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文集,博尔赫斯

所罗门说:普天之下并无新事。正如柏拉图阐述一切知识均为回忆;所罗门也有一句名言:一切新奇事物只是忘却。弗朗西斯·培根:《随笔》,581929年6月上旬,土耳其伊兹密尔港的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在伦敦给卢辛其公主看看蒲柏翻译的《伊利亚特》小四开六卷本(1715-1720)。公主买了下来;接书时,同他交谈了几句。据说他是个干瘦憔悴的人,灰胡子,灰眼睛,面部线条特别模糊。他流利自如地说几种语言;说法语时很快会转成英语,又转成叫人捉摸不透的萨洛尼卡的西班牙语和澳门的葡萄牙语。10月份,公主听宙斯号轮船的一个乘客说,卡塔菲勒斯回伊兹密尔途中身死,葬在伊俄斯岛。《伊利亚特》最后一卷里发现了这份手稿。原稿是用英文写的,夹有不少拉丁词语。现转载如下,文字没有任何变动。一据我记忆所及,我的艰辛是在百门之城底比斯开始的,那时候的皇帝是狄奥克莱西安诺。我参加过最近的埃及战争,没有什么功勋,我是驻扎在红海之滨贝雷尼斯城的一个军团的执政官:热病和巫术撂倒了许多胸怀大志想驰骋沙场的人。毛里塔尼亚人被打败;反叛的城市被夷为平地,永远成为废墟;被征服的亚历山大城苦苦哀求恺撒发发慈悲,但是没有用;不出一年,各军团纷纷传来捷报,然而我连战神的面都没有见过。这种欠缺使我伤心,也许是促使我投身可怕的广袤沙漠去寻找永生者的秘密城市的原因。刚才说过,我的艰辛是在底比斯的一座花园里开始的。那晚我内心斗争激烈,一宿没睡。天亮之前我就起来了,我的奴隶都还没有醒,月亮的颜色和无边的沙漠一样黄。一个疲惫不堪、浑身血迹的骑手从东方来近。离我身边几步路时,他翻身下马。他声音微弱干渴,用拉丁语问我城墙前面的河叫什么名字。我回说那是雨水汇成的埃及河。他悲哀地说,我寻找的是另一条河,使人们超脱死亡的秘密的河。他胸口淌着暗红的血。他告诉我,他家乡在恒河彼岸的一座山上,山里人说只要往西走到世界尽头,就能找到那条河水能使人永生的河流。他还说岸边是那座永生者的城市,有许多棱堡、阶梯剧场和寺庙。他在黎明前死去,但是我当即下了决心去找那座城市和河流。某些毛里塔尼亚俘虏在刽子手讯问时证实了骑手的说法;有的想起世界尽头的极乐净土,那里的人长生不老;有的想起帕克托勒斯河起源的山岭,那里的居民都活一百年。我在罗马时曾同哲学家们探讨,他们认为延长人们的生命只是延长他们的痛苦,增加他们的死亡次数而已。我记不清楚当时我是不是相信永生者之城的传说:我一心只想找到它。格杜利亚总督弗拉维奥派了两百名士兵跟我去进行寻找,我再招募一些雇佣兵,他们说是认识途径,但最早开小差逃跑的也是他们。后来发生的事情扭曲了记忆,我们最初几天的路程回想起来像是一团理不出头绪的乱麻。我们从阿尔西诺埃城动身,进入炙热的沙漠。我们经过那些食蛇为生、没有语言的穴居人的国度,还经过群婚共妻、捕食狮子的加拉曼塔人和只崇拜地狱的奥其拉人集居的地方。我们艰苦万状地穿过黑沙沙漠,那里白天的温度高得无法忍受,只有趁夜间稍稍凉爽一点的时候才能行走。我打老远望见了阿特拉斯山;山坡上盛长清热解毒的大戟属植物,山顶上居住着凶猛粗野、生性淫荡的萨提尔人。我们都认为那些怪物出没的蛮荒之地不可能有一座名城。我们继续行进,因为后退是莫大的耻辱。有些大胆的人在月光下睡觉,结果得了热病;有些人喝了水槽里腐败的水,结果发疯死去。士兵开始私逃;不久又有哗变。我毫不犹豫采取严厉手段加以弹压。我秉公办事,但是一个白人队长警告我说,哗变的士兵为了替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伙伴报仇,阴谋杀我。我带着几名心腹士兵逃出宿营地。黑夜在沙丘起伏的沙漠里,我们走散了。一枝暗箭伤了我。我一连好几天没有找到水,毒辣的太阳、干渴和对干渴的恐惧使日于长得难以忍受。我昏昏沉沉,松开缰绳,听凭我的坐骑自己择路。黎明时,远处出现了海市蜃楼,一片金字塔和高塔。我难以忍受地清晰地看到一座小型迷宫:中央有一坛子清水;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我的手几乎触摸到了,但是那些小径错综复杂,我知道在我到达之前我早就死了。