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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桑那的土地比任何地方都更壮阔: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的土地底下的金银矿藏遐迩闻名,雄伟的高原莽苍溟濛、色彩炫目,被猛禽叼光皮肉的动物骨架白得发亮。那些土地上还有”小子”比来的形象:坐在马背上纹丝不动的骑手,追命的枪声惊扰沙漠、玩魔术似的老远发出不可见的、致人死命的子弹的青年人。金属矿脉纵横交错的沙漠荒凉而闪烁发光。二十一岁就送命的、几乎还是孩子的比来为人所不齿,他欠了二十一条人命——”墨西哥人还不计在内”。早年那个日后成为威镇一方的”小子”比来的人于1859年出生在纽约一个大杂院的地下室。据说他母亲是个子女众多的爱尔兰女人,但他在黑人中间长大。混杂在那些散发汗臭、头发鬈曲的黑孩子中间,满脸雀斑、一头红发的比来显得鹤立鸡群。他为自己是白人而自豪;但他也赢弱、撒野、下流。十二岁时,他加入了在下水道系统活动的”沼泽天使”帮。在散发雾气和焦糊味的夜晚,他们从恶臭的下水道迷宫里出来,尾随着一个德国水手,当头一棒把他打昏,连内衣都扒得精光,然后回到下水道。他们的头目是一个头发花白的黑人,加斯·豪泽·乔纳斯,在给赛马投毒方面也小有名气。有时候,河边一座东倒西歪的房子的顶楼上,有个女人朝过路人头上倒下一桶炉灰。那人手忙脚乱,呛得喘不过气。”沼泽天使”们立刻蜂拥而上,把他拖到一个地下室门口,抢光他的衣物。那就是比尔·哈里根,也就是未来的”小子”比来的学徒时期,他对剧院演出不无好感;他喜欢看牛仔的闹剧(也许并没有预先感到那是他命运的象征和含义)。到西部去!如果说纽约波威里街拥挤的小剧院(那里演出稍有延误,观众就要起哄)大量上演骑手和打枪的闹剧,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当时美国掀起了西部热。西方地平线那面是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黄金。西方地平线那面是大片可供采伐的雪松树林,脸庞巨大、表情冷漠的美洲野牛,大礼帽和摩门教主布里格姆·杨的三妻四妾,红种人的神秘的仪式和愤怒,茫无涯际的沙漠,像海洋一样,接近时会使人心跳加速的热土。西部在召唤。那些年来,一种有节奏的声息始终在回荡: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占据西部的声息。1872年,早就跃跃欲试的比尔·哈里根逃出监狱,参加了到西部去的行列。一个墨西哥人的毁灭历史像电影导演一样按不连贯的场景进展,现在把场景安排在像公海一般力量无边的沙漠中间一家危险的酒店里。时间是1873年一个不平静的夜晚;确切的地点是新墨西哥州竖桩平原。土地平整得几乎不自然,而云层错落的天空经过暴风雨的撕碎和月光的映托,却满是拆裂的沟壑和峻峨的山岭。地上有一具牛的头颅骨,暗处传来郊狼的嗥叫和眼睛的绿光,酒店斜长的灯光下影影绰绰可以看到几匹高头大马。酒店里面,劳累而壮实的男人们用胳臂肘支在唯一的柜台上,喝着惹是生非的烈酒,炫示有鹰和蛇图案的墨西哥大银元。一个喝醉的人无动于衷地唱着歌,有几个人讲的语言带许多嘶嘶的声音,那准是西班牙语,讲西班牙语的人在这里是遭到轻视的。比尔·哈里根,从大杂院来的红毛耗子,在喝酒的人中间。他已经喝了两杯烧酒,也许因为身边一文不剩了,还想要一杯。那些沙漠里的人使他吃惊。他们显得那么剽悍,暴烈,高兴,善于摆布野性的牲口和高头大马,叫人恨得牙痒。店里突然一片肃静,只有那个喝醉的人还忘乎所以地在瞎唱。一个墨西哥人走了进来,身体壮实得像牛,脸相像印第安人。头上戴着一顶大得出奇的帽子,腰际两边各插一枝手枪。他用生硬的英语向所有在喝酒的婊子养的美国佬道了晚安。谁都不敢搭腔。比尔问身边的人来者是谁,人们害怕地悄声说那是奇瓦瓦来的贝利萨里奥·维利亚格兰。突然一声枪响。比尔在一排比他高大的人身后朝那不速之客开了枪。维利亚格兰手里的酒杯先掉到地上;接着整个人也倒了下去。那人当场气绝,不需要再补第二枪。比尔看也不看那个威风凛凛的死者,继续谈话:”是吗?我可是纽约来的比尔·哈里根。”那个醉鬼还在自得其乐地唱歌。精彩的结局已经可以预料。比尔同大家握手,接受别人的奉承、欢呼和敬他的威士忌酒。有人提醒他手枪上还没有记号,应该刻一道线表明维利亚格兰死在他枪下。”小子”比来收下那人递给他的小刀,说道:”墨西哥人不值得记数。”这似乎还不够。当天夜里,比尔把他的毯子铺在尸体旁边,故作惊人地睡到第二天天亮。为杀人而杀人凭这一枪,”英雄小子”比来应运而生,逃犯比尔。哈里根就此消失。那个出没于下水道、专打问棍的小伙子一跃而成边境好汉。他成了骑手;学会了像怀俄明或者得克萨斯的牛仔那样笔挺地坐在马鞍上,而不像俄勒冈或者加利福尼亚的牛仔那样身体往后倾。他根本没有达到传说中的形象,只是逐渐接近而已。纽约小流氓的痕迹在牛仔身上依然存在;原先对黑人的憎恨现在转移到了墨西哥人身上,但是他临死前说的话却是用西班牙语说的诅咒话。他学会了赶牲口人的流浪生活的本领,也学会了更困难的指挥人的本领;两者帮助他成了一个偷盗牲口的好手。有时候,吉他和墨西哥的妓院对他也颇有吸引力。他晚上难以入睡,聚众纵酒狂欢,往往一连四天四夜。只要扣扳机的手指还有准头,他就是这一带边境最受敬畏(并且也许是最孤独、最微不足道)的人。他的朋友加雷特,也就是日后杀他的郡长,有一次对他说:”我经常练射击,枪杀野牛。””我射击练得比你更经常,我枪杀的是人。”他平静地回道,细节已无从查考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欠下二十一条人命——”墨西哥人还不计在内”。在危险万分的七年中间,他全凭勇气才混了过来。1880年7月25日晚上,”小子”比来骑着他的花马飞快地穿过萨姆纳堡唯一的大街。天气闷热,家家户户还没有点灯;加雷特郡长坐在回廊上一张帆布椅子上,拔出左轮手枪,一颗子弹射进比来肚子。花马继续飞奔;骑手倒在泥土街道上。加雷特又开了一枪。居民们知道受伤的是”小于”比来,把窗户关得严严的。比来不停地诅咒,很长时间没有咽气。第二天太阳升得相当高了,人们小心翼翼走近去,拿掉他的武器;那人已经死了。他们注意到他那种死人通常都有的、可笑而无用的神情。人们替他刮了脸,给他穿上买来的现成衣服,把他放在一家最大的商店的橱窗里,供吃惊的人们观看取笑。方圆几里路内,人们骑马或驾双轮马车前来观看。第三天,尸体开始败坏,不得不给他脸上化妆。第四天,人们兴高采烈把他埋了。

