贿赂她的每个人都在门上钉了她的一小块身体部位。我略带惶恐地看着钉在一扇门上的一只手。科丘——我稍早介绍过的四位忧伤作家之一——着墨最多的是另一个主题,其怪异可怕的细节使西方旅人也为之颤动:伊斯坦布尔施虐者与刽子手的行刑手法。埃米诺努有个地方专为所谓“吊钩”而修建。滑轮把一丝不挂的犯人吊起来,以钩子串起,绳索一松,便坠落下去。还有个近卫步兵,爱上一个教长的妻子,绑架了她,剃光她的头发,将她打扮成男生,带着她在城里走。逮到他时,他们打断他的手脚,将他塞进添了破油布和火药的炮筒里,射向空中。“保证令人胆战心惊的行刑法”是《百科全书》对另一种可怕刑罚的描述方式:赤条条、脸朝下的犯人被绑在十字架上,借着钻入他肩膀和臀部的蜡烛光线游街示众。我对裸身犯人的反应不无带着某种性的战栗,而把伊斯坦布尔历史看成是陈列死亡、毒刑与恐怖的黑白图画,也颇为有趣。一开始,科丘并未考虑写一本书。1954年,《共和国》报纸四页内含“本国历史上的奇风异俗”的副刊装订成册。在这些奇人怪事、历史和百科知识的细节背后,科丘本身也有着古怪而悲惨的经历。他热爱的事业,始于十年前的1944年,贫困迫使他于1951年在第四卷的第一千页歇手,当时仍在字母B——这便是《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七年后,科丘开始进行第二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他不无道理地、自豪地称它为“世上第一部城市百科全书”,从字母a重新开始。时年五十二岁的他担心他的伟大事业将再次半途而废,于是决定缩减为区区十五卷,并使词条更“受欢迎”。这次他更有自信,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该在他的《百科全书》中进行个人喜好的探索。他于1958年出版第一卷;到1973年,已进行到第十一卷,却仍只在字母G——正如他担心的,他被迫放弃了这项努力。尽管如此,这第二部《百科全书》提供的有关20世纪伊斯坦布尔的新奇缤纷的词条,是城市灵魂的最佳指南,因为本书的结构也正是这座城市的肌理。为了理解何以如此,必须对科丘本人有所认识。科丘是那种充满“呼愁”情感的人,这些人将20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塑造成一个为忧伤所苦的半完成的城市形象。“呼愁”定义了他的生命,为他的作品赋予隐藏的逻辑,确立他孤寂的航向,仅能导致他最终的失败——跟同一类的其他作家一样,他并未将“呼愁”视为重心,也没想太多。事实上,科丘并不认为他的忧伤来自他的历史、家庭或城市,而视之为与生俱来。至于伴随而来的避世,相信人生必须一开始就接受失败,他不认为这些是伊斯坦布尔的遗产,正相反,伊斯坦布尔是他的慰藉。科丘1905年出生于教师和公务员家庭。他母亲是某帕夏之女,父亲长期担任记者。科丘在整个童年时代目睹战争、败战和移民潮毁灭奥斯曼帝国,迫使伊斯坦布尔陷入数十年来难以摆脱的贫困。他在后来的著作和文章中经常回到这些主题,就像回到他从小看到的城里最后几场大火、消防员、街头械斗、邻里生活和酒馆。他说起儿时住过后来烧毁的博斯普鲁斯海岸边一栋“雅骊”。科丘二十岁时,他父亲在哥兹塔比租下一栋奥斯曼老别墅。年轻的科丘在伊斯坦布尔的木造楼阁过着传统生活,长时间待在此处,得以眼见他的大家庭四散分飞。如同许多这类家族,日渐贫困和家族不和迫使科丘家变卖木造楼阁,此后科丘仍待在哥兹塔比,但与家人分居,住过多处水泥公寓。或许最能明白显示科丘忧伤、保守心态的选择,莫过于决定——当时帝国已瓦解,土耳其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蒸蒸日上,朝西方看齐的伊斯坦布尔已开始排斥、遏制、揶揄并怀疑与奥斯曼时代有关的一切——在伊斯坦布尔学历史,毕业后担任他敬爱的老师、历史学家勒菲克的助理。勒菲克生于1880年,比科丘年长二十五岁,是《奥斯曼的历代生活》系列丛书的作者。此丛书分册出版(科丘的《百科全书》也将如此),逐渐受人欢迎,终于使他成为伊斯坦布尔首位现代通俗历史学家。他不在大学授课时,便在奥斯曼档案杂乱无章的“污垢与尘埃”中(当时称做“文书宝藏”)查找编年史家的手写记录。他尽己所能地搜罗资料,而由于——就像科丘——他写得一手妙笔生花的散文(他喜爱抒情诗,业余时间写诗),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广为人们阅读,后来结集成书。融合历史与文学,将奇特丰富的档案转换成报刊上的文章,在一家家书店游逛,让历史成为易于吸收的东西,晚上与朋友们在酒馆喝酒对话,这些都是科丘承袭自导师勒菲克的爱好。可惜的是他们的关系为时不长,1933年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教育改革期间,勒菲克被撤除教职。据大家所知,他与反对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自由协商党”意气相投,但是对奥斯曼历史与文化的强烈兴趣,更是使他断送显赫职位的原因(我的外祖父也在同一时期遭法学院撤职)。导师丢了工作,科丘亦然。科丘忧伤地目睹导师失去国父与国家的垂青后日渐衰弱:一文不名、无人知晓且无人照料,必须一点一点地变卖藏书以支付医药费。经过五年的挣扎,勒菲克在贫困中死去。那时,他生前所著的九十本书多已绝版。(四十年后,科丘亦是如此。)勒菲克死后,科丘在一篇悼念其导师生前目睹自己遭世人遗忘的文章中,沉溺于某种孩子似的抒情主义:“在我游手好闲的童年时代,我就像系在鱼钩上的铅块,在我们博斯普鲁斯‘雅骊’对面码头的海水中出入,好似一条鳞鱼。”他回忆初次读勒菲克,当时的他是个无忧无虑的十一岁孩子,城市尚未使他像奥斯曼历史一样忧伤。但科丘的愁苦不仅滋生于浪荡不羁、贫困不堪的城市,而且来自20世纪上半叶他以同性恋身份在城市生存所作的抗争。因此他在他奔放暴力的通俗小说,甚至更大胆地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中表达他的性欲,便愈加显得不凡。实际上,科丘在这方面比同时代任何人勇敢许多。从百科全书的最初几卷,随着每新的一卷而更加强调,他从不放过任何赞扬俊美少年的机会。这儿有个阿轧,是苏莱曼大帝收容并供他读书的一个少年(“面容清新的少年,人龙一体,臂膀粗壮,有如梧桐树干”……),还有理发师卡菲,由赞美技艺工匠的16世纪诗人艾弗里雅所提及(“以俊美驰名的小伙子”)。还有关于“卖旧货的美男子阿梅德”的词条:“他是个赤脚男生,裤管肥大,有四十处打了补丁,透过衬衫的裂口看得见他的皮肤。但从他的外表看,他是一口清泉,气宇轩昂,有如苏丹独有,卷曲的乱发,黝黑的皮肤金光闪耀,目光羞怯,谈吐风流,体格高壮修长。”尽管科丘的文风令人屏息,但跟古典诗人一样,他很注意,让他忠实的插画家在画这些想像中的赤脚英雄时谨守社会礼仪传统及法规。但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名为“近卫新兵”的一条,他夸耀“趾高气扬的痞子近卫兵”在嘴上无毛的年轻男子首次参军时如何庇护他们。在“年轻美男子”一条,他说“古典诗歌最常歌咏的美即男性之美”,爱慕的对象“往往是面容清新的年轻小伙子”,而后他深情地述说此一用语的起源。在最初几卷当中,美少年在他们所阐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事件中巧妙地出现,但在后来的几卷,科丘毋须再找借口赞赏美少年的美腿,或对他们的破相发表评说。我们在“水手杜布里洛维奇”词条里读到“英俊非凡的”克罗地亚少年,是海利耶公司的水手,1864年12月18日,他的船接近卡贝塔斯的时候,他的双腿被夹在船和码头中间(城里每个人共有的深刻恐惧),一条腿和腿上的靴子一同落入海中,克罗地亚少年却只说:“我丢了靴子。”在最初几卷,科丘笔下出自奥斯曼历史的美男子、美少年和俊美的赤脚英雄若非完全属实,至少有部分灵感来自“城市书”、民间传说以及在被人遗忘的市图书馆内找到的宝藏,包括手稿、诗集、算命书籍、轶著以及尤其充满可能性的19世纪报纸档案(他正是在这当中发现了克罗地亚的美少年水手)。随着年龄增长,科丘悲伤而气愤地意识到他无法使《百科全书》的篇幅限定在十五卷以内,且注定无法完成,于是觉得不该再仅限于历史上记载的美少年。他开始借故巧妙地载入他打着各种幌子在街头、酒馆、咖啡馆、夜总会和桥上遇见的各式各样青少年,更不用说报童了,他对每个人都十分感兴趣,乃至为土耳其飞行基金贩卖玫瑰勋章的整洁美少年。于是,在《百科全书》的第十年、科丘六十三岁时出版的第九卷当中,他在第四七六七页收录了“1955至1956年间邂逅的一个十四五岁,技艺精湛的卖艺孩子”。