二我终于挣脱那个梦魇时,发现自己被捆绑着躺在一个椭圆形的石墓穴里,墓穴不比普通坟墓大多少,是在崎岖不平的山坡上浅浅挖出来的。墓壁湿润光滑,不像是人工斧凿,而像是时间打磨的。我感到胸口痛楚地搏动,口干舌焦。我抬起头,微弱地呼喊。山脚下有一条浊水小溪,流水被乱石沙砾所阻,迟缓得没有声息,岸那边(在落日或者初升的太阳的辉映下)赫然可见那座永生者的城市。我看到了城垣、拱门、山墙和广场:城基是一片岩石台地。山坡和山谷有百来个形状不一的墓穴,和我躺着的地方相仿。沙滩上有浅坑;赤身裸体、皮肤灰色、胡子蓬乱的人从这些浅坑和墓穴里出来。我觉得眼熟:他们属于穴居人的野蛮的种族,阿拉伯湾沿岸和埃塞俄比亚山洞多的是这种人;我知道他们不会说话,食蛇为生。我干渴难忍,顾不得一切了。我估计自己离沙滩有三十英尺左右;我的手被反绑着,便闭上眼睛,身子一拱,滚下山去。我满是血污的脸埋在浊水里,像牲口那样饮水。在又一次失去知觉,陷入梦魇和谵妄之前,我无法解释地说了一句希腊文:塞列亚的特洛伊富人喝着埃塞波的黑水……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日日夜夜。我浑身酸疼,无法回到洞穴藏身,没遮没盖地躺在荒沙滩上任凭月亮和太阳播弄我不幸的命运。那些愚昧野蛮的穴居人让我自生自灭。我求他们把我杀了,但他们不理睬。一天,我在一块尖利的石块上蹭断了绑手的绳索。另一天,我总算能起立,我,罗马军团之一的执政官马可·弗拉米尼奥·鲁福,总算能乞讨或者偷窃一份难以下咽的蛇肉。我渴望看到永生的人,接触那超凡的城市,几乎整宿不睡。穴居人仿佛猜到我的心思,也不睡觉:起初我以为他们是监视我;后来发现他们是受了我躁动的感染,正如狗那样互相感染。我选择了傍晚人最多的时候离开那个野蛮的村落,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从洞穴和坑里出来,视而不见地望着西方。我大声祷告,倒不是求神保佑,而是用发音的语言震慑那个部落。我涉水渡过沙洲阻滞的小溪,朝城市走去。两三个人懵懵懂懂地跟着我。他们同这一种族其余的人一样,身材矮小;可憎而不可怕。我绕过几个像是采石场的、形状不整齐的洼地;城市的壮丽使我眼花缭乱,因此我觉得它距离不远。午夜时分,我踩到巍峨的城墙映到黄沙上的黑影。神圣的敬畏之感使我停住脚步。新奇的事物和沙漠对人深痛恶绝,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个穴居人居然一直追随着我。我闭上眼睛,坐等天明。先前说过,城市建筑在一块岩石的台地上。台地像是悬崖绝壁,和城墙一样难于攀登。我的努力全属徒劳:黑色的基础没有落脚之处,浑然一体的城墙找不到一扇门。白天的酷热使我不得不躲在一个洞里;洞底有口干井,井里有梯级通向深不可测的黑暗。我顺着梯级下去;经过一串肮脏杂乱的巷道,来到一个幽暗得几乎看不清的圆形的大房间。这个地下室有九扇门;八扇通向一个骗人的迷宫,最终仍回到原来的房间;第九扇通向第二个圆形房间,和第一个一模一样。我不清楚房间总数有多少;越是着急越是摸不到正路,房间也越来越多。四周一片怀有敌意的寂静;那些深邃的石头迷宫里只有来处不明的地下风的声息;一缕缕生锈的水悄悄地渗进岩缝。我逐渐适应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下世界;我觉得除了门开九扇的圆形地下室和岔分两支的长形地下室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东西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下走了多久;只知道有一次回顾往事时把那个野蛮人的村落和自己的家乡搞混了。巷道尽头,一堵意料不到的墙拦住我的去路,遥远有光线泻到我头上。我抬起眩晕的眼睛,只见极高极高的地方有一圈蓝得发紫的天空。墙上有金属的梯级。我尽管疲惫不堪,还是爬了上去,只是偶尔停一会儿,幸福地啜泣几下。