献给纳斯托尔·伊巴拉死去的神学家天使们向我通报说,梅兰希顿死后,另外一个世界为他安排了一所幻觉上同他在世时一模一样的房屋。(几乎所有初到天国的人都遇到同样情况,因而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死。)家具也是一样的:桌子、有抽屉的写字台、书柜。梅兰希顿在那住所醒来时,仿佛并不是一具尸体,而和生前一样继续写作,写了几天为信仰辩护的文章。他和往常一样,文章中只字不提慈悲。天使们注意到他的疏漏,便派人去责问他。梅兰希顿说:”我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灵魂可以不要慈悲,单有信仰就足以进入天国。”他说这些话时态度高傲,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自己所处的地方还不是天国。天使们听了这番话便离开了他。几星期后,家具开始蜕变,终于消失,只剩下椅子、桌子、纸张和墨水瓶。此外,住所的墙壁泛出白色的石灰和黄色的油漆。他身上的衣服也变得平常无奇。他坚持写作,由于他继续否定慈悲,他给挪到一间地下工作室,同另一些像他那样的神学家待在一起。他给幽禁了几天,对自己的论点开始产生怀疑,他们便放他回去。他的衣服是未经鞣制的生皮,但他试图让自己相信以前都是幻觉,继续推崇信仰,诋毁慈悲。一天下午,他觉得冷。他察看整所房屋,发现其余的房间和他在世住的不一样了。有的房间堆满了不知名的器具;有的小得进不去;再有的虽然没有变化,但门窗外面成了沙丘。最里面的屋子有许多崇拜他的人,一再向他重申,哪一个神学家的学问都赶不上他。这些恭维话让他听了很高兴,但由于那些人中间有的没有脸庞,有的像是死人,他终于产生了厌恶,不信他们的话了。这时他决心写一篇颂扬慈悲的文章,但是今天写下的字迹明天全部消退。这是因为他言不由衷,写的时候自己也没有信心。他经常接见刚死的人,但为自己如此委琐的住处感到羞愧。为了让来客们相信他在天国,他同后院的一个巫师商量,巫师便布置了辉煌宁静的假象。来客刚走,委琐破败的景象重又出现,有时客人还没离开,这种景象就显了出来。有关梅兰希顿的最后消息说,巫师和一个没有面目的人把他弄到沙丘去了,如今他成了魔鬼的仆人。(据埃曼纽尔·斯韦登伯格的《天国的神秘》)存放雕像的房间很久以前,安达卢西亚人的国度里有一个国王居住的城市,名叫莱布蒂特、休达,或者哈恩。城里有座碉堡,碉堡的两扇门页不供进出,永远锁着。每逢一位国王驾崩,另一位国王继承王位时,新登基的国王亲手在门上加一道新锁,一共有了二十四把锁。后来有个不属于王室的坏人篡夺了权力,他非但不加上一把新锁,而是想把以前的二十四把锁统统打开,以便看看碉堡里到底是什么。大臣和王公们求他千万别干那种事,他们藏起装钥匙的铁箱,说是加一把新锁比砸开二十四把锁容易得多,但是他狡猾地重复说:”我只想看看碉堡里藏了些什么东西。”于是他们表示把他们积蓄的所有财富都献给他:牲畜、基督教偶像、金银。但他不肯打消原意,用右手开了门(诅咒他那只手永远疼痛)。里面是许多金属和木制的阿拉伯人像,骑着矫捷的骆驼和骏马,头巾在背后飘拂,佩刀挂在腰际的皮带上,右手握着长矛。这些人像都是立体的,在地面投下影子,瞎子只要用手触摸都能辨认,马匹的前蹄不碰地面,似乎都在奔腾。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使篡位的国王大为惊奇,更让他诧异的是雕像的排列整齐和肃静,因为全部雕像面朝西方,听不到一点喧嘈和号角。这是碉堡第一间屋子里的陈列。第二间屋子里摆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桌子——愿他们两人都得到拯救!——那是一整块翡翠石雕成,石头的颜色,大家知道,是绿色的,它内含的性能不可思议,奇异万分,因为它能使风暴平息,保佑佩戴者平安,驱除腹泻和恶鬼,公平解决争端,并且对催生顺产大有帮助。第三间屋子里有两本书;一本是黑的,书里说明金属和护身符的功能以及日子的凶吉,还有毒药和解毒剂的配制;第二本是白的,尽管文字清晰,但看不懂意思。第四间屋子里有一幅世界地图,标出所有的国度、城市、海洋、城堡和危险,每一处都附有真实名称和确切的形状。第五间屋子里有一面圆形的镜子,那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制作的——愿他们两人都得到宽恕!——价值连城,因为是用各种金属做的,从镜子里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先和子孙,上至人类的始祖亚当,下至听到世界末日号角的人。第六间屋子里装满了点金石。只要用一小块就能把三千两银子变成三干两金子。第七间屋子空荡荡的,其长无比,最好的弓箭手在门口射出一箭都达不到对面的后壁。后壁上刻着一段可怕的话:”如有人打开本堡的门,和人口处金属武士相似的血肉之躯的武士将占领王国。”这些事发生于伊斯兰教历89年。在结束之前,塔里克占领了碉堡,打败了那个国王,卖掉他的妻妾子女,大肆掳掠王国。阿拉伯人因此遍布安达卢西亚王国,引进了无花果树和不受干旱影响的草场灌溉系统。至于那些宝藏,据说萨伊德的儿子塔里克把它们运回献给他的国王哈里发,哈里发把它们藏在一座金字塔里。