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田庄司,伊斯坦布尔

和伊斯坦布尔大部分的土耳其人一样,小时候我对拜占庭没什么兴趣。这词儿让我联想起诡异、留胡子、穿黑袍的希腊东正教神父,穿越市区的水道桥、圣索菲亚教堂以及老教堂的红砖墙。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是遥远年代的残迹,用不着去了解。甚至征服拜占庭的奥斯曼人似乎也非常遥远。毕竟这些东西已被我们这些人所属的第一代“新文明”所取代。但即使奥斯曼人听起来就像科丘描述的那般古怪,至少我们还认得他们的名字。被征服之后不久,他们便不留痕迹地消失了,或者大家是这么告诉我的。没有人告诉过我,他们的子孙后代如今在贝尤鲁经营鞋店、糕饼铺和缝纫用品店。他们是家族企业,当我们去布店,我母亲想看看窗帘用的锦缎或坐垫套用的绒布时,听见的背景声音就是父亲、母亲和女儿以连珠炮般的希腊话彼此闲聊。之后回到家,我喜欢模仿他们古怪的语言,以及柜台前的女孩同父母说话时激动的手势。从家人对我的模仿所作的回应,我知道希腊人就像城里的穷人和郊区的居民,不太“高尚”。我想必然跟“征服者”默梅特从他们手中夺走城市有关。庆祝伊斯坦布尔的征服五百周年——有时称之为“伟大奇迹”——是1953年的事,在我出生后的一年,但我可不认为这项奇迹哪儿特别有趣,除了发行的系列纪念邮票之外。一张邮票展示的是出现在夜里的船,另一张则展示贝利尼所绘的“征服者”默梅特,第三张则展示鲁梅利堡垒的高塔,因此可说这一切犹如一队游行行列,展现与征服有关的所有神圣形象。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东方还是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历史事件。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若干年后,我的妻子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在考试中使用“征服”一词,她的美国教授指控她有“民族主义情结”。事实上,她使用这词不过是因为在土耳其念中学时学的是这种用法。由于她母亲有俄国血统,她可说是较同情东正教徒的。也或许她不认为是“陷落”或“征服”,感觉更像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倒霉人质,除了做回教徒或基督教徒之外别无选择。西化运动和土耳其民族主义促使伊斯坦布尔开始庆祝“征服”。20世纪一开始,这座城市仅有半数人口是回教徒,非回教徒居民大半是拜占庭的希腊后裔。在我小时候,城里较直言的民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是,常使用“君士坦丁堡”一词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他们抱着民族统一的梦想,希望有一天,首先统治这座城市的希腊人回来驱逐占领了500年的土耳其人——或至少把我们变成次等公民。于是,民族主义者坚持用“征服”一词。相对而言,奥斯曼人却愿意把他们的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即使在我的时代,致力于共和国西化的土耳其人也慎防太强调“征服”一词。总统拜亚尔和首相曼德勒斯两人皆未出席1953年的五百周年庆典。尽管庆祝活动已计划多年,最后一刻却认为此种做法可能冒犯希腊人和土耳其的西方盟国。冷战时期才刚开始,而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不希望提醒世界有关征服的事。然而三年后,土耳其政府蓄意挑起所谓的“征服热”,任凭暴民在城内胡作非为,抢夺希腊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财物。不少教堂在暴动期间遭破坏,神甫遭杀害,西方史学家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记事中描述的残暴因而重演。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都犯了把各自的少数族裔当作人质的地缘政治罪,也因此过去50年来离开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多过1453年以后的50年。1955年,英国离开塞浦路斯,希腊准备接管整个岛的时候,土耳其的一名特务人员,往希腊城市萨罗尼加土耳其国父出生的房子扔了一枚炸弹。