我看到了建筑物的柱头和半圆饰,三角形的山墙和拱顶,宏伟的花岗石和大理石雕塑。这样,我从错综复杂、昏昏沉沉的迷宫的领域里升上光辉灿烂的永生者的城市。我从地下来到一个小广场似的地方;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个院子。院子四周是连成一体的建筑,但建筑的组成部分形状各异,高低不一,还有各式各样的穹隆和柱子。这一难以想像的建筑最使我感到惊异的特点是它的古老。我觉得它早于人类,早于地球的形成。这种明显的古老式样,依我看,不愧是永生的工匠的手艺。我在这座盘错的宫殿里摸索,最初小心翼翼,后来无动于衷,最后弄得我恼火极了。(我事后发现阶梯的长度和高度是变化不定的,这才明白为什么走得特别累。)这座宫殿是神建造的,开始时我这么想。我察看了那些无人居住的地方,纠正了自己的想法:建造宫殿的神已经死了。我注意到宫殿的奇特之处,又说:建造宫殿的神准是疯子。我很清楚,讲这话时,我带着不可理解的、近乎内疚的责怪情绪,理性的恐怖多于感性的害怕。除了极其古老之外,它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无止,难以容忍,复杂得到了荒唐的程度。我进过迷宫,但是这座清晰的永生者之城吓倒了我,叫我反感。营造迷宫为的是迷惑人们;它的富于对称的建筑服从于这个目的。我还没有全部察看的宫殿建筑却没有目的。到处是此路不通的走廊、高不可及的窗户、通向斗室或者桔井的华丽的门户、梯级和扶手朝下反装的难以置信的楼梯。另一些梯级凌空装在壮观的墙上,在穹隆迷蒙的顶端转了两三圈之后突然中断,不通向任何地方。我不知道我举的这些例子是不是夸张;只知道多年来它们经常在我恶梦中出现;我已经记不清哪一个特点确有其物,哪一个是夜间乱梦的记忆。我想,这个城市太可怕了,尽管坐落在秘密的沙漠之中,它的存在和保持会污染过去和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还会危及别的星球。只要它保存一天,世界上谁都不会勇敢幸福。我不想描述它;一堆杂七杂八的字句,一只老虎或者一头公牛的躯体,牙齿、器官和脑袋可怕地糜集在一起,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也许是那座城市的相似的形象。我记不起回去的过程了,记不起怎么经过一处又一处的灰蒙蒙的潮湿的地下建筑。我只知道自己一直胆战心惊,唯恐走出最后一个迷宫时发现周围又是那座令人作呕的永生者的城市。别的我都记不清了。这种无法挽回的遗忘也许是自找的;也许我逃避时的情景如此令人不快,即使某天偶尔想起,我也发誓要把它忘怀。三细心的读者看了我艰苦历程的故事后,也许还记得那个像狗一样追随我到城墙黑影下的穴居部落的人。我走出最后一个地下室时,发现他在洞口。他伏在沙地上,笨拙地画着一行符号,随即又抹掉,仿佛是梦中见到的字母,刚要看懂时又混淆在一起。起先,我认为这是一种野人的文字;接着又认为连话都不会说的人怎么会有文字。再说,那些符号没有两个是相同的,这就排除了,或者大大地减少了象征的可能性。那人画着,端详着,又加以修改。接着,他仿佛对这游戏感到厌倦,用手掌和前臂把符号统统抹掉。他瞅着我,没有显出认识我的神情。但是,我感到莫大的宽慰(或者说我的孤独感是如此巨大可怕),我认为那个在洞口地上瞅着我的原始的穴居人是在等我。太阳炙烤着大地;我们等到星辰出现,踏上回村落的路途时,脚底的沙砾还很烫。穴居人走在我前面;那晚我有了一个主意:教他辨认,或者重复几个字。我想,狗和马能辨认字音,罗马十二皇帝的歌鸲能重复学舌。人的理解力再低,总能超过非理性动物。穴居人的卑微可怜的模样使我想起奥德赛那条老得快死的狗阿尔戈,我便给他起名为阿尔戈,并且试图教他。我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意志、严格和固执都不起作用。他毫无动静,目光呆滞,不像是理解我反复教他的语音。他离我只有几步,但像是隔得老远老远。他伏在沙地上,仿佛一具倒塌的人面狮身小石像,听任天空从黎明到黄昏在他上面移动。我判断他不可能不领会我的意图。我想起埃塞俄比亚人普遍认为猴子为了不让人强迫他们做工,故意不说话,便把阿尔戈的沉默归因于多疑和恐惧。