(据《一千零一夜》,第二百七十二夜的故事)双梦记阿拉伯历史学家艾尔一伊萨基叙说了下面的故事:”据可靠人士说(不过唯有真主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慈悲为怀、明察秋毫的),开罗有个家资巨万的人,他仗义疏财,散尽家产,只剩下祖传的房屋,不得不干活糊口。他工作十分辛苦,一晚累得在他园子里的无花果树下睡着了,他梦见一个衣服湿透的人从嘴里掏出一枚金币,对他说:你的好运在波斯的伊斯法罕;去找吧。他第二天清晨醒来后便踏上漫长的旅程,经受了沙漠、海洋、海盗、偶像崇拜者、河流、猛兽和人的磨难艰险。他终于到达伊斯法罕,刚进城天色已晚,便在一座清真寺的天井里躺着过夜。清真寺旁边有一家民宅,由于万能的神的安排,一伙强盗借道清真寺,闯进民宅,睡梦中的人被强盗的喧闹吵醒,高声呼救。邻舍也呼喊起来,该区巡夜士兵的队长赶来,强盗们便翻过屋顶逃跑。队长吩咐搜查寺院,发现了从开罗来的人,士兵们用竹杖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两天后,他在监狱里苏醒。队长把他提去审问:你是谁,从哪里来?那人回道:我来自有名的城市开罗,我名叫穆罕默德一艾尔一马格莱比。队长追问:你来波斯干什么?那人如实说:有个人托梦给我,叫我来伊斯法罕,说我的好运在这里。如今我到了伊斯法罕,发现答应我的好运却是你劈头盖脸给我的一顿好打。”队长听了这番话,笑得大牙都露了出来,最后说:鲁莽轻信的人啊,我三次梦见开罗城的一所房子,房子后面有个日晷,日晷后面有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后面有个喷泉,喷泉底下埋着宝藏。我根本不信那个乱梦。而你这个骡子与魔鬼生的傻瓜啊,居然相信一个梦,跑了这么多城市。别让我在伊斯法罕再见到你了。拿几枚钱币走吧。”那人拿了钱,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在自家园子的喷泉底下(也就是队长梦见的地点)挖出了宝藏。神用这种方式保佑了他,给了他好报和祝福。在冥冥中主宰一切的神是慷慨的。”(据《一千零一夜》,第三百五十一夜的故事)往后靠的巫师圣地亚哥有位教长一心想学巫术。他听说托莱多的堂伊兰在这方面比谁都精通,便去托莱多求教。他一到托莱多就直接去堂伊兰家,堂伊兰正在一间僻静的屋子里看书。堂伊兰殷勤地接待了他,请他先吃饭,来访的目的推迟到饭后再说。堂伊兰带他到一个很凉爽的房间,说是为他的来到而高兴。饭后,教长说了来意,请他指教巫术。堂伊兰说已经看出他的身份是教长,他是有地位和远大前程的人,但担心教了他后会被他过河拆桥抛在脑后。教长向他保证,说不会忘掉他的好处,以后随时愿意为他效力。这一点取得谅解后,堂伊兰解释说,学巫术必须挑僻静的地方,便拉着他的手,到隔壁地上有一块圆形大铁板的房间,在这以前,堂伊兰吩咐女仆晚饭准备鹌鹑,但等他发话后再烤。他们两人抬开铁板,顺着凿得很平整的石板梯级下去,教长觉得他们已经深在特茹河床底下了。梯级最后通到一间小屋子,然后是一间书房,再之后是一间存放巫术器材的实验室。他们正在翻阅魔法书时,有两人给教长送来一封信,信是他当主教的叔父写的,信中说他叔父病得很重,如果他想活着见叔父一面就火速回去。这个消息使教长大为不快,一则是因为叔父的病,二则是因为要中断学习。他决定写一封表示慰问和歉意的信,派人送给主教。三天后,几个身着丧服的人来给教长送信,信中说主教已经病故,目前正在挑选继承人,蒙主之恩,教长有中选的希望。信中还说他不必赶回去,因为他本人不在时被选中更好。十天后,两个衣着体面的使者前来,一见他就匍匐在地,吻他的手,称他为主教。堂伊兰见此情景,欣喜万分地对新主教说,喜报在他家里传到,他应该感谢上帝。接着,他为自己的一个儿子请求空出的教长位置。主教对他说,教长的位置已经许给主教自己的弟弟,不过可以另给好处,提出三个人一起前往圣地亚哥。三人到了圣地亚哥,受到隆重的接待。六个月后,教皇派使者来见主教,委任他托洛萨大主教之职,并由他自行任命后任。堂伊兰听到这消息后,提醒他以前作出的许诺,请求他把职位给堂伊兰的儿子。大主教说这个职位已经许给他自己的叔父,不过可以另给堂伊兰好处,提出三人一起去托洛萨。堂伊兰只得同意。三人到了托洛萨,受到隆重接待,还为他们举行弥撒。两年后,教皇派使者去见大主教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并由他自行任命后任。堂伊兰听说此事,便提醒他过去作出的许诺,并为自己的儿子请求那个职位。红衣主教说大主教的职位已经许给他的舅舅,不过可以另给好处,提出三人一起去罗马。堂伊兰无法可想,只得同意。三人到了罗马,受到隆重接待,还为他们举行了弥撒和游行。四年后,教皇逝世,我们的红衣大主教被选为教皇。堂伊兰听到这消息,吻了教皇陛下的脚,提醒他以前作出的许诺,为自己的儿子请求红衣主教的职位,教皇威胁说要把他投入监狱,说他无非是个巫师,只在托洛萨教教巫术而已。可怜的堂伊兰说他准备回西班牙,请教皇给他一点路上吃的东西。教皇不同意。于是堂伊兰(他的容颜奇怪地变得年轻了)声音毫不颤抖地说:”那我只得吃我为今晚预备的鹌鹑了。”女仆出来,堂伊兰吩咐她开始烤鹌鹑。话音刚落,教皇发现自己待在托莱多的一个地下室里,只是圣地亚哥的一个教长,他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羞愧得无地自容,结结巴巴不知怎么道歉才好。堂伊兰说这一考验已经够了,不再请他吃鹌鹑,把他送到门口,祝他一路平安,客客气气地同他分手。(据王子堂胡安·曼努埃尔所著《典范录》一书中的故事,该故事源出阿拉伯《四十晨和四十夜》。)墨中镜历史记载说,苏丹最残忍的统治者是病夫雅库布,他重用了一批埃及税吏在他的国家里横征暴敛,1842年巴马哈特月14日死在宫中一个房间里。有人暗示说,巫师阿布德拉曼一艾尔一马斯穆迪(这个姓名可以译为”慈悲真主的仆人”)用匕首或者毒药结果了他的性命,但是病死更可信——他不是有”病夫”之称吗?不管怎么说,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船长在1853年同那个巫师谈过话,叙说了谈话内容,我现在记录如下:”我的弟弟伊布拉欣阴谋叛乱失败后,我确实在病夫雅库布的城堡里被囚禁过。