土耳其各大报以特刊传播此一消息后,仇视城内非回教徒居民的暴徒聚集在塔克西姆广场,烧毁、破坏并洗劫我母亲和我曾去贝尤鲁逛过的所有商店之后,整个晚上在其他城区干相同的事情。一群群暴乱分子极为狂暴,在欧塔廓伊、巴鲁克尔、萨玛提亚和费内尔等希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引起极大恐慌。他们不仅焚烧洗劫希腊杂货店和乳制品店,还破门而入,蹂躏希腊和亚美尼亚妇女。因此,说暴乱分子跟“征服者”默梅特攻陷城市后大肆洗劫的士兵们一样残暴,并非毫无道理。后来才发现,这次暴动——恐怖持续两天,使这座城市比东方主义者的梦魇更像地狱——的组织者有政府支持,他们在政府的纵容下劫掠城市。因此,当天整个晚上,敢在街上走的每个非回教徒都冒着被暴民处死的风险。隔天早晨,贝尤鲁的商店成了一片废墟,窗户被砸碎,门被踢开,商品不是遭掠夺就是被痛快地摧毁。到处撒满衣服、地毯、布匹、翻覆的冰箱、收音机和洗衣机,街上堆满破碎的瓷餐具、玩具(最好的玩具店都在贝尤鲁)、厨具、当时很时兴的鱼缸和吊灯所残留的碎片。在脚踏车、翻覆焚毁的汽车、劈烂的钢琴、倒在布料满地的街上凝视天空的残破假人模特儿当中,有三三两两镇压暴乱的坦克车,却来得太迟。若干年后,我的家人长篇大论地讲述这些暴动,因此细节之生动仿佛我亲眼看过。基督徒家庭清理他们的商店和家园时,我的家人回想起我伯父和祖母从一扇窗奔往下一扇窗,愈来愈恐慌地看着愤怒的暴民在我们街上走来走去,砸碎商店玻璃,咒骂希腊人、基督徒、有钱人。不时有人群聚集在我们的公寓外头,但正好我哥哥才刚培养了一个爱好,迷恋上阿拉丁的店出售的土耳其小国旗(或许是想利用当时风靡全国的高涨民族主义情操吧),他在我伯父的“道奇”车上挂了一面旗,我们认为,愤怒的暴民因为它才没把车弄翻,甚至还放了窗户一马。

1960年代中期,母亲每个礼拜天早上都去报摊买一份《晚报》。跟我们每天看的报纸不一样,这份报纸不送到我们家。父亲知道母亲为了阅读以笔名GülPeri匿名发表的社会八卦专栏“你听说了吗?”而亲自去买《晚报》,一有机会就取笑她。从他的嘲笑中我了解到,对社会八卦感兴趣是个性软弱的表征,等于无视于记者躲在笔名后头发泄对“有钱人”(包括我们交往的或希望自己成为的那些人)的怨气,编造有关他们的谎言。就算不是谎言,这些本领不佳而引来社会专栏关注的有钱人,过的也不是模范生活。然而,这些洞见却阻止不了我父亲去阅读这些专栏,并予以采信:可怜的玛登西!她在别别喀的房子遭了小偷,却似乎没有人知道丢了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警方能否解开这个谜。摩妲罗去年夏天没去海里游泳——都是因为她摘除了扁桃腺——今年夏天她在库鲁色斯梅岛玩得很愉快——尽管我们听说她仍有点烦躁。我们就别问原因吧……伊琶去了罗马!这位伊斯坦布尔名流看起来从没如此快乐过。不知她高兴的是什么?是不是她身边那位时髦男士?莎莉耶以往在布约克卡达避暑,但现在她抛弃了我们,回到她那位于卡普里的别墅。毕竟那儿离巴黎近多了哪!我们听说她将举办几次展览。这么说,她何时才让我们看她的雕塑?伊斯坦布尔的名流遭毒眼迫害!经常出现在本专栏的许多达官贵人都病倒了,紧急送医手术。最新的坏消息来自深受哀悼的埃斯雷夫,他家位于恰姆勒加,古儿苏在这儿的月光派对度过美好的时光……“所以古儿苏也摘掉了扁桃腺吧?”母亲说道。“她先把脸上的肉球摘掉会好一些。”父亲戏谑地说道。有些名流被指名道姓,有些则不,但从他们一来一往的对答当中,我推断我的父母亲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母亲而言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有钱。母亲羡慕他们,同时却又对他们的财富不以为然,这从她时而说他们“上了报”的谴责看得出来。母亲的看法并不特别,当时的伊斯坦布尔人大都强烈认为有钱人不应在大庭广众下摆阔。他们甚至公然说出来,却不是呼吁谦卑,也不是想避免自傲——两者皆未表达出新教徒的工作伦理——而仅仅是出于对政府的恐惧。几个世纪以来,执政的奥斯曼帕夏把其他的有钱人——大半本身就是拥有权势的帕夏——视为眼中钉,利用任何借口杀害他们,没收其财产。至于在帝国最后几个世纪里贷款给政府的犹太人,以及在商场和工艺界功成名就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都沉痛地记得二战期间被课征惩罚性的财富税,进而被没收了土地与工厂,还有1955年9月5、6日的动乱期间遭掠夺焚烧的商店。因此,如今涌入伊斯坦布尔的安那托利亚大地主以及第二代企业家,颇有炫耀财富的胆量。