科丘回忆一天晚上在哥兹塔比——他在此区度过了大半生——的“安德”夏日戏院见到他:“身穿白鞋白裤,胸前有颗星星和月牙的法兰绒汗衫,表演技艺时脱掉衣服,只剩下一条白短裤。面容干净可人,风度翩翩,他的表现立即证明自己与同龄的西方人地位平等。”作者继续描述表演结束后,虽然看见男孩手持托盘绕场收钱使他难过,他却很高兴看到这孩子并不贪心,也不逢迎。科丘继续述说卖艺孩子将他的名片给观众,五十岁的作家与这男孩后来便相识了。尽管作家写了许多信给这孩子及其家人,两人的关系却在戏院的初次会面和将词条载入《百科全书》之间的十二年间终止。他继续哀叹未曾收到回信,不清楚这孩子情况如何。1960年代,科丘的作品仍分卷出版,他耐心的读者们并未把《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当做查阅这座城市的实质性参考,而是把它当作融合本市奇闻轶事与日常生活的杂志来读。我记得去别人家做客时,见过有人把这些书册跟周刊摆在一起。尽管如此,科丘并非家喻户晓。他《百科全书》里的忧伤城市与196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社会习俗大相径庭,而且没有多少读者能够容忍,更别说是领会他的性嗜好了。但五十年来,他的第一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以及第二部的最初几卷,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特别是作家和学人,渴望了解伊斯坦布尔的迅速西化及其被烧毁、拆除并抹去的过去,他们将最初几卷判定为“严谨”且“科学”。但是对我而言,只有在翻阅后来的几卷——由一组人数大为减少的作家创作,给予科丘的个人癖好充分的施展空间——我的思绪才像插上了翅膀,在现在与过去之间飞舞。感觉上,科丘的哀愁与其说是源自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和伊斯坦布尔的衰落,不如说是源于他本身在“雅骊”和木造楼阁中度过的幽暗童年。我们可将我们的百科全书作者看做典型的收藏家,在遭遇个人创伤后与世隔绝,同物件独处。然而,科丘缺少标准收藏家的唯物主义,他的兴趣不在物件,而在猎奇故事。但正如许多西方收藏家不知道他们的收藏品最终将收进博物馆还是散置各处,他最先有这股冲动时也没有宏大的计划:他开始收集任何吸引他、与城里新奇事物有关的任何资讯。他意识到他的收藏可能永无止境,于是才有编纂百科全书的想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很清楚其收藏品的“物性”。1944年就认识科丘的拜占庭与奥斯曼艺术史家埃耶瑟教授,从《百科全书》诞生以来便为它撰写词条,科丘死后,他描述科丘庞大书库中堆满了他存放在信封里的“材料”——剪报、图片与照片、卷宗与笔记,这些收集自他多年来阅读的19世纪报纸。科丘意识到自己无法活着完成《百科全书》,于是告诉埃耶瑟,想把一生集结的全部收藏拿去花园焚毁。只有真正的收藏家才会考虑这么做,这使人想起曾在“苏富比”艺品拍卖公司工作的小说家查特文,他笔下的主人翁乌兹一时气愤,毁坏了自己的瓷器收藏。科丘最终并未让愤怒占上风,但就算如此也没什么不同:《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的制作越来越慢,终于在1973年完全停止。之前两年,与他合伙的有钱人曾批评他太随心所欲,都是不必要的长篇大论,科丘跟他起了口角,而后将他的全部收藏——打字稿、剪报和照片——从巴比阿里的办公室挪往哥兹塔比的公寓。无法将悲伤的历史故事融入文本或放进博物馆收藏,科丘只能在纸张堆积如山的公寓中度过晚年。他的姐姐过世后,父亲盖的木造楼阁就卖了,但科丘并未离开昔日的街坊。科丘遇见他晚年的同伴梅米特,如同遇见他在《百科全书》中描述的许多孩子;梅米特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收容照顾他,把他当儿子一样抚养长大。日后,梅米特办了一家出版社。四十几位朋友——大多数是埃耶瑟之类的史学家或文人——三十年来为《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撰稿却未曾领取报酬。有些人,像是阿鲁斯,他写记事录和幽默小说,记述19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其特质、其宅邸和帕夏们干的坏事)和埃尔,他撰写详尽的市政史,并于1934年出版著名的城市指南)同属老一辈的人,科丘的最初几卷出版时,这些人也相继去世。至于年轻一辈的,日子一长,他们与科丘日渐疏远,“因为他反复无常”。于是这些努力的仪式——办公室的长谈和街坊酒馆的长夜——渐渐减少。1950年至1970年间,科丘喜欢在《百科全书》办公室与朋友交谈,揭开夜的序幕,之后移师西克鲁兹的酒馆。他们当中未曾有过女性:这群住在清一色男性世界中的著名作家,被认为是古典文学和奥斯曼男性文化的最后代表。为人熟知的女性形象,对浪漫故事的热爱,把性跟罪孽、淫秽、诡计、欺骗、变态、堕落、懦弱、灾祸、罪行与恐惧扯在一起,《百科全书》的每一页都显示出这种传统的男性文化。在它出版的前后三十年间,仅有一两位女性写过词条。后来,清一色男性的酒馆之夜成为写作出版仪式的重要部分,因此本身也值得成为词条:在“酒馆之夜”一条,科丘宣称他与文人同辈们遵循着一个优良传统,即都是在上酒馆之后才写得出东西的奥斯曼诗人。他又一次赞颂为他们取酒的美少年,在写下这些少年的衣着、腰带、细致的五官和一贯的优雅之后,科丘断言,记载酒馆之夜的最伟大作家是拉西姆: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典雅之爱,以及他捕捉生动场景的才华,深深影响了科丘及其导师勒菲克。科丘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和他“根据真实文件”为报纸所写的连载文章中,取用拉西姆所写有关古伊斯坦布尔的辛辣故事,使它们发出邪恶、阴谋和浪漫的光芒。(最好的两个例子是《人们在伊斯坦布尔寻找爱情时所发生的事》以及《伊斯坦布尔的老酒馆,酒馆中充满异国风情的舞男与男女酒客》。他利用土耳其著作权法的不严谨,大量引用大师的话——有时未免太多,却始终真心诚意。从拉西姆出生到科丘出生之间的四十年里,众人目睹了城内最早的报纸出刊,阿布杜勒哈米德的西化统治与政治压迫,大学的创办,“青年土耳其党”的抗议及报刊出版,文学界对西方的仰慕,土耳其最早的小说,猛烈的移民潮以及多场大火。比历史的变动更让两位最古怪的伊斯坦布尔作家有别于彼此的原因,是他们对西方诗学的看法。拉西姆年轻时代写过受西方启发的小说与诗,但很早便接受失败,并意识到过度受西方影响是一种装腔作势,一种“盲目模仿”:就好像,他说道,在穆斯林社区卖田螺。此外,他认为西方人对独创性、文学作品的永垂不朽以及把艺术家奉若神明等看法太不合宜,反倒顺应一种苏菲派当之无愧的谦卑哲学:他给报纸写稿是为了谋生,也引以为乐。虽然深受伊斯坦布尔的无穷活力所启发,他认为没必要为他的“艺术”吃苦头,或认真创造历久不衰的“艺术”。他只在报社找他的时候写写专栏。相较而言,科丘完全摆脱不了西方的形式:着迷于西方分类法的他,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科学与文学。因此很难把他最爱的主题——奇人奇事,执着癖好,不可思议的边缘生活——与他的西方理想统一起来。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他,对当时在西方边缘地带兴起的浪漫派堕落一无所知。但即使知道,他也是取自某种奥斯曼传统,预期文人学者不在边缘地带,也不在堕落的地下活动,而是在社会的中心,与文化和权力中心进行有益的对话,向这些中心喊话。科丘最初的梦想是在大学担任教授,遭撤职后,接下来的梦想是出版一部有分量的百科全书。他的首要愿望让人感觉是要建立其“奇特想像”的威权,使其具有学术正当性。对城市的暧昧世界有共同嗜好的奥斯曼作家,则没有这般掩饰的必要。在风行于17、18世纪的“城市书”当中,这些作家歌颂城市的种种面貌,同时也颂扬城市美少年的美德。事实上,这些诗意的“城市书”无拘无束地把描述美少年的诗句和描述市内名胜古迹之美的诗句混杂在一起。随意举个知名的奥斯曼作家为例,比方说17世纪旅行家艾弗里雅的作品,便足以让人了解文学传统如何容许诗人以歌颂城内清真寺、气候、水道的相同用语,来颂扬城里的少年。