当初苏丹科尔多凡的黑人酋长们虚假地答应响应,结果背信弃义,告发了伊布拉欣。我弟弟被绑在行刑的牛皮上,死于乱剑之下,但是我跪在病夫可憎的脚下,央求他说,我是巫师,如果他饶我一命,我可以行术召来比神灯显示的更奇妙的景象。压迫者要我立即证实。我要了一枝麦秆笔、一把剪刀、一大张威尼斯纸、一个盛墨水的牛角、一个火盆、一些芫荽籽和一两安息香。我把那张纸剪成六长条,在五张上面画了符录,在第六张上写了光辉的《古兰经》里的一句话:我们已经揭去你的面纱,现在你的眼睛明察秋毫之末。接着,我在雅库布的右手掌画了一个魔图,要他窝着手,我在他掌心倒了一点墨水。我问他是不是清楚地看到墨水面上他自己的映像,他说看清了。我叫他别抬眼。我点燃安息香和芫荽籽,在火盆里焚化了符录。我叫他报出他希望看到的形象。他想了片刻,说是想看到在沙漠边草场上吃草的最漂亮的野马。他果然看到了青葱恬静的草地,然后有一匹马跑近,像豹一般矫捷,额头有一块白斑。他又要求看一群马,都像第一匹那么神骏,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一片尘埃,然后是马群。我当即明白,我性命已经保住。”天刚亮,两个士兵来到我的囚室,把我带到病夫的房间,安息香、火盆和墨水已准备好等着我。他要我行施法术,我便把世上各种各样的景象召来给他看。我憎恶的那个如今已死去的人,在他掌心看到死人见过和活人见到的一切:世界不同地区的城市和国家,地底埋藏的宝贝,在海洋航行的船只,兵器、乐器和医疗器材,美丽的女人,恒星和行星,基督徒们用来画他们令人讨厌的图画的颜料,具有神奇功能的矿物和植物,靠人的颂扬和上帝的庇护维持的天使银像,学校里颁发的奖状,金字塔中心里的飞禽和帝王的塑像,支撑地球的公牛和牛脚下的鱼投下的影子,慈悲的真主的沙漠。他还看到无法描绘的事物,比如煤气灯照明的街道和听到人的呼喊时死去的鲸鱼。有一次,他要我让他看看一个名叫欧洲的城市。我给他看了欧洲的一条大街,熙熙攘攘的人流都穿着黑衣服,不少戴着眼镜,我认为他当时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戴面具的人。”那个人有时穿苏丹服装,有时穿军服,脸上始终蒙着一块帕于,从那时开始就侵入视野。他每次都出现,我们揣摩不出究竟是谁。黑水镜的映像起初是转瞬即逝或者静止不动的,现在变得复杂多了;画面随着我的指令立刻变化,暴君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两人往往都搞得精疲力竭。画面穷凶极恶的性质更使人感到疲乏。现在显示的都是刑罚、绞索、肢解、刽子手和残暴者的狞笑。”我们到了巴马哈特月第十四天的清晨。手掌里的墨水已经注入,安息香已点燃,符录已在火盆里焚化。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病夫说要我显示一次无可挽回的极刑,因为他那天特别想看到死亡。我让他看到击鼓的士兵,行刑的牛皮已经打开,看热闹的人兴致勃勃,刽子手已握好行刑的剑。他看到刽子手有点吃惊,对我说:那是阿布·基尔,处死你弟弟伊布拉欣的刽子手,等我学会本领,不需你的帮助也能召来这些形象时,将由他来结束你的命运。他要我把被判死刑的人召来。那人出现时,他脸色大变,因为正是那个蒙着脸的神秘人物。他吩咐我,在那人被处死前,先把他脸上的帕子揭掉。我伏在他脚前说:啊,时间、实质和世纪总和之王,这个人与众不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姓啥名谁,父母是何人,也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民,我是不敢碰他的,不然我要犯下大错,为之负责。病夫笑了,起誓说如果有过错,由他承担责任。他手按佩剑,以《古兰经》的名义起誓。于是我命令剥掉那个死回的衣服,把他绑在张开的牛皮上,撕下他的面帕。这些命令一一执行。雅库布的眼睛终于惊骇地看到了那张脸——他自己的脸。他吓得魂飞魄散,用手蒙住自己的脸。我用坚定的手握住他哆嗦的右手,吩咐他继续看他自己的死刑仪式。他被墨水镜控制住了:根本不打算抬起眼睛或者泼掉墨水。当映像里的剑落到那颗有罪的脑袋上时,他发出一声不能引起我怜悯的呻吟,倒在地下死了。”荣耀归于不朽的神,他手里握着无限宽恕和无限惩罚的两把钥匙。”(据理·弗·伯顿的《赤道非洲湖畔地区》一书)以上译自《恶棍列传》

正如所有的巴比伦人一样,我当过总督;正如所有的人一样,我当过奴隶;我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受过屈辱,蹲过监狱。瞧:我右手的食指已被剁掉。瞧:从我袍子的裂口可以看到一个橙黄色的刺花:那是第二个符号贝思。在月圆的夜晚,这个字母赋予我支配那些刺有吉梅尔记号的人,但是我得听从有阿莱夫记号的人,而他们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则听从有吉梅尔记号的人支配。拂晓的时候,我在地窖的一块黑色岩石前面扼杀圣牛。有一个太阴年,我被宣布为无形:我大声呼喊,却无人理睬,我偷面包,却不被抓住砍头。我经历过希腊人所不了解的事情:忧惧。那是一间青铜的秘屋,面对默不作声的披着头巾的绞刑刽子手,希望始终陪伴着我;不过在欢乐的长河中也有惊慌。赫拉克利德斯·本都库斯赞叹不已地说毕达哥拉斯记得他前生是派罗,是欧福尔波,再前生是另一个人;我回忆相似的沧桑变幻时却不需要投生轮回,甚至不需要假冒欺骗。我的异乎寻常的多样性要归功于一种制度:彩票,那是别的共和国所不知道的,或者不够完善、不公开的。我没有调查过彩票的历史;我知道巫师们在这件事上未能取得一致;我从彩票强有力的意向中得知一个不懂占星学的人观察月亮时领悟的东西。