很自然,依然恐惧政府的人或我们这些由于无能以至于拥有的财富未能超过一代的人,认为这种胆略不仅愚蠢且庸俗。有个第二代企业家,当今土耳其第二富有的家族家长萨班哲,因他的讲究排场、古怪见解和违反习俗的行径而遭人讪笑(尽管没有哪家报社写过这些,惟恐广告收入流失),但他粗野的勇气使他效法美国煤炭大王弗里克,让自己的家成为1990年代伊斯坦布尔最优秀的私人博物馆。虽然如此,我童年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富人们内心的种种焦虑并非毫无根据,他们的谨慎亦非毫不明智。政府当局对每一种生产形式依然虎视眈眈,而若想真正致富就非得跟政客打交道不可,因此大家都认为即使“善意的”有钱人也有不清白的过去。在祖父的钱财用光之后,父亲不得不为土耳其另一大企业家族的家长科克工作多年。就算拿上司的乡下口音或他的笨儿子的知识缺陷开玩笑,父亲仍不情愿,气愤时他会说,这家人在二战期间发的财,与国内当时必须忍受的饥荒和排队购粮大有关系。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未曾将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看做其聪明才智的受惠者,而认为他们是老早抓住时机贿赂政府当局发了横财的人。到1990年代,对政府的恐惧稍稍平息,我估计他们大半快速致富,毕生致力于隐藏财富,同时企图使他们的社会声望合法化。由于致富无须运用知识,这些人对书本、阅读或下棋毫无兴趣。这与精英主义的奥斯曼时期迥然不同,当时出身卑微的人若想步步高升、发财、当上帕夏,仅能凭借教育。共和国初年,随着苏菲僧侣道堂的关闭,对宗教文献的否定,字母的改革以及主动转向欧洲文化,想通过教育提升自己已不可能。新富阶级恐惧政府,这些胆怯的家族想提升自己惟有一个方式,那就是显示自己比实际上更欧化。因此他们去欧洲买衣服、旅行箱和最新的电器用品(从榨汁机到电动刮胡刀等一切产品)以自娱,为这些排场感到自豪。有时某个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家族经营某项企业,又一次发了财(如我姨妈的好友,某位知名专栏作家兼报人),但他们已获取教训:即使未触犯任何法律,未触犯任何官员,没有任何理由恐惧政府,变卖一切、搬到伦敦一间普通公寓也是常有的事。不是盯着对面邻居的墙壁,就是盯着难以理解的英国电视,然而由于某些他们无法说明的理由,他们仍觉得这是更上一层楼,胜过未必舒适的、俯瞰博斯普鲁斯的伊斯坦布尔公寓。而对西方的渴望往往产生《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故事:有钱人家雇保姆教孩子外语,结果男主人却与保姆私奔。奥斯曼帝国无世袭贵族,但随着共和国的到来,有钱人极力让自己被视作合法继承人。因此,1980年代,当他们突然对残留的奥斯曼文化发生兴趣时,便竭力收藏木造“雅骊”发生火灾后少数幸存的“古董”。由于我们曾是有钱人,也依然被视为有钱人,因此喜欢在闲谈中谈起有钱人如何致富(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运糖进港而一夕致富的男人,享受其收益,直到过世)。或许是这类故事的魅力,或不知如何处置暴富,以及如何不让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悲剧气氛,无论原因何在,每当遇上有钱人——某个远亲,家里的朋友,我母亲或父亲儿时的朋友,尼尚塔石的邻居,或最终出现在“你听说了吗?”专栏的某个没有灵魂、没有文化的有钱人——我便有一股永无止境的冲动,想深入了解他们空虚的生活。我父亲的一个儿时朋友,一位高雅潇洒的长辈,从他的父亲(奥斯曼帝国末年的大臣)那里继承了大笔财产,遗产所得数量庞大——我永远分不清人们提起这笔钱时究竟是褒是贬——因此他“一辈子没工作过一天”,除了看报、从尼尚塔石的公寓俯瞰街道之外无所事事。他下午花很长的时间打理胡子,穿上在巴黎或米兰裁制的上流服装,开始着手当天的任务,即在希尔顿饭店的大厅或糕饼店,喝两个钟头的茶。他有一回扬起眉毛对我父亲解释,仿佛讲述一个天大的秘密,神情忧伤,以表示某种深切的精神折磨:“因为城里感觉像欧洲的地方,惟独此地。”另一位同辈是母亲的朋友,一个很有钱、很胖的女人,尽管自己看起来跟猴子像得不得了,却问候每个人:“你好啊,猴子。”哥哥和我喜欢模仿她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她一辈子大半时间都在回绝追求者,抱怨他们不够风雅或不够欧化:当她年届五十时,放弃了一个不想娶个平庸如她的女人为妻的有钱人或翩翩君子,嫁给了一位“出色、高雅”的三十岁警察。