但科丘这位“老派”伊斯坦布尔作家却发现自己困在压倒性、一元化、均质化的西化运动中,没有多少方式容他表达他那些“不容于社会”的嗜好与迷恋。于是他以百科全书的事业作为逃避。但是他对百科全书的理解还有些古怪之处。科丘在放弃第一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之后撰写的《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中,提及一本中世纪的“美妙生物”书,克里亚著的《创造的奇妙》,说它是“某一类百科全书”。科丘带着某种民族自豪说,这证明奥斯曼人早在受西方影响之前,便撰写并使用百科全书之类的书籍,这感人的评论表明,他所认为的百科全书不过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堆史实大杂烩。他也似乎没想过史实与故事之间有所差异,必须有某种等级的逻辑,让某些事情的重要性高于其他事情,为文明的本质与进程提供线索。换句话说,有些词条应简短,有些则应长篇论述,还有一些词条,根据事实本身应当完全省略。他从未想过他是为历史效劳:他认为是历史为他效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丘就像尼采的文章《论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中“无能为力的历史学家”——专注于历史细节,将城市的历史变成他自己的历史。他无能为力,是因为——就像那些不折不扣的收藏家,他们不依市场价值而是依主观价值评定东西的等级——他对多年来从报纸、图书馆和奥斯曼文件中挖掘出来的故事眷恋不已。一位快乐的收藏家(一般来说是位“西方”绅士)——不论其寻猎的起源是什么——能够将他汇集的物品整理成序,加以分类,使不同物件之间的关系清楚明确,使他的系统条理分明。但科丘的伊斯坦布尔并不存在由单一收藏品组成的博物馆,他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与其说是博物馆,毋宁说是16至18世纪深受欧洲王子们与艺术家们喜爱的藏宝柜。翻阅《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就好比往柜子的窗内瞧:在惊叹海贝、动物骨骼和矿石标本的同时,你也忍不住对其古雅情趣会心而笑。我这一代的爱书人听人提起《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便以同样亲切的笑容表示欢迎。因为我们之间相隔半个世纪,因为我们喜欢认为自己更“西式”和“现代化”,所以在说出“百科全书”这几个字时,我们的嘴角不免一撇,露出嘲讽。但同时也对这位天真乐观的男人寄予同情与了解,他认为自己可采用经过好几百年才在欧洲发展而成的一种形式,以拉杂错综的方式一举掌握。然而在此种轻微的优越感背后,我们暗自庆幸看到这部书出自一个夹在现代化与奥斯曼文化之间的伊斯坦布尔,拒绝加以分类或以任何方式惩戒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尤其是一部多达十二巨册的全部绝版的书!偶尔我会遇到为某种理由而不得不读全套十二卷的人:研究伊斯坦布尔苏菲僧侣道院遗址的艺术史家朋友,想多了解伊斯坦布尔少为人知的公共澡堂的另一位朋友……彼此会心而笑之后,我们总有一种深深的冲动,想彼此交换意见。我笑着问我的学者朋友是否读到古老的澡堂里通往男士区的门前有洗破鞋、补衣服的旧货摊?我的朋友反过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同一卷当中,“郁普苏丹的陵墓梅树”一条如何说明被称做“陵墓”的某类梅树?谁是“水手法哈德”?(答案:一位勇敢的水手,1958年夏日救了一个从岛际渡船掉落海中的十一岁少年。)这时我们改谈贝尤鲁流氓卡菲尔,他于1961年杀害其邪恶对手的贴身保镖(依“多拉德雷惨案”词条所述),或谈论“骨牌玩家的咖啡馆”,多属城内希腊、犹太、亚美尼亚等少数族裔的骨牌迷曾聚在这里玩牌。这把话题带到我在尼尚塔石的家人,因为我们也玩骨牌。我忆起过去在尼尚塔石和贝尤鲁贩卖骨牌的玩具、香烟和杂货老店,于是我们开始沉溺在回忆与怀旧当中。或者我会说起“内裤男人”词条(叙述为美观而受割礼的“皮条客”带着他的五个女儿游走于各个城市,女儿们就像她们的父亲,深受由安纳托利亚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商人所喜爱)我也会说起19世纪中叶深受西方游客喜爱的帝国饭店,或谈论“商店”一条,他如何详细地叙述伊斯坦布尔商店名称的改变。我的朋友和我一旦感受到古老的忧伤笼罩我们,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科丘真正的主题是他未能以西方的“科学”分类法来阐释伊斯坦布尔。他失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是如此多样,如此混乱,比西方城市诡奇许多,它的杂乱无章拒绝被分类。但是我们抱怨的此种“异己性”,在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看上去越来越像美德,于是我们想起为何珍惜科丘的《百科全书》——因为它让我们沉浸于某种爱国主义。我们并未养成怪癖,赞扬伊斯坦布尔的光怪陆离,我们承认我们之所以喜爱科丘是因为他的“失败”。《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之所以未能成功——这也是四位忧伤作家潦倒之所在——是因为作者终究未能西方化。想以新的眼光看城市,这些作家必须破除自己的传统身份。为了西化,他们踏上不归路,走向东西方之间的朦胧地带。就像我们的其他三位忧伤作家,科丘最美最深刻的篇章存在于两个世界交会处的部分,而他为他的独创性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孤寂。科丘死后,在1970年代中叶,每逢去拱廊市集,我便驻足于倍亚泽特清真寺旁边的沙哈发尔二手书市,找到科丘晚年自费出版的最后一批未装订成书的分卷,坐在一排排泛黄、褪色、发霉、廉价的旧书中间。我在祖母家的书房开始阅读的这些书卷,如今以废纸价格出售,然而我认识的书商们仍说他们找不到买主。

自识字后,我脑袋里的虚幻世界便增添了一堆字母。这些文字并未传达任何意义也未讲述任何故事,它们只是发出声音而已。我看见的每个词汇,无论是烟灰缸上面的公司名称或是海报、新闻标题、广告、商店、饭馆或卡车两侧的招牌、交通标志、饭桌上的一包肉桂、厨房里的油罐、浴室里的肥皂、我祖母的香烟、她的药包……我都不假思索地阅读。有时候我把这些文字大声重复一遍,即使我不懂它们的意思也无关紧要。仿佛我脑中的视觉和认知部位之间有一架机器,准备把字母转换成音节和发音。就像咖啡馆里的收音机,人声鼎沸,谁也听不见,我的机器有时也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运作。从学校走回家,即使非常累,我的眼睛也会寻找文字,脑袋里的机器会说“为保障您的财富与未来”、“招手停车电车站”、“阿皮正宗土耳其腊肠”、“帕慕克公寓”。一回到家,转而看祖母报纸上的标题:“塞浦路斯非亡即分”,“土耳其第一所芭蕾学校”,“美籍人士当街亲吻土耳其姑娘,险遭群众处死”,“市街禁止呼拉圈”。有时字母的排列方式怪得很,仿佛回到第一次学字母表的神奇时光。位于尼尚塔石的总督官邸距离我们家三分钟路程,官邸四周某些水泥铺道上的条文便是其中之一。我跟母亲和哥哥从尼尚塔石往塔克西姆或贝尤鲁走去的时候,我们就在字母之间的空铺板玩跳房子游戏,按照我们看见的顺序念出来:痰吐止禁这项神秘条文鼓动我公然反抗,并立即往地上吐痰,但警察局就在总督官邸前方仅两步之遥,于是我只是不安地盯着它看。这下我可开始担心从喉咙喷出痰来,落在地上,即使我不情愿。但如我所知,有吐痰习惯的成年人跟一天到晚被老师处罚的那些愚蠢、怯弱、任性的小孩多半如出一辙。是的,我们时而看见有人随地吐痰或咳出一口浓痰,只因为没带面纸,但这情况不常发生,不值得用上如此严厉的条文,即使是在总督官邸外头。后来我从书上得知中国的痰盂,发现吐痰在全世界各地是寻常之事,于是自问他们在伊斯坦布尔何以想尽办法劝阻吐痰。(尽管如此,每逢有人提起法国作家维昂,大家想到的不是他的最佳作品,而是他写的一本书名叫“我在你坟上吐痰”的可怕著作。)或许尼尚塔石铺道上的警句铭刻在我记忆中的真正理由是,自动阅读机器内建在我脑中的同时,母亲开始积极地教我们外面生活的行为准则,也就是如何与陌生人应对。