我的国家纷坛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彩票是那里的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我很少考虑彩票的问题,正如很少考虑神道莫测高深的行为和我自己变幻不定的心思一样。如今,我远离巴比伦和它亲爱的风俗,颇为惊异地想到了彩票和熬夜的人亵渎神明的喃喃猜测。我父亲说,从前——几世纪还是几年以前?——巴比伦的彩票是带有平民性质的赌博。他说,理发师发售彩票,收的是铜币,给的是绘有符号的长方形骨片或羊皮纸。大白天抽签开彩:中彩的人凭票领取银币。显而易见,手续非常简单。很自然,那种”彩票”失败了。它毫无精神特点。除了针对人的希望之外,不考虑人的聪明才智。面对反应冷淡的公众,创办那种彩票的商人开始亏损。有人试行改革:在中彩的号码中插进少数几个背时的号码。这么一改,买彩票的人有了双重冒险,要就是赢一笔钱,要就是付一笔数额可能很大的罚款。每三十个好运的号码搭配一个倒霉的号码,这个小小的风险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巴比伦人纷纷参加。不中彩的人被认为怯懦、低人一头。后来这种不无道理的蔑视变本加厉。不玩彩票的人固然遭到白眼,买了彩票被处以罚款的输家也被人瞧不起。彩票公司的名气响了,开始为赢家的利益操心,因为如果罚款不能基本收齐的话,赢家就领不到彩金。公司向输家提出诉讼:法官判他们缴付罚款和诉讼费用,或者折成监禁天数。为了让公司落空,被告都选择监禁。由于少数人的倔强,公司有了教会和玄学的性质,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久之后,抽签的公告发表罚款额时只说每个倒霉号码的监禁天数。这一简化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那是彩票行业中第一次出现非金钱因素。效果好得空前。在赌徒们一再要求下,公司不得不增加倒霉号码的数量。谁都知道巴比伦人热衷于逻辑甚至对称。吉利的号码用了当响的钱币支付,不吉利的号码用监狱里的日日夜夜折合,这种现象不合情理。某些道德家认为拥有钱币不一定表示幸福,另一些幸运的形式也许更为直接。贫民区里动荡不安。教士团的成员成倍地增加赌注,尽情享受恐怖与希望的变迁;贫民们(带着不可避免的、可以理解的炉忌)觉得自己被排斥在这种特别惬意的转化之外。所有的人不分贫富都应有参加买彩票的平等权利,这一正当的愿望激发了愤怒的骚动,声势之大,多年之后记忆犹新。一些顽固的人不理解这是一种新秩序,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有个奴隶偷了一张粉红色的彩票,抽签结果是持票人应受烙舌之刑。法典规定偷盗票据的人恰巧也应受这种刑罚。一些巴比伦人推断说,作为小偷,烧红的烙铁是罪有应得的处罚;另一些人比较宽容,主张以烙舌之刑还治刽子手其身,因为这是天意……发生了动乱和可悲的流血事件;但是尽管富人反对,巴比伦老百姓的目的终于实现。人民的慷慨要求得到充分满足。首先,公司被迫承认公众权力。(考虑到彩票发行新办法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由公司统一经营还是必要的。)其次,彩票改为秘密、免费、普遍发行。取消收费出售办法。自由人已经了解贝尔的秘密,自动参加神圣的抽签仪式,抽签仪式每隔六十夜在神的迷宫里举行,决定人在下一次抽签之前的命运。后果是无法估计的。抽到吉签能擢升到巫师会议,或者把公开的或隐秘的仇人投入监狱,或者在幽暗安静的房间里发现一个使我们动心的、或没有料到再能看见的女人;抽到凶签要遭到肢体伤残、身败名裂、死亡。有时候三四十个签中只有一个绝妙的结局——某丙在酒店里遭到杀害,某乙神秘地被奉为神明。作弊是很困难的;但是要记住公司里的那些家伙过去和现在都是狡猾和无所不能的。在多数情况下,知道某些幸福只是偶然的机遇会减少幸福的魅力;公司的代理人为了避免这种弊端,便利用暗示和巫术。他们的步骤和手法是秘而不宣的。他们雇用了占星术士和间谍去调查每个人内心的希望和恐惧。有几个石狮子,一个叫做加夫加的圣洁的厕所,一座灰蒙蒙的石砌引水渡槽有几道罅隙,一般人认为是公司专用的;恶意的或者好心的人把告密的材料放在那些地点。按字母编排的档案收集了这些可靠程度不一的信息。难以置信的是,背后议论不少。公司处事一贯谨慎,并不正面回答。它在一座废弃的制造假面具的工厂涂抹了一段简洁的文字,如今已收入《圣经》。这段说教指出彩票是世界秩序中插进的一种偶然性,承认错误并不是驳斥偶然性,而是对它的确证。还指出,那些石狮子和圣洁的容器虽然未被公司否认(公司不放弃参考的权利),它们的作用是没有正式保证的。这个声明平息了公众的不安。但也引起了始料不及的效应。它深刻地改变了公司的精神和活动。我所剩时间不多了;已通知我们船快启航;我尽可能解释一下。虽然听来难以置信,到当时为止谁都没有探讨过赌博的一般理论。巴比伦人生性不爱投机。他们尊重偶然性的决定,捧出自己的生命、希望和惊恐,但从未想到要调查其扑朔迷离的规律和揭露规律的旋转星体。然而我提到的那份冠冕堂皇的声明引起了许多带有法学和数学性质的讨论。其中之一产生了如下的假设:既然彩票是偶然性的强化,在宇宙中引起定期的混乱,那么让偶然性参预抽签的全过程,而不限于某一阶段,岂非更好?既然偶然性能决定某人的死亡,而死亡的条件——秘密或公开,期限是一个小时或一个世纪——又不由偶然性决定,岂非荒谬可笑?这些合情合理的疑窦最终导致了重大的改革,几世纪的实施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只有专家能理解,不过我试着归纳几点,哪怕是象征性的。我们设想首次抽签决定一个人的死刑。第二次抽签决定死刑的执行,比如说,提出九名可能的执行者。九名执行者中间,四名进行第三次抽签,决定刽子手是谁,两名可以用吉利的指令(比如说,发现一处藏镪)替换不祥的指令,另一名可以加强死刑的程度(也就是说,凌迟处死或者焚尸扬灰),其余的可以拒绝执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轮廓。