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阵子,此后,她毕生规劝她那个阶层的女子,只可嫁给门当户对的有钱人。总的说来,奥斯曼最后一代西化的有钱人,未能利用继承的财富,参与伊斯坦布尔正在步入的商业及工业繁荣。这些古老家族的继承人往往不肯和“俗气的商人”——他们用“真挚的”友谊和社区精神的能力,来调和他们的刁滑欺诈——坐下来谈生意,哪怕是喝个茶也不肯。这些古老的奥斯曼家族,也遭他们雇来维护其利益并为他们收租金的律师坑骗,却被蒙在鼓里。每回我们去他们的别墅或博斯普鲁斯“雅骊”看望濒临消失的这类人,我便明白他们大半宁可与他们的猫狗为伴而不愿与人为伍,因此我始终特别看重他们对我表示的关爱。五或十年后,古董商波尔塔卡鲁在他的古玩店展示这些人周围的家具——读经台、长椅、镶珍珠桌、油画、加框字画、老式步枪、祖先传下来的古剑、牌匾、大钟——使我深情地忆起他们所过的没落生活。他们都有一些嗜好和怪癖让自己分散注意力,暂时忘记与外界的糟糕关系。我记得有个虚弱的男人,偷偷摸摸地让我父亲看他收藏的钟表和武器,仿若展示秘藏的春宫画。有位年老的伯母嘱咐我们走往船库途中绕过一堵低矮崩塌的危墙,使我们想起五年前来看她的时候,她也说一模一样的话,觉得很好笑。还有位伯母低声讲话,以免仆人听见她宝贵的秘密。另有一位伯母不客气地询问我祖母出身何处,使母亲很不愉快。我有个胖舅舅养成了带客人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参观他的房子的习惯,然后讨论七年的贪污丑闻及其后患,仿佛这消息当天早上才在《自由日报》上报道,使全城大为激动似的。我们顺利完成这些奇特的仪式,我尝试从母亲的眼神中确定我们举止得当。我也渐渐明白,我们在这些有钱的亲戚眼中并不重要,我突然想离开他们的“雅骊”回家去。当有人把父亲的名字弄错,或误将祖父当做某个乡下农人,或——我常在蛰居的有钱人身上看见——夸大某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女仆未按照要求拿散装糖而拿来方糖,侍女穿的袜子颜色令人不快,快艇靠房子太近)时,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但尽管附庸风雅,他们的儿孙们,我必须与之友好的同龄男孩,却一律被认为是“很难相处的家伙”——许多人在咖啡馆里和渔夫起争执,在市区的法国学校揍神甫,或者(假如没被关进瑞士疯人院)自杀了事。这些家庭陷入琐碎而棘手的纷争,往往闹上法庭,这一点,我觉得他们跟我自己的家有相似之处。有些人在他们的别墅共同生活多年,即使起诉对方,也还是同聚一堂共进家宴(正如我的父亲、姑妈们和伯父们)。积怨过深、把感情和行为混为一谈的人则比较痛苦,连续多年拒绝跟对方说话;有些虽继续同住一栋“雅骊”,却看不惯讨厌的亲戚,于是以简陋的灰泥墙隔开“雅骊”最美的房间,阻断畅通无阻的挑高天花板和博斯普鲁斯的全景风光,薄薄的墙壁迫使他们仍得整天听可恨的亲戚咳嗽走路;假使平分“雅骊”的其他部分(“你住后宫,我留在附属建筑”),原因不是为了自己舒适,而是知道对讨厌的亲戚造成不适而觉得开心;我还听说有些人采取合法行动,阻止亲戚使用庭院。当我看着这些家族的晚辈们兴起另一波类似的纷争时,不禁怀疑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是否对世仇别具天赋。共和国初年,祖父积攒财富之时,一户有钱人家搬到尼尚塔石,和我们位于帖斯威奇耶大街的家相距不远。这家的孩子们,把他们的父亲从阿布杜勒哈米德时代某帕夏手中买来的一块地分成两部分。哥哥盖了一栋公寓,按城市条例远离人行道。几年后,弟弟在他那半土地上盖了一栋公寓,虽仍依城市条例行事,他却故意离人行道近三米,只为了挡住哥哥的视野。哥哥随后建了一堵五层楼高的墙——尼尚塔石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目的就只为了挡住弟弟房子的边窗视野。你难得听见搬往伊斯坦布尔的外省家庭发生此类纷争。正常现象是相互支持,尤其如果他们不太有钱的话。1960年代以后,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地价亦随之上扬,在伊斯坦布尔住好几代以及握有任何财产的人都发了意外之财。为了证明他们属于“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引发分产之争。有两个兄弟拥有巴克尔廓伊后面的荒山土地,在城市朝该区扩展时发了大财。