比方她劝我们别跟僻巷的肮脏摊贩买东西吃,在饭馆别点“考夫特”,因为他们用的是最劣质、最油腻、最硬的肉。这类警告跟阅读机器印在我脑子里的各种告示全混在一起:“本店的肉皆冷藏于冰箱”。还有一天,母亲再一次提醒我们与路上陌生人保持距离,我脑子里的机器说:“十八岁以下不得入内”。电车后面有个告示写着“禁止吊在栏杆外,危害安全”,这也跟母亲的想法不谋而合。看见她说的话出现在官方通告中,我并不困惑,因为她也曾说我们这等人想都没想过吊在电车尾搭霸王车。市区渡船的船尾告示亦然:“禁止靠近推进器,危害安全”。当母亲“不可乱丢垃圾”的告诫成为官方公告时,字体歪七扭八的非官方涂鸦“乱丢垃圾者的妈”却使我困惑。当大家嘱咐我只能亲吻母亲和祖母的手,不可吻别人的,我便想起凤尾鱼罐头上面的字:“非手工制作”。“请勿攀折花木”或“请勿碰触”这两项告示都呼应了母亲在街头巷尾灌输的指令,而这些禁令与她不许我们用手指指点点的禁令两者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但我哪能了解“请勿饮用池水”的告示所指的水池明明不见半滴水,或“勿践踏草皮”的告示放在只见泥污、不见一叶绿草的公园里?想要了解体现在这些告示中的“教化使命”让城市成为充斥着公告、威吓与谴责的丛林,我们便得看一看本市的报纸专栏作家,以及他们的“城市通讯员”前辈。

十岁以前,神在我心目中有个清晰图像:老而憔悴,披着白纱巾,是个外表平凡的可敬妇人。她虽像人类,却跟我梦里的幽灵更有共同之处,一点都不像我会在街上碰见的人(土耳其语有个单字“O”的意思指“他”、“她”和“它”)。因为她出现在我眼前时是上下颠倒,稍稍偏向一边,我幻想世界中的幽灵们在被我发觉时,羞怯地消失在背景中,她也一样:在以某些影片和电视广告中出现的摇摆手法拍摄周遭世界后,她的形象锐化,开始上升,达到云雾中的恰当位置便隐没而去。她白头巾上的皱褶,就跟雕像和历史课本上的插图一样,清晰而精细,覆盖全身,因此我甚至看不见她的手臂或腿。每当这幽灵出现在我眼前,我便感到强大、庄严而崇高的神灵降临,但奇怪的是并不觉得恐惧。我不记得曾请求她的帮助或指引。我非常清楚她对我这般人不感兴趣:她只在乎穷人。在我们的公寓楼房里,惟有女仆和厨子对这幽灵感兴趣。尽管我隐约知道,至少就理论而言,神的爱超越他们之外,扩及屋檐底下的每个人,我却也知道我们这般人幸运得足以不需要她的爱。神之存在是为了帮助痛苦的人,安慰孩子无法受教育的穷人,帮助一天到晚恳求她的街头乞丐、患难中的无辜之人。这就是当我母亲听说通往偏远村落的道路因暴风雪而封闭,或穷人因地震无家可归的时候便说“愿神帮助他们”的原因。请求帮助似乎还是其次,倒是表达出我们这种富裕人家在这时候感到的一丝内疚:帮助我们遗忘无能为力的空虚感。身为逻辑思考的生物,我们理所当然地确信,把光辉藏在一堆白披巾后头的这位柔和而年长的神灵不愿听我们说话。毕竟,我们没为她做任何事,而我们公寓里的厨子和女仆以及周遭每一户穷人家,都得下苦功,利用各种机会,与她取得联系。他们甚至每年斋戒一个月。我们的哈妮姆不服侍我们时,便跑回她的小房间铺上地毯祷告;每感觉快乐、哀伤、欢欣、惶恐或愤怒时,她便想到神;每当开门或关门,第一次或最后一次做任何事,她便召唤神的名字,而后屏声息气地喃喃低语。除了想起神与穷人之间的神秘关系之外,她并未使我们过分费心。几乎可以这么说,知道他们仰赖别人拯救,知道有另一个力量能帮助他们“承受负担”,我们如释重负。但此种宽慰的想法,有时因害怕穷人有一天会用他们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对抗我们而冰消瓦解。我记得有几回——更多是出于好奇心,而非出于百无聊赖——看着我们的老女仆祷告时心中感到的不安。透过半开的门往里看,我们的哈妮姆看起来很像我想像中的神:在祈祷毯上微微偏向一旁,慢慢弯下身把脸埋在毯子上,站起身后,再一次弯下身,拜倒在地时,看起来犹如乞讨,接受她在世上的卑微地位。不知何故,我觉得焦虑而且有些生气。她只在无迫切职责在身、没有别人在家时才祈祷,断断续续的祈祷声划破寂静,使我心烦意乱。我的眼光落在爬上玻璃窗的一只苍蝇。苍蝇四脚朝天掉了下来,挣扎着翻过身时半透明的翅膀嗡嗡作响,与哈妮姆的祷告和低语声混杂在一起,突然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扯了扯她的头巾。据我的经验,妨碍她祷告会让她不高兴。这位老妇人费尽力气对我的侵扰不予理会,让我觉得她做的事像是假的,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因为此刻她只是假装祈祷)。但她专心祈祷的决心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算是对我的挑战。当神介入我和这位妇人之间——这妇人始终疼爱我,把我抱在膝上,在街上告诉停下脚步夸赞我的人,说我是她的“孙子”——我就像家中每个人一样,对虔敬之人的信仰感到不安。我与土耳其世俗中产阶级的每个人共同惧怕的不是神,而是信奉者的狂热。有时当哈妮姆祈祷时,电话铃响,或是我母亲突然需要她做些什么而大声呼叫她,我就朝母亲直奔而去,告诉母亲她在祷告。有时我这么做是出于好心,有时我更受那种奇特的不安、妒忌、惹麻烦的欲望所驱使,只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我急欲知道何者较为强烈,女仆对我们的忠诚,抑或她对神的忠诚:一部分的我渴望与她遁逃而入的这另一个世界作战,有时得来的却是威胁的回应。“你在我祷告时扯我头巾,手会变成石头!”我仍继续扯她的头巾,但什么也没发生。但就像我的长辈们那样,虽宣称不相信这些胡说八道,却仍然谨慎小心——以防时间证明他们错了——我知道超过某个限度,便不敢去惹她,别因为这回没变成石头……正如我谨慎的家人们,我意识到若嘲笑了宗教或表现出没兴趣缺缺,最好立即转移话题:我们把虔诚与贫穷画上等号,却从不敢高声说出。对我而言,仿佛他们一天到晚把神挂在嘴上是因为贫穷。我之所以得出这种错误结论,完全可能是因为看见家人以怀疑和嘲弄的眼光看待一天祷告五次的信徒。假使神不再以披戴白头巾的名流形象出现,假使我与她的关系是引发一丝恐惧和告诫的话题,一个原因是我家没有人认为应当给我上宗教课程。或许因为他们没什么可教我,我不曾见过我有哪个家人在地毯上跪拜,或斋戒,或低声祷告。在此意义上,你可以说我们这类家庭就像无神论的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缺乏勇气划清最后的界线。说来似乎是说风凉话,然而在土耳其国父新共和的非宗教狂热中,抛弃宗教即是现代化和西化。自满之中时而摇曳着理想主义的火焰。但那是在公开场合,在私底下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填补精神的空虚。消除了宗教,家变得和城里的“雅骊”遗迹一样空洞,和“雅骊”四周长满蕨类的花园一样昏暗。因此在我们家,便交由女仆填补这空虚(并满足我的好奇——神如果不重要,何必盖那么多清真寺?)。不难看出迷信的愚蠢。(“你若碰这个就会变成石头,”我们的女仆说道,“他的舌头打了结。”“一个天使来把他带上天。”“别先放左脚。”)绑在教长陵墓上的布块,在奇哈格为苏父爸爸点着的蜡烛,女仆因无人送她们看医生而自行调配的“老妇偏方”,以及几百年的回教僧派以格言、谚语、威胁和建议等形式进入我们这共和国时代欧洲家庭的遗物,它们或许是一派胡言,却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痕迹。即使到现在,在某个大广场或走廊、人行道时,我仍会突然想起不该踩在铺路石之间的裂缝或黑色方格上,于是不由自主地跳着走。我的脑子把这些宗教训谕跟我母亲的规定(例如“不要指指点点”)混为一谈。或者,当她跟我说不要打开窗或门因为穿堂风会吹进来时,我便想像穿堂风是某个灵魂不能被打扰的圣人。因此我们不把宗教看做神通过先知、书本和律法对我们发言的体系,而是把它降格为古里古怪、时而逗趣的一套下层阶级奉为依归的规章。撤去了宗教的力量,我们得以接纳它成为我们家的一分子,当做某种古怪的背景音乐,陪伴我们在东西方之间左右摆荡。我的祖母、父亲、伯父姑妈们,他们一天也没斋戒过,但在斋月期间,他们就跟禁食的人一样在饥饿中等待日落。冬日的夜来得早,祖母跟她的朋友们玩牌时,斋戒结束即是大吃一顿的借口,也就是说,享受更多烤箱里的食物。