事实上抽签的次数是无限大的。任何决定都不是最终的,从决定中还可以衍化出别的决定。无知的人以为无限的抽签需要无限的时间;其实不然,只要时间无限地细分就行,正如著名的乌龟比赛的寓言所说的那样。这种无限的概念十分符合偶然性的错综复杂的数字和纯理论派酷爱的彩票完美典型……我们巴比伦人的惯例似乎在台伯河引起扭曲的回响;埃勒·兰普里迪奥在他写的《安东尼诺·赫里奥加巴洛传》中指出,这位皇帝赐宴时向宾客分发写有凶吉祸福的贝壳,有的人可以领到十磅黄金,十只苍蝇、十个睡鼠,或者十头熊。人们不由得会想起赫里奥加巴洛是由小亚细亚信奉图腾神道的巫师教养的。也有不针对具体人的、目的不明确的签文:比如说把一块锡兰岛的蓝宝石扔进幼发拉底河,在塔顶放飞一只鸟,每一百年在沙粒无数的海滩上取走一粒沙等等。有时候,这类签的后果十分可怕。在公司恩赐的影响下,我们的习俗充满了偶然性。顾客买十二坛大马士革葡萄酒,如果发现其中一坛装的是一个护身符或一条蝰蛇,并不感到意外;拟定契约的抄写员几乎没有一次不塞进一个错误的数据;我本人在这篇草草写成的东西里也作了一些夸张歪曲。或许还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单调……我们巴比伦的历史学家是全世界最明察秋毫的,他们发明了一种纠正偶然性的办法,众所周知,这种办法的运用一般说来是可靠的;但自然也免不了搀进一点欺骗。此外,虚构成分最大的莫如公司的历史了……从寺庙遗迹发掘出来的一份用古文字写的文件可能是昨天,也可能是几百年前一次抽签的记载。每一版书籍,本与本之间都有出入。抄写员宣誓必须删节、增添、篡改。也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彩票公司谨小慎微,避免一切招摇。它的代理人自然都是秘密的:公司源源不断发出的指令同骗子层出不穷的花招没有区别。再说,有谁能自诩为单纯的骗子呢?醉汉心血来潮发出荒唐的命令。做梦的人突然醒来掐死了睡在他身旁的老婆,他们岂非是执行公司的秘密指示?这种默默无声的运转可同上帝的旨意相比,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一种猜测恶毒地暗示说公司已经消失了几百年,我们生活中的神圣的混乱纯属遗传和传统;另一种猜测认为公司是永恒的,声称它将持续到最后一位上帝消灭世界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还有一种猜测说公司无所不能,但干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鸟鸣、铁锈和灰尘的颜色、破晓时的迷糊等等。再有一种猜测借异端创始人之口说公司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还有一种同样恶劣的说法认为肯定或否认那个诡秘的公司的存在无关紧要,因为巴比伦无非是一场无限的赌博。

我记得(其实我没有权利讲出那个神圣的动词,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权利,但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手里拿着一枝深色的西番莲,仿佛从未见过似的瞅着它,尽管他从黎明到黄昏一直看着,看了整整一辈子。我记得他衔着香烟,沉默寡言,那张有印第安特征的脸庞的神情显得出奇地遥远。我认为我记得他细长灵活的手指的模样。我记得他手边那个有东岸地带纹章的马黛茶罐;我记得他家窗外一张黄色的席子,隐约可以望到湖边的景色。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声音;旧时城郊居民那种缓慢、阴郁的鼻音,没有如今那些意大利移民的咝咝声。我只见过他三次;最后一次是1887年……我觉得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写一些回忆他的文章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我的文章也许会是你们汇编的集于中最简短,肯定最贫乏,但不是最不公正的一篇。当主题涉及一个乌拉圭人时,我身为阿根廷人的可悲情况有碍于我参与乌拉圭的必不可少的赞颂体裁。有文化的、风度翩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富内斯虽然没有用过那种损人的字眼,但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心目中我就是那种人物。佩德罗·莱安德罗·伊普切说过,富内斯是超人的先驱者,”一个土生土长、未加斧凿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对这一点并无异议,但不能忘记,他也是弗赖本托斯的一般居民,有某些无法弥补的局限性。我第一次见到富内斯的印象十分清晰。那是1884年3月或2月的一个傍晚。当时我父亲带我去弗赖本托斯度夏。我同表哥贝尔纳多·阿埃多从圣弗朗西斯科庄园回来。我们骑着马,唱着歌,心情舒畅。更使我高兴的是,闷热了一天,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南风又推波助澜,树枝乱舞,我担心在旷野淋到倾盆大雨。我们策马飞奔,仿佛同暴风雨赛跑。我们进入一条小巷,两旁是极高的砖砌的人行道。天色突然黑了下来;我听到上面传来迅速的、几乎隐秘的脚步声,我抬眼一看,只见狭窄破败的人行道上有个小伙子像在狭窄破败的墙头奔跑。我记得他穿的灯笼裤和草鞋,铺天盖地的乌云衬托着他衔着香烟的阴暗的脸。贝尔纳多出乎意料地朝他嚷道:几点钟啦,伊雷内奥?小伙子既不看天气,也不站停,脱口回答说,八点差四分,贝尔纳多·胡安·弗朗西斯科少爷。他的声音很尖,有点嘲弄的意味。我当时心不在焉,如果我表哥没有强调,他们两人的一问一答根本不会引起我注意。