这或可说明弟弟为何在1960年代开枪打死他哥哥。我记得报上的报道暗示哥哥爱上了弟弟的妻子。这件事发生时,凶手的绿眼儿子正是我的小学同学,因此我饶有兴致地追踪了这件丑闻。这条新闻在头版刊登许多天,城里的人专心阅读这则贪婪与激情的故事细节,而凶手的白皮肤红头发儿子则照常穿着吊带短裤,抓着手帕默默啜泣一整天。后来的四十年,每当我经过有着我那吊带短裤同学姓氏名称的城区——如今住有二十五万人——或听人提起这家人(毕竟,伊斯坦布尔是个大村落),我便忆起我这位红发朋友发红的眼睛,沉默的眼泪。各大造船业家族不愿将纷争闹上法庭,宁可选择惟有武器始可满足的激愤。他们从拥有小木船队起家,角逐政府合同,但并不通过西方人理解的自由竞争,反倒派出盗匪帮派恐吓对方。有时厌倦了彼此厮杀,便和中古时代王公贵族的做法一样,把女儿嫁给对方,但随之而来的和平好景不常,不久又开始射杀彼此,让如今属于双方家庭的女儿深感哀痛。在他们开始买进大型驳船,发展他们的小货轮舰队,把某个女儿嫁给总统的儿子之后,他们便成为“你听说了吗?”专栏的常客,于是,母亲追随“玫瑰—女神”的叙述,了解他们“豪华的鱼子酱以及香槟浇灌的”派对。在这类派对、婚宴和舞会上——父亲、伯叔们和祖母经常参加——总是有一大群摄影师,我的家人会把他们的相片带回家,摆在餐桌上展示几天。我认出相片中的一些人到过我们家做客,另有几个我在报上看过的知名人士,以及一路帮助他们的政治人物。我母亲跟她常参加这些活动的妹妹在电话中交换意见时,我便尝试想像是什么样子。打从1990年代,社会名流的婚礼已成为媒体、电视台和国内名模参与的盛事,全城都看得见宣传的焰火。但是在一个世代前,情况大不相同:其目的不在于炫耀,而是让有钱人聚在一起,暂时无需忧惧好事贪婪的政府,即使只有一个晚上。我小时候参加这类婚礼和派对时,尽管惶惑不安,但同这些贵人在一起使我感到快乐。当母亲用一整天时间穿衣打扮,踏出家门前往派对的时候,我也从她的眼神看出这种快乐。期待在外面度过开心的夜晚还是其次,倒是因为能跟有钱人消磨夜晚而心满意足——由于某种原因,你知道自己属于这群人。进入灯火辉煌的大厅或华丽的庭院,走在布置精美的桌子、帐幕、花圃、伙计和男仆间,我发现有钱人也喜欢相互为伴,有名流出席时更是如此。他们就像母亲那样环视人群,看看“还有谁”在场,看到“吾等之辈”便感到欣慰。多数人不是靠努力奋斗或聪明才智而致富,而是透过某种好运或他们如今想要遗忘的一场骗局,他们的信心来自他们了解自己的钱财比他们梦想花的钱都要多。换句话说,只有跟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他们才得以放松,自鸣得意。在人群中闲逛一回后,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使我开始觉得格格不入。看见我们买不起的奢华家具或奢侈用品(比方说,电动切肉刀),使我灰心丧气,看见父母跟那些吹嘘自己全靠某种耻辱、灾难或诈骗才发家致富的人关系密切,更增加我的不安。之后我发现,打心眼里喜欢与他们为伴的母亲,和恐怕与他的某个情妇眉来眼去的父亲,并未完全忘记他们在家中谈论的恶毒闲话,只是决定暂时放在一旁,即使只是一个晚上。说到底,有钱人不都是做相同的事情?我心想,或许这是身为有钱人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事总是“好像”。有钱人在这些派对中巨细靡遗地抱怨上回坐飞机吃得不好,好像这是一件广为关注、至关紧要的大事,好像他们吃的绝大多数不是同样低水平的食物。还有他们把钱存入(或者,照我父母的说法,调入)瑞士银行的方式:知道自己的钱远在天边,赋予他们某种令我欣羡的美妙自信。父亲有回拐弯抹角地向我说明,我们之间的距离并非如我以为的那般遥远。当时我二十岁,对没有灵魂、没头没脑的有钱人自命不凡地夸耀自己多么“西方”而展开不断的抨击谩骂,说他们不与大众分享他们的艺术收藏、捐助基金办博物馆或追求自己的爱好,而是过着畏畏缩缩、庸庸碌碌的生活。我挑出几个亲戚朋友、父母的几个儿时朋友以及我自己一些朋友的父母作为例证。父亲打断我的谩骂,接着——或许是担心我将迈向不快乐的人生,或只是想告诫我——他说,“事实上”我刚才提起的女士(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我若有机会熟悉她,便不难了解为什么。