这个想法又引起别的更为古怪的念头。我想,阿尔戈和我所处的宇宙是不同的;我们的概念虽然相同,但是阿尔戈用别的方式加以组合,把它们构成别的客体;我想,对他来说,也许没有客体可言,有的只是一系列使他眼花缭乱的短暂的印象。我想到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时间的世界;我考虑是否可能有一种没有名词的语言,一种只有无人称动词和无词形变化的性质形容词的语言。日子和岁月就这样逝去,但是一天早晨发生了近乎幸福的事。下雨了,缓慢有力的雨。沙漠的夜晚有时很冷,不过那一晚热得像火。我梦到塞萨利的一条河流(我在它的水里抓到过一条金鱼)来救我;我在红沙黑石上听到它滔滔而来;凉爽的空气和嘈杂的雨声把我弄醒。我光着身子去迎雨。夜晚即将消逝;在黄色的云下,穴居人种族像我一样高兴,欣喜若狂地迎着倾盆大雨。他们像是走火入魔的哥利本僧侣。阿尔戈两眼直瞪着天空,发出哼哼呻吟;他脸上哗哗地淌水;我后来知道那不仅是雨水,还有泪水。阿尔戈,我大声喊他,阿尔戈。那时,他缓缓露出惊异的神情,仿佛找到一件失去并忘怀多时的东西,含糊不清地说:阿尔戈,尤利西斯的狗。接着,仍旧不看着我说:扔在粪堆里的狗。我们轻易地接受了现实,也许因为我们直觉感到什么都不是真实的。我问他对奥德赛还有何了解。也许希腊语对他比较困难;我不得不把问题重说一遍。他说:很少。比最差的游唱歌手还少。我最初创作奥德赛以来,已经过了一千一百年。四那天,一切都明朗了。穴居人就是永生者;那条多沙的小溪就是骑手寻找的河流。至于那座名声在外、已经传到恒河的城市,永生者们早在九个世纪前已经摧毁。他们用废墟的残砖断瓦在原先的地点盖起我察看过的那座荒唐的城市:像是戏谑的模仿或者老城的反面,也是奉献给那些操纵世界的非理性神道的寺庙,关于那些神道我们一无所知,只晓得他们同人毫无共同之处。那座建筑是永生者屈尊俯就的最后一个象征;标志着永生者认为一切努力均属徒劳,决定生活在思考和纯理论研究的一个阶段。他们建立了城市,把它抛在脑后,然后去住在洞穴里。他们冥思苦想,几乎不理会物质世界的存在。像是同小孩说话一样,荷马向我叙说了这些事。他还把他晚年和最后一次航行的情况讲给我听,他远航的目的和尤利西斯一样,是要寻找那些从未见过海洋、没有吃过加盐调味的肉、不知道桨是什么样的人。他在永生者之城住了一个世纪。城市被摧毁后,他建议另建一座。我们对这一点并不惊讶;谁都知道,他歌唱了特洛伊战争以后,又歌唱了蛙鼠之战。他像是先创造宇宙又制造混乱的神。永生是无足轻重的;除了人类之外,一切生物都能永生,因为它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永生的意识是神明、可怕、莫测高深。我注意到尽管有种种宗教,这种信念却少之又少。古以色列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信永生之说,但是他们对第一世纪的崇敬证明他们只相信第一世纪,而把其余所有无穷无尽的年代用来对第一世纪进行褒贬。我认为印度斯坦某些宗教的轮回之说比较合理;那个轮子无始无终,每一生都是前生结出的果,种出后生的因,都不能决定全过程……永生者的共和国经过几世纪的熏陶,已经取得完美的容忍,甚至蔑视。它知道,在无限的期限里,所有的人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于过去或未来的善行,所有的人会得到一切应有的善报,由于过去或未来的劣迹,也会得到一切应有的恶报。正如赌博一样,奇数和偶数有趋于平衡的倾向,智与愚、贤与不肖也互相抵消,互相纠正,淳朴的熙德之歌也许是牧歌中的一个形容词或者赫拉克利特一行诗句所要求的抵消。转瞬即逝的思想从一幅无形的图画得到启发,可以开创一种隐秘的形式或者以它为终极。我知道有些人作恶多端,为的是在未来的世纪中得到好处,或者已经在过去的世纪里得到了好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的全部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但也是无关紧要的。