我想表哥之所以强调,大概是出于乡土的自豪,并且想表明他并不计较那种连名带姓的称呼。表哥告诉我,巷子里的那个小伙子名叫伊雷内奥·富内斯,有点怪,比如说,他跟谁都不往来,并且像钟表一样随时能报出时间。他母亲是镇上一个熨衣工,玛丽亚·克莱门蒂娜·富内斯,有人说他父亲是屠宰场的医生,一个名叫奥康纳的英国人,也有人说他父亲是萨尔托省的一个驯马人或者向导。他同母亲一起住在月桂庄园拐角的地方。1885和1886年,我们在蒙得维的亚市度夏。1887年,我们又去弗赖本托斯。我很自然地问起所有认识的人,最后也问到那个”活钟表富内斯”。人们告诉我,他在圣弗朗西斯科庄园从一匹没有驯化的马背上摔下来,就此瘫痪,没有康复的希望。我记得那消息在我心中勾起的不舒适的魔幻似的印象: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我们从圣弗朗西斯科庄园骑马归来,他在高处行走;我表哥贝尔纳多介绍的情况很像一个似曾相识的梦。他们说他躺在小床上动弹不得,眼睛盯着远处一株仙人掌或者一张蜘蛛网。傍晚时,他让人把他抬到窗口。他非常高傲,甚至假装认为这次要命的打击是因祸得福……我隔着栅栏见过他两次,栅栏粗鲁地使人联想到他作为永恒囚徒的处境:一次见他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另一次也是一动不动,出神地瞅着一枝气味浓烈的山道年枝条。那时候,我已自鸣得意地开始系统学习拉丁文。我衣箱里带着洛蒙德的《名人传》、基切拉特的《文选》、朱利乌斯·恺撒的评论和一本不成套的普林尼的《自然史》,那些书当时和现在都超出了我作为拉丁文学者的有限功力。小镇上,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传得很快;住在湖边小屋的伊雷内奥没过多久就听说镇上到了这些少见的书籍。他给我写了一封文笔华丽、措辞客气的信,信中提到”1884年2月7日”我们短暂得使人遗憾的邂逅相遇,赞扬了在那一年去世的我舅舅堂格雷戈里和奥·阿埃多”在英勇的伊图扎因戈战役中为两个国家立下的光荣功劳”,请求我随便借一本拉丁文书给他,并且附一本字典,”以便更好地了解原著,因为我目前还不会拉丁文”。他保证在极短的时间里完好地归还书和字典。书法完美清秀;拼写按照安德列斯·贝略主张的那样,把y写成i,g写成j。乍一看,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开玩笑。我的表兄弟们向我保证说不是玩笑,而是伊雷内奥的玩意儿。我觉得学习艰深的拉丁文除了一本字典之外不需要别的工具,这种想法不知该算是无耻、无知或是愚蠢;为了让他头脑清醒清醒,我给他送去了基切拉特的《诗文津梁》和普林尼的作品。2月1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给我来一份电报,让我火速回去,因为我父亲”情况不妙”。上天可怜;作为一份紧急电报收报人的重要性,想让弗赖本托斯全镇的人知道消息的消极形式和”不妙”那个断然的副同之间的矛盾的愿望,故作男子汉的坚强从而使我的悲伤更富于戏剧性的诱惑,也许转移了我感到痛苦的全部可能性。我收拾衣箱时,发现少了《津梁》和《自然史》的第一卷。土星号轮船第二天上午就要启航;当天晚饭后,我朝富内斯家走去。使我吃惊的是夜晚的凄凉程度并不低于白天。富内斯的母亲在整洁的小屋里接待了我。她告诉我说富内斯在后屋,如果屋里漆黑不必奇怪,因为伊雷内奥已经习惯于不点蜡烛,消磨沉闷的时光。我穿过铺砖的院子和一条小走廊,到了第二个院于。有一株葡萄藤;其余几乎是漆黑一片。突然间,我听到伊雷内奥带有嘲弄意味的尖声音。那声音在讲拉丁语;那个从黑暗里传来的声音拿腔拿调、自得其乐地在背诵一篇讲演、祈祷或者经文。古罗马的音节在泥地的院于里回荡;我惊愕之下觉得那些音节无法解释、没完没了;后来,在那晚的长谈中,我才知道他背诵的是《自然史》第七卷第二十四章第一段。那一章的内容涉及记忆力,最后一句话是”耳闻之事皆成文章”。伊雷内奥声调没有任何改变,请我进屋。他躺在小床上抽烟。我觉得在天亮之前看不到他的脸;只记得他吸时发红的烟头。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潮味。我坐下;重述了电报和我父亲生病的事。现在到了我故事中最困难的一点。也许该让读者早知道,故事情节只是五十年前的一次对话,他的原话现在已记不清了,我不打算复述,我只想忠实地总结一下伊雷内奥对我讲的许多事。间接叙述显得遥远而软弱无力;我明白我的故事会打折扣;我的读者们可以想像那晚断断续续谈话的情形。伊雷内奥首先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并用,列举了《自然史》中记载的超凡的记忆力的事例:波斯国王西罗能叫出他军队里每一个士兵的名字;庞塔斯古国的密特里达特斯大帝能用二十二种语言治理他的帝国;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发明了记忆训练法;梅特罗多罗只要听人念一次,再长的文章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他确实不明白这类事情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对我说,在淡青色的马把他甩到地下的那个多雨的下午之前,他同一般人毫无区别:可以说又瞎又聋,懵懵懂懂,什么都记不住。(我提醒他,他有精确的时间感,他记得清别人的姓名和父名;他却不理会。)他生活过的十九年仿佛是一场大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忘性特大,什么都记不住。从马背上摔下来之后,他失去了知觉;苏醒过来时,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纷繁、那么清晰,以前再遥远、再细小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晰,简直难以忍受。