梅林的画描绘我住了一辈子的山丘,却是在尚未坐落任何建筑之前的。在耶勒德兹、马奇卡、或帖斯威奇耶,凝视梅林画中风景的边缘处,注视白杨、梧桐和菜园,我想像他那个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若看见他们的乐土面目全非将作何感想,就像我看见焚毁的宅邸残留下来的花园、倒塌的墙垣和拱门、焦黑的残骸,感觉也一样痛苦。发现我们长大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中心,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的起始点——在我们出生的一百年前其实不存在,感觉就像幽灵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时间面前不寒而栗。奈瓦尔的《东方之旅》当中伊斯坦布尔章节的某个地方,也给我类似的感觉。这位法国诗人1843年来到伊斯坦布尔,相当于梅林作画的半个世纪后,他在书中回忆曾从加拉塔苏菲僧侣道堂(五十年间改名为突内尔),漫步到今称塔克西姆的地区——一百零五年后,我牵着母亲的手走同一段路。这个地区今称贝尤鲁,1843年,其主要大街(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独立大街)称为佩拉大道,当时的风貌与今日相差无几。奈瓦尔形容始于道堂的大道宛如巴黎:时装、洗衣店、珠宝商、亮晶晶的橱窗、糖果店、英法国饭店、咖啡馆、大使馆。但在诗人指为法国医院(今天的法国文化中心)的所在地,城市令人震惊、令人迷惑、令人恐惧地来到尽头。因为在奈瓦尔书中,今日的塔克西姆广场——我的生活中心,此城区最大的广场,我在这周围住了一辈子——被描述为一片旷野,旷野上的马车和叫卖肉丸、西瓜和鱼的摊贩混杂在一起。他谈到散置于远方田园间的墓园——这些墓园在一百年后消失无踪——但我始终记得奈瓦尔有个句子,谈论我这辈子只知道是一大片旧公寓建筑的那些“田园”:“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有松树与坚果树遮荫。”奈瓦尔三十五岁时来到伊斯坦布尔。两年前,他首先患了忧郁症,终将导致十二年后的自缢,其间待过几所精神病院。尚未动身的六个月前,他单恋一生的真爱,演员珂伦香消玉殒。带着他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开罗到塞浦路斯、罗德岛、伊士麦和伊斯坦布尔的“东方之旅”标示着这些悲伤,以及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等人迅速转换为法国伟大传统的东方异国梦。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作家,他希望讲述东方,由于法国的文学文化把奈瓦尔和忧伤联系在一起,或许令人觉得他将在伊斯坦布尔找到忧伤。但奈瓦尔在1843年来到伊斯坦布尔时,并未关心自己的忧伤,而是去关心帮他忘掉忧伤的事物。在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矢言两年前发作的疯狂绝不再复发,这将“帮助我向大家证明我只是个别事件的受害者”。他还满怀希望地说他的健康状况极好。我们能够想像当时的伊斯坦布尔尚未受战败、贫困和被西方视为软弱的耻辱所侵害,因此尚未向诗人展现其忧伤面貌。别忘了这座城市是在溃败之后才被阴郁笼罩的。在游记当中某些地方,奈瓦尔叙述他在东方看见他在著名的诗中所称的“忧伤的黑色太阳”,例如在尼罗河岸。但1843年在繁华、充满异国风情的伊斯坦布尔,他是个寻找好题材的仓促记者。他在斋月期间来到城市。在他看来,这就像在威尼斯参加嘉年华会(事实上,他把斋月形容为“斋戒”与“嘉年华会”的结合)。斋月晚上,奈瓦尔前去看卡拉格兹皮影戏,享受灯烛辉煌的城市风光,到咖啡馆听说书人讲故事。他描述的景观将激发许多西方旅人追随他的脚步。这些景观在贫穷、西化、科技现代化的伊斯坦布尔虽已不复见,却给许多伊斯坦布尔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写特写“古老的斋月之夜”。我小时候带着怀旧之情熟读的这种文学,其中所隐藏的伊斯坦布尔形象,很大部分得归功于奈瓦尔首先想出、而后由受他影响的旅游作家持续下去的异国情调。尽管取笑英国作家来伊斯坦布尔待三天,参观所有的观光景点,然后立即下笔写书,奈瓦尔却仍不忘去欣赏苏菲旋转舞,从远处观看苏丹离开宫殿的景象(奈瓦尔令人感动地声称,阿布杜勒迈吉德与他面对面的时候留意到他),在墓园中长距离漫步,琢磨土耳其的服装、习俗与仪式。奈瓦尔在令人激动的《奥丽莉亚,或人生与梦》——这部作品被他比作但丁的《新生》,且深受布勒东、艾吕雅和亚陶等超现实主义者赞赏——当中坦白承认,在遭到所爱的女子拒绝之后,他断定人生已没有意义,只能追求“庸俗的消遣”,他找到的空虚消遣是周游全世界,观看各国的衣饰与奇风异俗。