但还是有些让步:一年当中,这些群众的老妇人每个月都一边玩牌一边接连不断地吃着东西,但斋月期间,日落将近时,她们停止大啖,垂涎欲滴地盯着附近的一张餐桌,桌上摆满各种果酱、奶酪、橄榄、肉饼和蒜头腊肠;当广播传出笛声,表示斋戒即将结束,她们便如饥似渴地注视餐桌,仿佛她们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普通回教徒一样,从黎明开始就没吃过东西。她们彼此问道:“还有多久?”听见炮响,她们等厨子贝吉尔在厨房里吃过东西,然后她们也朝食物扑过去。至今,每当听见笛声,我仍会流口水。我的第一趟清真寺之行加强了我对一般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偏见。几乎是偶然的,有天下午无人在家,我们的女仆哈妮姆没征求任何人同意便带我去清真寺——倒不是急着想朝拜,而是在室内呆腻了。在帖斯威奇耶清真寺,我们看见二三十人——多半是后街的小商店老板,或给尼尚塔石的有钱人家干活的女仆、厨子和门房,他们聚在地毯上时,不大像集会信众,而更像是聚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朋友。等待祈祷时刻到来时,他们彼此低声闲聊。祈祷的时候我在他们当中走来走去,跑到清真寺一角玩我的游戏,没有人停下来责备我,反倒像我小时候那些大人对我一样,露出甜美的微笑。宗教或许属于穷人的领域,但我现在看见——与报上以及我的共和国家庭所丑化的对象恰恰相反——信教的人是无害的。然而帕慕克公寓里对他们的取笑,使我知道他们的善良纯洁要付出代价:土耳其现代化、繁荣、西化的梦想因而更难达到。身为西化、实证派的有产阶级,我们有权治理这些半文盲人口,我们乐于防止他们太依赖迷信——不仅因为私底下对我们来说很合适,还因为我们国家的命运取决于此。我祖母若发现某个电工跑去祈祷,就连我也看得出这与他没把小小的修理工作干完无关,而是跟妨碍“我们国家进步”的“传统与习惯”有关。土耳其国父的忠实信徒控制媒体,他们将戴黑头巾的妇女和拨弄念珠、满脸胡子的守旧派当做嘲笑对象,学校为纪念共和国革命烈士举办典礼,这一切都提醒着我,这个民族国家属于我们,而不属于穷人信众,他们的虔诚把我们这些人跟他们一起拖垮。但与我们家的数学和工程狂热者们感觉一致,我跟自己说,我们的控制权并非取决于我们的财富,而取决于我们现代而西化的眼光。因此,我瞧不起跟我们一样有钱却不西化的家庭。这些区别后来站不住脚,因为土耳其的民主较为成熟的时候,有钱的乡下人开始涌入伊斯坦布尔,将自己引见给“社会”。那时我父亲和伯父生意失败,损失惨重,使我们不得不难堪地被不喜欢现世主义或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人远远超过。如果教育让我们有资格享用财富与特权,那该如何解释这些虔诚的暴发户?(当时我对有教养的苏菲信仰、梅拉那教派或者伟大的波斯遗产仍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被左派人士斥为“富农”的新富阶级持有的观点无异于我们的司机和厨子。如果伊斯坦布尔西化的中产阶级支持过去四十年来的军事干预,从未竭力反对军事介入政治,那不是因为担心左派分子起义反叛(土耳其左派分子从来不曾强大得足以取得此一功绩),反倒是,精英对军事的宽容是出于担心哪一天下层阶级和暴发户联合起来,从各省蜂拥而来,打着宗教旗号消灭中产阶级西化的生活方式。但假如我再继续讨论军事政变和政治伊斯兰(这跟一般认为的伊斯兰没什么关系),便可能破坏本书隐藏的对称性。我发觉宗教的本质是内疚。小时候因为对不时出现在我想像中的白头巾尊贵女士不够敬畏,且不够信仰,而使我感到内疚。跟信仰她的人保持距离,也使我内疚。但是——正如同我全心拥抱我经常逃入的幻想世界——我尽我童稚的力量对这种内疚表示欢迎,肯定我的不安能深化我的灵魂,增长我的才智,为我的生命带来色彩。至于住在伊斯坦布尔另一栋房子里的另一个快乐的奥尔罕,在我的想像中,宗教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安。每当厌倦了宗教内疚感,我便想找到这个奥尔罕,知道他不会浪费时间想这些事,宁可去看电影。尽管如此,我的童年并非从未降服于宗教的指示。小学最后一年有个老师,如今在我记忆中既讨人厌而且独裁,尽管当时的我只要看见她便快乐无比。她对我笑时,我如醉如痴,但只要她眉毛一扬,也能使我肝肠寸断。这位年长、白发、愠怒的女人向我们讲述“宗教之美”时无视信念、恐惧和谦卑等难题,反倒决定把宗教视为理性主义者的功利主义。据她的说法,先知穆罕默德认为斋戒的重要性不只为了磨练人的意志,也为了增进健康。好几个世纪以来,敌视宗教之美的西方女人仍享用健康的斋戒之乐。祈祷加快你的脉搏,好比体操,使你保持警觉。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计其数的日本机关和工厂内,吹响哨子表示暂停工作,每个人做五分钟运动,颇像回教徒停下来做五分钟祷告。她那理性主义的伊斯兰,肯定了我内心小小的实证主义者对信念和自制的隐秘渴望,于是斋月期间的某一天,我决定也要斋戒。虽然我是在老师的影响下做这件事,我却没有告诉她。当告诉母亲时,我看见她虽诧异,却很高兴,还有些担心。她是“以防万一”而信神的人,即便如此,斋戒在她看来也是落后的人才做的事。我并未跟父亲或哥哥提起这件事。甚至在我进行首次斋戒之前,我对信仰的渴求即已变质,成为最好加以保密的耻辱。我熟知家人微妙、多疑、嘲弄的阶级看法,知道他们可能说什么,因此我进行斋戒,没让任何人察觉或轻拍我的背说“干得好”。或许母亲应当跟我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毫无斋戒的义务,可反倒为我准备了我最喜爱的东西——麻花蛋糕和凤尾鱼烤面包——等着我斋戒结束。她一定程度上乐于看到这么小的男孩对神表示敬畏,但她的眼神又说明,她已担心这是否显示某种自毁性情很可能决定我一辈子心灵受难。我家对宗教的矛盾心理在“祭牲节”上最为明显。就像所有的穆斯林有钱人家,我们买一头公羊,养在帕慕克公寓后方的小庭院中,直到节庆的第一天,街坊的屠夫过来宰杀它。不同于土耳其漫画书中那个有颗用黄金打造的心的小英雄,希望公羊能幸免于难,我不很喜欢羊,因此每回见到在劫难逃的公羊在庭院中嬉戏,我并未为之心碎,甚至庆幸不久就能铲除这只丑陋、蠢笨、腥臭的动物。不过我却记得我们的做法使我良心不安:把羊肉分给穷人之后,我们自己则坐下来享受家庭盛宴,畅饮我们的宗教严禁的啤酒,享受从肉贩子那儿买的肉,因为我们嫌新鲜祭肉味道太腥。仪式重点在于用动物取代小孩作为祭品,证明我们与上天的关系,借以摆脱我们的内疚。由此可见,我们这样吃肉商的好肉取代我们献祭的动物,有理由感到更加内疚。我们家在缄默中忍受着比这类事情更令人不安的疑虑。我在伊斯坦布尔的许多西化、现世主义的有钱人家看见的心灵空虚,都反映在这些缄默中。人人公开谈论数学、学校的好成绩、足球,热热闹闹,但他们却与基本的存在问题格斗——爱,怜悯,宗教,生命的意义,妒忌,憎恨——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他们点燃一支烟,专心听电台播放的音乐,一语不发地重返内心世界。我为表达对神的秘密之爱而进行的斋戒,也大致出自同一种心理。由于冬天日落得早,我不觉得是在挨饿。即便如此,吃着我母亲为我准备的餐点(凤尾鱼、蛋黄酱和鱼子沙拉,与传统的斋月饮食大不相同),我仍感到快乐而平静。但我的快乐跟敬神的关系不大,而是单纯对自己成功地通过考验感到满意。吃饱后,我去库纳克电影院看了一场好莱坞电影,把整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此后我再也无心斋戒。虽然我不像我所希望的那般信神,部分的我仍希望神如果像人们所说的无所不知,以她的聪明,应当明白我何以无法信仰——并因此而原谅我。只要不四处宣传我没有信仰,或旁征博引地攻击信仰,神就会了解,减轻我为我的缺乏信仰所承受的内疚与煎熬,或至少不过分把心思放在我这样的小孩身上。我最恐惧的不是神,而是过度信仰她的那些人。虔诚者的愚昧——他们的判断力永远无法与神相比——神不容许,而他们的全心爱慕,则是令我害怕的第二件事情。多年来,我心头一直怀着恐惧,有一天,我会因为“跟他们不一样”而受到惩罚,这种恐惧比我在我的左派青年期间阅读的所有政治理论给我的冲击要大得多。想不到的是,后来我发现我那些现世主义、半信神半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同胞们,很少有人跟我有同样的内疚感。但我喜欢想像他们在一场车祸后,躺在病床上,从未履行宗教职责、始终对虔敬者不屑一顾的人,开始对神心领神会。中学时有个同学有足够的勇气拒斥此种心领神会。他是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出身于靠经营房地产致富的富豪家庭,他在他家位于博斯普鲁斯沿岸山丘上的豪宅大花园里骑马,还曾代表土耳其参加国际马术竞赛。我们有回下课聊到形而上学,就像小孩子有时做的那样,他见我恐惧得发抖,于是仰头看天,喊道:“神如果存在,就让它把我击毙吧!”接着他以某种令我震惊的自信,加上一句:“可是你看,我还活着呢。”我因自己缺乏这样的勇气而感到惭愧,也对自己暗中认为他说得没错而感到内疚。尽管心中惶惑,却挺高兴,虽然我也不很清楚原因。满十二岁之后,我的兴趣——和内疚——以性为主,甚于宗教,不再考虑信仰之心和归属之心之间无法估量的矛盾关系。似乎从那时候起,痛苦不在远离神,而在远离我周围每个人,远离城市的集体精神。虽然如此,每当在人群中、在船上、在桥上跟某个披白头巾的老妇人迎面相遇,我仍不寒而栗。