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瘫痪。他并不在意。我觉得他认为动弹不得是最小的代价。如今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们一眼望去,可以看到放在桌子上的三个酒杯;富内斯却能看到一株葡萄藤所有的枝条、一串串的果实和每一颗葡萄。他记得1882年4月30日黎明时南面朝霞的形状,并且在记忆中同他只见过一次的一本皮面精装书的纹理比较,同凯布拉卓暴乱前夕船桨在内格罗河激起的涟漪比较。那些并不是单纯的回忆;每一个视觉形象都和肌肉、寒暖等等的感觉有联系。他能够再现所有的梦境。他曾经两三次再现一整天的情况;从不含糊,但每次都需要一整天时间。他对我说:我一个人的回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回忆的总和。又说:我睡觉时就像你们清醒时一样。天将亮时,他说:我的记忆正如垃圾倾倒场。我们能够充分直感的形象是黑板上的一个圆圈、一个直角三角形、一个菱形;伊雷内奥却能直感马匹飞扬的鬃毛、山同上牲口的后腿直立、千变万化的火焰和无数的灰烬,以及长时间守灵时死者的种种面貌。我不知道他看到天上有多少星星。他对我讲了这些事情;当时和以后我都深信不疑。那年头没有电影和留声机;但无可置疑而难以置信的是谁都没有在富内斯身上做过实验。确切的是在生活中凡是能往后拖的事我们总是往后拖;也许我们都深信自己是不朽的,深信人迟早都会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富内斯的声音继续在黑暗中讲话。他告诉我,他在1886年想出一种独特的记数法,几天之内就超过了两万四千。他没有用文字写下来,因为他只要想过一次就再也忘不了。最初促使他思考的是东岸三十三这组字需要两个符号和三个字,使他觉得麻烦,按照他的方法只需要一个符号和一个字。然后他把这个异想天开的原则应用到别的数字上。比如说,他用马克西莫·佩雷斯代替7013;用铁路代替7014;路易斯·梅利安、拉菲努尔、奥利瓦尔、硫磺、驮鞍、鲸鱼、煤气、锅炉、拿破仑、阿古斯丁·德·贝迪亚都分别代表一个数字。他用玖代替五百。每个字有一个特殊的符号,仿佛是某种标记;越到后面的数字越复杂……我试图向他解释,那种用毫无内在联系的字记数的狂想和科学的记数法是背道而驰的。我告诉他,人们说365这个数字时,就表明三个百位数、六个十位数和五个单位数;如果用黑蒂莫特奥和装肉麻袋来表示两个数字根本无从分析。富内斯不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想明白。17世纪时,洛克指出每一件具体事物、每一块石头、每一只鸟、每一根树枝都有其专名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富内斯也曾设计过一种相似的语言,但后来弃置不用了,因为他认为过于一般化,过于含混。事实上,富内斯非但记得每一座山林中每一株树的每一片叶于,而且还记得每次看到或回想到它时的形状。他决心把以往的每一天简化成七万左右的回忆,然后加以编号。后来出于两种考虑,他打消了原意:一是认识到这件工作没有止境,二是认识到这种做法没有用。他觉得到死的那天也来不及把他儿时的回忆全部加以分类。我提到的两项计划(一部自然界事物的无穷尽的编码词汇,一部回忆印象的无用的腹稿目录)是荒谬的,但透露了某种难以言说的伟大。它们让我们看到或者猜测到富内斯的眼花缭乱的精神世界。我们不能忘记,富内斯几乎不会进行一般的、纯理论的思维。他非但难以理解”狗”这个共性符号包括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个别的狗;麻烦的是,从侧面看的编号为3-14的狗,名称会和从正面看的编号为3-4的狗一样。他每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和自己的手也会吃惊。斯威夫特说小人国的皇帝能看到钟表分针的移动;富内斯不断地看到腐烂、蛀牙和疲劳的悄悄的进程。他注意到死亡和受潮的进展。他是大千世界的孤独而清醒的旁观者,立竿见影,并且几乎难以容忍的精确。巴比伦、伦敦和纽约以它们的辉煌灿烂使人们浮想联翩、目不暇接;但是在它们的摩肩接踵的高楼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谁都不像在南美洲城郊的不幸的伊雷内奥那样日夜感到沸腾现实的纷至沓来的热力和压力。他很难入睡。睡眠是摆脱对世界的牵挂;而富内斯仰面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思索着他周围房屋的每一条裂罅和画线。(我得重复一遍,他的最微不足道的回忆比我们觉察的肉体快感和痛苦更鲜明、更丝丝入扣。)东面还没有划成街区的地方盖了一些新的、陌生的房屋。富内斯想像它们是黑色的、密实的、由一片均匀的黑暗所组成;他睡觉时便把脸对着那个方向。他还常常想像自己沉在河底,由流水摇晃着、放浪形骸。他不费多少力气就学会了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拉丁语。但我认为他思维的能力不很强。思维是忘却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的满坑满谷的世界里有的只是伸手可及的细节。拂晓的光亮迟疑地来到泥地的院子。那时我才看清那张讲了一整夜话的脸。伊雷内奥十九岁;生于1868年;我觉得他像是一尊青铜雕像,比埃及更古老,早在预言和金字塔之前就已存在。我认为我的每一句话将永远保存在他的毫发不爽的记忆里;我不敢做无用的手势,因此十分拘谨。伊雷内奥·富内斯由于肺充血在1889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