奈瓦尔知道他对风俗、风光、东方女子的描述,就跟斋月之夜的报道一样粗劣,于是,为了加快《东方之旅》的步伐——就像许多作家觉得故事力道减弱时所做的一样——他加入自己虚构的长篇故事。(坦皮纳在与他的忧郁同伴雅哈亚和希萨尔合著的《伊斯坦布尔》中,一篇讨论城市季节的长篇文章中说,为了搞清楚这些故事哪些是虚构,哪些真正属于奥斯曼时代,曾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这些虚构故事清楚展现出,奈瓦尔能够深度刻画假想中的伊斯坦布尔,提供《天方夜谭》式的风格依据。事实上,每当觉得某个场面缺乏生气,奈瓦尔便提醒读者这座城市“就像《天方夜谭》”。在解释为什么“觉得用不着讨论许多人讲述过的宫殿、清真寺和澡堂”之后,他立刻说出一番话,这番话在百年之后得到雅哈亚和坦皮纳这些作家的呼应,并成为之后西方旅人挂在嘴上的陈腔滥调:“伊斯坦布尔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景致,它就像剧院,从观众席观赏最美,避开了舞台侧面贫困肮脏的街区。”八十年后,雅哈亚和坦皮纳创造的城市形象得到伊斯坦布尔人的共鸣——惟有将美丽的景色与“舞台侧面”的贫困融为一体方可做到——他们心里肯定想着奈瓦尔。但若想了解这两位大作家(两人都很敬佩奈瓦尔)发现了什么,讨论了什么,继而创造了什么,若想看他们后一代的伊斯坦布尔作家如何简化并推广他们创造的东西,了解他们的观念所传达的与其说是城市之美,不如说是他们对城市之衰微所感受的忧伤,我们就得看看在奈瓦尔之后,另一位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作家之作品。

每次想起我跟御手洗这么长时间的交情,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他那古怪的个性。每当接触到不可解决的案件、事物,他的头脑都会显出让人不可思议的分析能力和细致周全的归纳能力,无疑值得人尊敬。不过,就这些能力而言,除了他之外也有不少本事高超的人物。我之所以能多次忍受他旁若无人的无礼举止,耐着性子继续交往下去,完全是因为他这种古怪性格不知为什么吸引着我的好奇心。我想读者朋友们跟我一样——我这位朋友某种程度上算是个稀有珍奇的例子,诸君的兴趣因此才被调动起来——为此,我此刻在这里继续讲述关于他的回忆。那是解决了“占星术杀人事件”后不久,一九七九年底的事情。进入十二月,快到圣诞节的时候,街道上也渐渐有了年末的气氛。当时我们刚刚决定要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占星术杀人事件》,初版版税刚刚到手,正在准备从纲岛搬到横滨马车道去,因此我们也跟世人一样,成天定不下心来。那时候,之前那位竹越文彦警官突然来访。现在想起来,那起事件跟别的一样,充分体现了御手洗的分析能力,让我这个一同行动的人深深佩服。与我至今为止所知的众多不可解决的谜团相比,那并不算什么特别突出的例子,但那却是比其他案件更让我难忘的一个事件。御手洗洁这个男人,那古怪而富有挑战性的性格竟会以那种方式呈现,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而后如果他坦诚地告白的话,连我也会深受感动。最近,我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来信,他们都希望听听御手洗洁的近况,要我多讲一些他的故事——这真是意料之外——这个在我看来有那么多缺点的男人,竟然获得世人这般欢迎,简直做梦也想不到。忙于其他事务,我一直怠慢了“介绍我的友人”这件事,对此我深深抱歉。在这里,作为好久不曾出现“介绍友人”第一回,我从记忆中选出了“数码锁”这个事件。如果诸位读者跟我一样,也被御手洗的性格所吸引,并且也有兴趣做做推理的话,这个案件应该是最适合不过的了。竹越警官很久没有到御手洗的占星术教室去了。他一副对自己的失礼万分抱歉的样子恭恭敬敬地低下头,坐到教室里粗陋的客用沙发上。他好像不胜惶恐的样子,看着房间里乱糟糟堆满的准备搬走的东西,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正要搬家呢。”御手洗中断做到一半的工作,关上抽屉,一边绕到竹越警官面前的椅子跟前一边说。“哦,要搬到哪去呢?”警官问道。“横滨的马车道。难得有个好机会,我们赶紧收拾了东西准备搬,乱七八糟的,不好意思。”御手洗坐下了,“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其实,是有个困难的案件……”竹越警官略顿了一会儿继续说,“按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出头找人帮忙。