父亲和伯父一连串的生意失败,父母的争执,以祖母为首的大家庭各个分支所酝酿的纠纷,这些事情都训练着我,使我知道尽管世界提供一切(绘画、性、友谊、睡眠、爱、食物、游戏、观察事物),尽管快乐的机会无限,没有一天不在发现新的乐趣,然而生命却也充满各种各样突如其来、意想不到、快速燃烧的灾难。这些灾难的随机性使我想起电台的“海上广播”,提醒每艘船博斯普鲁斯海口的“浮动水雷”,并指出其确切位置。任何时刻,我父母都可能为某件可想而知的事发生争执,要不就是楼上的亲戚爆发了财产纷争,或者哥哥发脾气,决定给我一个难忘的教训。此外,父亲可能回家时顺便提起,他已经把房子卖了,或拿到约束令,或我们得搬家,或他将动身旅行。我们那时经常搬家。每次家中的紧张气氛扩散,但由于母亲得按当时的习惯专心于用旧报纸包裹锅碗瓢盆,没什么时间看管我们,也就是说,哥哥和我可在屋子里自由进出。看着搬运工一一抬起柜子、碗橱、桌子,我们开始觉得这些东西是生活中惟一的常数,准备离开长久居住的空屋时,我开始觉得感伤,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可能在某件家具底下发现失踪已久的铅笔、弹珠或具有情感价值的心爱玩具。我们的新家或许不比尼尚塔石的帕慕克公寓温暖舒适,但在奇哈格和贝希克塔斯的公寓却能眺望博斯普鲁斯的美景,因此我在那儿不曾觉得不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把我们财富的日益减少当一回事。我有若干办法,不让这些小灾难扰乱我的心绪。我为自己建立严格的迷信制度(比方不踩裂纹、绝不一路关上某几扇门),或迅速从事一场冒险(跟另一个奥尔罕见面、逃往我的第二个世界、画画、跟哥哥寻衅打架而落入自己的灾难),或者数着博斯普鲁斯的过往船只。事实上,我数着往来于博斯普鲁斯的船只已有好一阵子了。我数罗马尼亚邮轮、苏维埃战舰、从特拉布宗进来的渔船、保加利亚客轮、驶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轮、苏联气象观测船、高雅的意大利海轮、运煤船、巡防舰与生锈、斑驳、失修、在瓦尔纳注册的货运船,以及借黑夜掩护国旗与国籍的老船。这可不是说我把每艘船都数进去,我跟父亲一样,没为摩托艇伤脑筋,它们纵横于博斯普鲁斯海上,载生意人上班,运送采购五十袋东西的妇人。我也不数在伊斯坦布尔的海岸间窜来窜去的市区渡轮,这些渡船从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头航向另一头,载着一路沉思、抽烟、喝茶的郁闷乘客。这些船就跟我们家里的家具一样,已固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小时候我数着这些船,不注意它们在我内心引发的不安、骚动与惊慌。数船让我觉得在整顿自己的生活。当我逃离自己、学校、生活而漫游街头,极端愤怒或悲伤时,便完全不再数船。那时我便深切地渴望灾难,大火,另一个生命,另一个奥尔罕。或许解释一下我如何养成数船的习惯,会更明白易懂。当时,母亲、父亲、哥哥和我住在祖父盖的楼房里,一栋面向博斯普鲁斯的小公寓,位于奇哈格。我正在读小学最后一年,因此是十一岁。大约每月一次,我把闹钟定在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在后半夜起床。炉火在睡觉前熄掉,我没办法自己点燃,因此为了让自己在冬夜里保持暖和,便到很少使用的佣人房的床上,取出我的土耳其文课本,开始朗诵必须在上学前背好的诗。哦,国旗,光荣的国旗,在空中飘扬!必须背诵祈祷文或诗词的人都知道,你若想把文字烙印在记忆里,最好不要过分注意浮现在眼前的东西。一旦文字印入脑中,你的脑子便能自由地寻找可帮助记忆的图像。你的眼睛可完全摆脱你的思考,让眼睛本身享受观看世界的乐趣。严寒的冬天早晨,我盖着被子打着哆嗦背诗,凝视着窗外的博斯普鲁斯如梦似幻地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透过我们底下的四层楼和五层楼公寓之间的缺口、后来十年内即将烧毁的破木房的屋顶和烟囱上方以及奇哈格清真寺的尖塔之间,我看得见博斯普鲁斯。这时候渡船停驶,大海一片黑暗,任何探照灯或灯光也穿不透。在亚洲彼岸,我看得见海达巴沙的老旧起重机和悄然通过的货轮灯光。有时借助微弱的月光或单艘汽艇的灯光,我看得见巨大、生锈、覆满贻贝的驳船,划船的孤独渔夫,克兹塔幽魂般的白色轮廓。但大多时候,海洋淹没在黑暗中。早在日出前,即使亚洲岸的公寓楼房和种满柏树的墓园开始微露曙光,博斯普鲁斯却仍黑沉沉的——它似乎将永远如此。我继续在黑暗中背诗,脑袋忙于背诵和古怪的记忆游戏,同时眼睛凝视着缓缓穿过博斯普鲁斯海流的东西——某艘奇形怪状的船只,某艘一大早出发的渔船。虽然我对这东西不在意,而我的眼睛也没消除平日的习惯,却仍要对通过眼前的这东西检视一阵子,惟有在确定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予以认定:是的,那是货轮,我对自己说,是的,这是一艘渔船,惟一的一盏灯没点亮;是的,这是一艘摩托艇,载着当天第一批乘客从亚洲到欧洲;那是一艘老旧的巡防舰,来自苏维埃某个偏远港口……某个这样的大清早,我正和往常一样,打着哆嗦在被子里背诗,眼睛偶然看见一幅令人惊奇的景象,是我从没看到过的。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就呆坐在那里,忘了手中的书。一个庞然大物从黑黝黝的海里浮现,越来越大,露出水面,朝最近的山丘逼近——我正从这座山丘眺望。那是个巨无霸,一头巨兽,形状大小有如噩梦中的妖魔鬼怪——一艘苏维埃战舰!从黑夜和雾里现身而出,仿如神话里一座浮动的大碉堡!它的引擎低声运转,悄悄地、缓缓地通过,却是如此有力,使窗玻璃、板壁和家具都抖动起来。谁误挂在炉子旁边的火钳,排列在黑暗厨房里的大小锅子,我父母和哥哥的卧室窗户也都在抖动,通往大海的鹅卵石巷亦然,就连屋前的垃圾桶也乒乒乓乓响,让人以为这平静的街区正发生小规模地震。这意味着伊斯坦布尔人自冷战开始便不断低声讨论的事情并非空穴来风:在夜幕的掩护下,苏维埃巨型战舰于子夜时分通过博斯普鲁斯。我一时陷入了恐慌,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全城都在睡梦中,只有我一人目睹苏维埃巨舰不知将开往何处,从事何种活动。我得立即采取行动,提醒伊斯坦布尔,提醒全世界。我在杂志上看见许多勇敢的小英雄做这样的事——把城民从睡梦中唤醒,救了他们,使他们免遭水患、火灾和入侵的军队袭击。我忧心如焚的同时,想出一个十万火急的权宜之计——这个做法日后成了习惯:我集中因背诵而更为敏锐的脑筋,专心于苏维埃战舰,用心记住,数着它。此话怎讲?我的做法就像传说中的美国间谍——传闻他们住在山丘上,俯瞰博斯普鲁斯,把通过的每艘共产党船只拍下来(这可能是另一个有事实根据的伊斯坦布尔传说,至少在冷战期间)——将这艘问题船的显著特征罗列出来。我在脑海里将新资料和有关其他船舶、博斯普鲁斯海流甚至地球转速的现存资料详细比较。我数着它,这使巨船变成一件普通事物。不仅苏维埃战舰,数每一艘“著名”船舶都使我得以重申我的世界图像,以及我自己在其中的定位。这么说,学校教我们的是真的:博斯普鲁斯是关键,是地缘政治的世界中心,而这正是世界各国及其军队,特别是苏联人想占据我们美丽的博斯普鲁斯的原因。我这一生从孩提时期开始,就一直住在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尽管只是从远处观看,而且是从公寓、清真寺的圆顶和山峦之间观看。能看见博斯普鲁斯,即使是远远观望,这对伊斯坦布尔人而言有其神圣意涵,或可说明临海的窗户为何像清真寺的壁龛、基督教堂的祭坛以及犹太教堂的圣坛,我们面朝博斯普鲁斯的客厅为何让椅子、沙发和餐桌面向海景。