但是……那是今年春天的事儿吧?那件事多亏老师相助,我们也大大见识了老师您的本事。眼下有件事不得不跟您商量……”警官说完窥了一下御手洗的脸色——他还对御手洗以“老师”相称。我那朋友却摆出一副冷脸,用手摸摸下巴,好像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听下去。然后他说:“你说‘有件事’——是很困难的案件吗?”这么一说,竹越警官越发惶恐:“啊……那个,不能算是简单吧,您这么忙还来打扰,实在不好意思,但无论如何也请……”“那就好!”御手洗表情却明朗起来,“那我就听听吧。石冈君,我要咖啡。”※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啊……”警官只说。我不得已站起来。不过,警官在御手洗支使我去泡咖啡的功夫一直耐心等着,没有开始讲案情。等我把咖啡杯端到警官面前,他才迫不及待地开口:“那真是很困难的案件。但也不像之前那件案子似的,署里的所有人都束手无策一片茫然的。”这么一说御手洗明显有些泄气。那就请赶快全体束手无策吧!——这句话差点都要从他这个自我意识超强的家伙嗓子里蹦出来了。“实际上,我们已经有犯人的线索了,但还不能确定到具体某一个人身上。但是这里首先的情况是:实施犯罪行为有物理上不可实现的困难。”“哦?”御手洗很没精神似的靠在椅背上。警察不仅没有束手无策,竟然还有了犯人的线索,一听这个他就没干劲了。“四谷站附近,准确地说四新宿区四谷一六×号,有个小小招牌制作店,叫‘吹田电饰’。连社长在内,一共只有六个员工,是个很小的公司。就是这个社长——吹田久朗,五十一岁——被杀了。“案件发生的时间是五天前,十二月十二日,早上八点到九点之间。凶器是公司里用来削树脂和氯乙烯塑料的大登山刀。这个公司是专门制作招牌的——就是接到订单之后制作、取送招牌的活儿。有些招牌用马口铁之类的金属材料,也有很多是用树脂、氯乙烯塑料之类材料做的。一般切断这种东西都是用电锯,但是细节部分也经常用到刀子。这样的刀子公司的工作间里有好几把——经过调查,一共是八把。就是这八把刀子中的一把刺入了吹田社长的心脏。他仰面向上死亡。”竹越刑警打开一个绿色纸封面的手册——不是一般警察的黑皮封面手册,一边看一边向我们讲述。“正面刺入的?没有争斗的痕迹吗?”“没有——因为看上去吹田社长正在工作间角落里的沙发小憩,犯人很卑鄙地在他睡觉的时候下手,从正面刺中被害人。”“原来如此。”“八点到九点,还算很早的时段。与其说是社长上班早,不如说是被害者工作了一个通宵比较可信——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嗯。”“本来吹田电饰这个公司就是靠吹田社长一个人的本事办起来的。吹田社长手段不凡哪,其他年轻职员都想是给社长打下手的,能代替社长画招牌的,似乎只有一个叫北川幸男的职员——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画招牌的时候只要社长一个人就够了。案件发生那天,前一天刚刚接到加急活计,必须赶工在十二号之前。因此十一号到十二号的晚上,社长吹田一个人通宵在画招牌。要公司职员加班的话,人工费很高,再说大部分人也不会画,加班也没用。因此还不如自己连夜把招牌画出来,等职员上班了正好送去——反正取送看板之类的活儿,年轻职员也能做。但是去上班的职员们发现了社长的尸体——彻夜工作中为了休息一下,在工作间角落的沙发里小憩的吹田久朗已经死了。”“发现者是谁?”“是开卡车上班的四个职员。这个公司除了社长和刚才说的北川幸男以外,四个年轻职员都住在荻漥的单身公寓,开卡车一起上班。社长家的房子就在离公司徒步十分钟的地方。北川幸男也在离公司徒步十五分钟能够到达的地方租了个公寓。这两个人都是有妻室的。其他四个职员年轻,又是独身,住单身公寓就可以了。吹田久朗社长的哥哥夫妇两人在荻漥那边有公寓,其中四个房间就充当吹田公司的职员宿舍了。”“这座公寓前有很大的空地,公司的卡车就停在那里——当然弟弟还得给哥哥交停车费。另一方面,四谷公司那边停车场很紧张,很难找到车位。不过公司虽然只租了一个不大的商业楼门面,整个一层都是吹田公司的,只要活计没多得摆得到处都是,找个角落停个小卡车还是没问题的。因此吹田社长让公司的四个职员每天开卡车上班。这样,有时候卡车停在工作间顶头,放不下的时候就停在路边上。开卡车上班的四个人发现的社长尸体,是上午九点四十五分的时候。鉴识人员很快赶到现场,可以把死亡事件确定到八点至九点这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