我们对博斯普鲁斯海景的热爱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如果搭船从马尔马拉海进来,你会看见伊斯坦布尔的几百万扇贪婪的窗子挡住彼此的视线,毫不留情地挤开彼此,为了仔细瞧一眼你搭的船以及船通过的海面。数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或许是个怪癖,但从我同他人开始讨论这件事以来,我发现这在伊斯坦布尔的老老少少当中很常见:在通常的日子里,我们有许多人经常到窗前和阳台作记录,这么做让我们对灾难、死亡和浩劫有些许领略,它们说不定正沿着海峡过来,即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我青少年时,我们搬到贝希克塔斯,在塞伦塞贝区一座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有栋房子里住着我们的远亲,他孜孜不倦地把每艘通过的船只记录下来,让人以为这是他的工作。我有个中学同学相信,每一艘形迹可疑的船(老旧、生锈、失修或来历不明的船),若不是把苏联武器走私给某国的叛军,就是把石油运往某个国家,以扰乱全球市场。在电视机问世前,这是打发时间的愉快方式。但我的数船癖好,我与许多人共有的这项癖好,基本上是由于恐惧使然,这种恐惧也吞噬着城里的许多人。他们眼见中东的财富溢出它们的城市,目睹从奥斯曼人败给苏联和西方以来日渐衰落,城市陷入贫困、忧伤和败落——伊斯坦布尔人成为向内看的民族主义的人民,因此我们怀疑任何新的东西,尤其任何带洋气的东西(尽管我们亦对之垂涎)。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我们胆怯地企盼灾难带给我们新的失败与废墟。想办法摆脱恐惧和忧伤依然是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发呆地凝视博斯普鲁斯,也能像是一种责任。城里居民记得最清楚并且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的灾难的类型,自然与博斯普鲁斯的船舶事故有关。这些事故把全城居民连在一起,使整个城市像个大村落。由于这些灾难终止了日常生活的规则,且最后总是饶过“我们这等人”,因此我私底下喜欢这些灾难。当时我才八岁,那天晚上我推断——根据划破星夜的声响与火焰——两艘载运石油的油轮在博斯普鲁斯中间相撞,发生大爆炸后起火燃烧。但我的兴奋更甚于惊恐。很晚我们才从电话得知燃烧的船使附近的石油库发生爆炸,火势可能蔓延,造成吞噬全城的危险。正像那个时代每一场壮观的火灾一样,存在着某种命中注定的顺序:首先我们看见火焰和黑烟,接着谣言散布开来,多半是不实之谣,而后,尽管母亲姑妈们哀哀恳求,我们却有一股确切的欲望,想亲自去看大火。那天晚上伯父叫醒我们,把我们塞进车里,取道博斯普鲁斯后方的山丘,载我们去塔拉布亚。就在大饭店前方,道路被封锁,这跟大火本身一样,使我既难过又兴奋。后来听我一个狂妄自大的同学说他父亲亮出证件高喊“记者!”之后,使他们得以通过警戒线,令我欣羡不已。就这样,1960年某个秋夜天将破晓之时,我最后还是跟着一群好奇甚至欢乐的人群,他们身穿睡衣和匆匆套上的裤子和拖鞋,把宝宝抱在腿上,手上拎着袋子,一同观看博斯普鲁斯起火燃烧。后来的几年中我常看见,在壮观的大火摧残“雅骊”、船舶甚或海面之际,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摊贩,在人群中兜售纸包芝麻蜜饼、“芝米”、瓶装水、瓜子、肉丸和冰镇果汁。据报纸报道,载运十吨燃油的“彼得佐拉尼赫”油轮从苏联港口陶普斯开往南斯拉夫,因走错航道而与航道正确、开往苏联添加燃料的希腊油轮“世界和平号”相撞,相撞后一两分钟,南斯拉夫油轮漏出的燃料爆炸,威力凶猛,伊斯坦布尔全城都听得见。不知是因为船长和船员立即弃船还是在爆炸中身亡,两艘船上都没有人,于是失去了控制,开始在猛烈而神秘的海流与漩涡中打转。它们左右摇晃,变成火球,对坎勒札、欸米甘与叶尼廓伊的“雅骊”、楚布库鲁的油气储库以及贝廓兹沿岸的木头房屋造成威胁。曾被梅林描述为人间天堂、希萨尔称之为“博斯普鲁斯文明”的海岸陷入一片火海,黑烟呛鼻。只要船距离岸边太近,大家便逃出他们的“雅骊”和木头房屋,一手夹着棉被,另一手夹着孩子,尽快地逃离海岸。南斯拉夫油轮从亚洲漂往欧洲岸时,撞上停泊在伊斯亭耶的土耳其客轮“塔色斯”,过不久,这艘船也燃烧起来。燃烧的船漂过贝廓兹,成群的人拎着棉被、穿着匆匆套在睡衣外面的雨衣,朝山丘上奔去。大海被灿烂的黄色火焰点亮。船成了堆高的红色熔铁,熔化的桅杆、烟筒、船桥歪向一边。天空染上一片红光,好似由内散发而出。不时会有一阵爆炸,燃烧着的大铁片飘入海中。从岸边和山丘传来呼喊声、尖叫声和孩子的哭闹声。多么令人心碎,却又发人深省,审视这片柏树与松林、庭院桑树成荫、忍冬花和犹大花芳香馥郁的世外桃源,月色下的这个世界,夏夜的大海如丝缎般闪闪发光,空气中乐声荡漾,慢慢划着船、穿梭在许多小船间的青年看得见桨尾的银色水滴——眼看这一切消逝在浓烟中,人们穿着睡衣,抓住彼此哭泣,仓皇逃出红色天空下的最后一栋木造“雅骊”。后来想想,我要是数船,这场灾难本可以避免。由于对城里遭受的灾难感到负有责任,我并不想逃离他们,实际上我觉得有必要尽我所能靠近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后来,像许多伊斯坦布尔人一样,我几乎是期望灾难,这种期望在下次灾难发生时使我更觉得罪过。就连坦皮纳(其著作使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活在国内快速西化的奥斯曼文化废墟中之意义何在,让我们知道,到头来,人民本身由于无知与绝望,终于切断与过去的所有联系)也承认,看见一栋古老的木造别墅焚为平地是一种乐趣,在《五城记》的伊斯坦布尔章节中,他和戈蒂耶一样,拿自己与暴君尼禄相比。奇怪的是,就在几页之前,坦皮纳还苦闷地写道:“一栋接着一栋,眼前的杰作有如浇了水的岩盐快速熔化,直到仅剩下一堆堆灰烬与泥土。”坦皮纳在1950年代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居住在“鸡不飞胡同”——我数苏维埃战舰时就住在同一条街。他从这里看着大火烧毁萨比哈公主的滨海宫殿,以及曾经是奥斯曼议会、后成为他曾任教的美术学院的木造建筑。大火熊熊燃烧一个小时,随着每一次爆炸抛射出阵雨般的碎火花,“从喷发的火焰和缕缕烟柱,可知道审判日已然来临”。或许觉得需要调和奇观所提供的快乐,以及眼见马哈茂德二世时代的美丽建筑与其宝贵收藏(包括建筑师艾尔登\[SedadHakkEldem\]的奥斯曼古迹档案与详细规划,据说是当时最好的)付之一炬而感受的绝望,他继续说明奥斯曼帕夏们也从观赏世纪大火中享受过类似的乐趣。坦皮纳带着怪异的内疚感如此告诉我们,听见某人高喊“失火!”,他们便跳上自己的马车,赶往现场;而后他继续列出他们随身携带的御寒工具:毛毯、皮毯以及——万一大火将持续一段时间——用来煮咖啡、热食物的炉子和锅子。跑去看伊斯坦布尔古建筑失火的人不只帕夏、打劫者和儿童,西方旅人同样很想观看并描述这些大火。其中一位作家是戈蒂耶,他在1852年在此待过两个月,期间目睹五场火灾,曾如痴如醉地描述其细节。(得知消息时,他正坐在贝尤鲁墓园写诗。)如果说他喜欢夜晚发生的火灾,那是因为看得比较清楚。他把金角湾某油漆工厂喷发的彩色火焰形容为“奇绝”,他以画家的眼睛用心注意细节、海上船只晃动的影子、裂开的桁粱、一波波围观的群众、熊熊燃烧的木房子。之后他去了仍在闷烧的现场,看见数百户人家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挣扎,他们在两天内以抢救出来的地毯、床垫、枕头、锅碗瓢盆搭盖他们的避难所。得知他们把自己的不幸视为“命中注定”,他觉得又一次发现了土耳其回教徒的古怪习俗。尽管奥斯曼的五百年统治期间火灾频仍,特别在19世纪期间,人们才开始对火灾有所准备。住在伊斯坦布尔狭窄巷弄木屋里的居民认为火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是除了面对之外别无选择的冷酷事实。即使奥斯曼帝国未曾瓦解,20世纪初年摧毁城市的大火——毁了成千上万的房屋、整个街坊四邻、大片城区,使数万人无家可归、陷于无助、一文不名——也照样会拖垮这座城市,没剩下多少东西让我们追怀昔日的光荣。但是对我们这些在1950和1960年代看见城里最后一批“雅骊”、宅邸、破木屋彻底焚毁的人而言,我们从中取得的乐趣根植于某种心灵疼痛,与目睹盛况而为之激动的奥斯曼帕夏大不相同。看见我们没资格也没把握继承的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在我们急于让伊斯坦布尔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我们感到内疚、失落、妒忌。在我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每当博斯普鲁斯的某栋“雅骊”着火,四周便立即被群众包围,想看个仔细的人还划船或搭汽艇从海上观看。我的友人们和我马上互通电话,跳上车,一同前往欸米甘之类的地方,把车停在人行道上,转开录音座听美国“清水合唱团”,从邻近的茶馆叫茶、啤酒和奶酪面包,观看从亚洲岸熊熊燃起的神秘火焰。我们讲故事,说从前老木屋梁上的钉子炽热地喷向亚洲的空中,飞越博斯普鲁斯,引燃欧洲岸的其他木屋。但我们也谈论最新的恋情,交换政治八卦和足球消息,抱怨父母做的每一件蠢事。最重要的是,即使某艘黑色油轮经过着火的房屋前,也没有人会多看一眼,更不用说去数它——用不着这么做,灾难已然发生。当大火烧到极致,损害程度清楚可见的时候,我们静默不语,我猜,每个人心中都在想着前方潜在的一场特殊的秘密灾难。对新灾难的恐惧,每个伊斯坦布尔居民都知道的一场即将从博斯普鲁斯来的灾难,对这新灾难的恐惧,我在床上的时候老是挥之不去。凌晨时分,船笛声打断我的睡梦。若响起第二声——长而低沉,如此有力,在四周的山丘反复回响——我便知道海峡出现了浓雾。在浓雾之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见阴郁的号角声,从博斯普鲁斯通向马尔马拉海的阿赫尔卡皮灯塔传来。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一艘巨轮在变幻莫测的海流中苦苦摸索的画面。这艘船在哪个国家注册,体积多大,船上载什么货物?有多少人跟驾驶员待在船桥上,他们为何忧心如焚?他们是否卷入海流,是否留意到某个黑影从雾中朝他们而来?他们是否偏离航道,要是这样,他们会不会鸣笛警告附近船只?在睡梦中辗转反侧的伊斯坦布尔人听见船笛声时,他们对船上人员的同情以及对灾难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在博斯普鲁斯出了差错的噩梦。在暴风雨天,母亲总会说:“愿神保佑这种天气出海的人!”另一方面,对半夜醒过来的人来说,一场遥远而无法影响个人生活的灾难就是一剂良药。半夜醒过来的伊斯坦布尔居民,多半也是数着船笛声再度入睡。或许在梦中,他们想像自己搭船穿越浓雾,航向灾难的边缘。无论梦见什么,隔天早上醒来,他们多半不记得半夜听见的船笛声——就像一切的噩梦,这些都会消失不见。只有小孩和孩子气的大人记得这类事情。而后,在某个平常的日子,当你在糕饼店排队等候或吃着午饭时,这样一个人回过身来说:“昨晚雾角声把我从梦中唤醒了。”那时我才知道,博斯普鲁斯山丘上的许许多多居民在浓雾之夜被相同的梦唤醒。还有其他事萦绕在住岸边的我们这些人心头,它与另一种事故息息相关,和油轮大火一样不可磨灭。某晚,浓雾使前方的能见度不及十公尺——确切地说,是在1963年9月4日清晨4点——一艘五千五百吨的苏联货轮运送武器前往古巴途中,冲进黑暗中的巴提里曼两米远,压倒两栋木造“雅骊”,造成三人死亡。“我们被可怕的声音惊醒,以为‘雅骊’遭闪电击中——房子劈成了两半。我们运气好,才幸免于难。我们振作起来,到三楼的客厅,发现自己跟巨大的油轮正面相对。”报上以油轮闯入客厅的照片补充幸存者的叙述:墙上挂的相片是他们的帕夏祖父,碗橱上放了一盆葡萄。由于房间去了一大半,地毯如窗帘般披垂下来,在风中飘扬。在碗橱、餐桌、加框字画和翻倒的长椅之间,是死亡油轮的船头。这些照片引人入胜且怵目惊心之处,在于被油轮带入死亡与毁灭的房间当中摆设的家具:椅子、碗橱、屏风、餐桌与沙发,都和我们家的客厅一模一样。我读着四十年前关于订婚不久的美丽中学生的报道——她在事故发生前一晚跟死里逃生的人说什么话,在瓦砾堆中发现她尸体的街坊青年如何地悲伤——想起连续好几天,伊斯坦布尔的每个人都只谈论这件事。当时城里仅有一百万人口,口耳相传的同时,我们给博斯普鲁斯的灾难讲述的故事也随之加码。我跟大家说我正在写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意外发现,当话题转到博斯普鲁斯多年前的灾难时,他们的话语中总带有某种渴望——即使热泪盈眶,他们却仿佛在追述最快乐的回忆,有些人还坚决要求我把他们的最爱选入书中。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必须报道1966年7月,一艘载送“土德友好协会”成员的摩托艇,和一艘运木船在叶尼廓伊和贝廓兹之间相撞,接着——唉,三个人栽进博斯普鲁斯幽暗的海水中身亡。还有人要我说说我的一位熟识朋友,有个夜晚正巧在他的“雅骊”阳台上,以他惯常的认命态度数船,此时,一艘渔船就在他眼前撞上罗马尼亚油轮“普洛耶什蒂”,断成两截。至于近年发生的灾难,罗马尼亚油轮在海达巴沙(这座亚洲城市的火车站)前方撞上另一艘船(名叫“遇雅丽”的希腊货轮),漏出的油着了火,满载石油的油轮爆炸,巨大的爆炸声足以惊醒睡梦中的我们——我答应过不删除这一节。我有充分理由不删除它——我们住的地方虽距事故现场几公里远,附近住家的窗户却有半数被爆炸声震得粉碎,街上堆积的碎玻璃深及膝部。还有另一艘载运绵羊的船:1991年11月15日,一艘名叫“拉布聂”的黎巴嫩运畜轮,载送在罗马尼亚上船的两万多只绵羊,撞上菲律宾注册、从新奥尔良运送小麦前往苏联的货轮“丽莉圣母”之后,大部分的羊随船沉没。据报道,有几只羊跳船游上岸,恰好在附近茶馆看报喝咖啡的几个人救起它们,但其余两万只倒霉的绵羊,还在等人把它们从水底深处拉出来。这次撞船事件就发生在法蒂赫桥(博斯普鲁斯的第二座桥)下,或许我该提一下,伊斯坦布尔人自杀的时候喜欢挑的不是这座桥,而是第一座桥。写这本书时,我花了不少时间查资料,阅读我小时候读的报纸,在我出生前后发刊的一份报纸中,我发现许多文章都报道另一种自杀形式,说是比从博斯普鲁斯的一座桥跳下去更受欢迎。例如:一辆经过鲁梅利堡垒的车子冲入海中。昨日(1952年5月24日)漫长的搜寻行动未能找到车子或车上的人。车子冲入海中时,据说驾驶员打开车门喊“救命!”但之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把车门关上,随着车子跃入海中。有人认为,海流可能把车子从岸边推开,推入海水深处。这儿有另一篇四十五年后的文章,1997年11月3日:从婚礼返家途中,他顺便去祭拜泰利巴巴神。车上载了九人,因酒醉驾车而失控,驶进塔拉布亚湾,冲入海里。这次事故死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几年来有这么多车子冲入博斯普鲁斯,结局却始终相同:车上的人被“派”往海底深处,一去不复返。我不仅听人说,也不仅在报上读到:我曾亲眼目睹几个人沉下去!无论车上坐的是谁——尖声吵嚷的孩子、一对吵架的恋人、一群讨人厌的醉汉、赶回家的丈夫、一个在黑暗中看不见的老人、停在码头跟朋友喝完茶后打一挡而没拉倒车挡的困倦司机、前任财政局长瑟菲克与他的漂亮秘书、数着船通过博斯普鲁斯的巡警、擅自开厂车载家人出游的新手司机、碰巧某个远亲相熟的丝袜制造商、穿一模一样雨衣的父子、贝尤鲁的流氓和他的情人、初次看见博斯普鲁斯桥的孔亚家庭——车子冲入水中时,绝不像石头般往下沉,而是摇摆一会儿,几乎像栖息在水面上。也许在天光下,或者惟一的光线来自附近酒馆,当博斯普鲁斯岸上活着的人看着即将被吞噬的人脸上的表情时,他们看见某种心照不宣的恐惧。不一会儿,车子慢慢沉入深沉幽暗的急流中。我该提醒读者们,车子一旦开始下沉,车门就不可能打开,因为海水的加压力太强大。当时冲入博斯普鲁斯的车子相当多,一位细心周到的记者想提醒读者这一情况,于是做了一件相当聪明的事——他发表了一篇求生指引,并配上精美插图:如何从掉入博斯普鲁斯的车里逃生一、勿惊慌。关上车窗,等车子灌满水。确定车门未上锁。并确保每位乘客待在原处不动。二、车子若继续沉入博斯普鲁斯深处,拉手刹车。三、车子差不多灌满水时,最后吸一口介于海水与车顶之间的最后一层空气,慢慢打开车门,不慌不忙地离开车子。我禁不住要加上第四点:在神的帮助下,愿手刹车没夹住你的雨衣。假使你会游泳,找到通往海面的路,你会发现博斯普鲁斯尽管忧伤,却十分美丽,不亚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