没有道德或精神价值可言。荷马创作了《奥德赛》;有了无限的时期,无限的情况和变化,不创作《奥德赛》是不可能的事。谁都不成其为谁,一个永生的人能成为所有的人。正如科尔纳里奥·阿格里巴那样,我是神,是英雄,是哲学家,是魔鬼,是世界,换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什么都不是。永生者普遍受到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世界观的影响。首先,这种世界观使他们失去了怜悯之心。我提到小溪对岸的废弃的采石场;一个人从高处滚到坑底,口干舌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们过了七十年之后才扔下一根绳索。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也不关心。对他们来说,身体像是一头驯顺的家畜,每个月只要赏赐它几小时睡眠、一点水和一块碎肉就够了。当然、别人是不想把我们沦为苦行僧的。没有比思考更复杂的享受了,因此我们乐此不疲。有时候,某种异乎寻常的刺激把我们带回物质世界。比如说,那天早上雨水唤起的古老的基本的欢乐。那种时刻很少很少;永生者都能达到绝对的平静;我记得我从没有见到一个永生者站立过;一只鸟在他怀里筑了窝。根据万事互为补偿的理论,有一条推断理论价值不高,但在10世纪初叶或末叶促使我们分布到世界各地。推断包含在这句话里:有一条赋予人们永生的河;某一地区应该有一条能消除永生的河。河流的数目并不是无限的;永生的旅人走遍世界总有一天能喝遍所有的河水。我们便决定去找那条河。死亡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伤。他们为自己朝露般的状况感到震惊;他们的每一举动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张脸庞都会像梦中所见那样模糊消失。在凡夫俗子中间,一切都有无法挽回、覆水难收的意味。与此相反,在永生者之间,每一个举动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的预兆。经过无数面镜子的反照,事物的映像不会消失。任何事情不可能只发生一次,不可能令人惋惜地转瞬即逝。对于永生者来说,没有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荷马和我在丹吉尔城门分手;我认为我们没有互相道别。五我走遍新的王国和帝国。1066年秋季,我参加了斯坦福桥之役,我记不清自己是在哈罗德还是在那个不幸的哈拉德·哈德拉达的部下,哈罗德就在那一年战死,哈拉德占据了六英尺或者稍多一点的英国土地。伊斯兰教历7世纪时,我在布拉克城郊端端正正地誊写了水手辛巴德的七次航行和青铜城市的故事,当时用什么文字写的我已忘记,那些字母也不认识了。在萨马尔坎达一所监狱的院子里,我老是下棋消遣。在比卡尼尔和波希米亚,我干占星的行当。1638年,我到了科洛茨瓦尔,然后又去莱比锡。1714年,我在阿伯了订购了蒲柏翻译的六卷本《伊利亚特》,爱不释手。1729年,我和一位大概姓贾巴蒂斯塔的修辞学教授讨论那部史诗的起源;我觉得他的论点难以驳倒。1921年10月4日,我乘坐的驶往孟买的帕特那号轮船在红海一个港口停泊。我下了船;想起了悠久岁月前也在红海之滨的早上的情景;当时我是罗马的执政官,热病、巫术和闲散耗损了士兵们。我在郊外看到一条清澈的河流;出于习惯,我尝了尝河水。爬上陡峭的河岸时,一棵多刺的树划破了我的手背。痛得异乎寻常。我悄悄地看伤口缓缓渗出一滴血,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我又成为普通人了,我重复说,我又和别人一样了。那天晚上,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天明。……一年之后,我重新检查了这些底槁。我发现内容与事实相符,但是前面几章,以及其他几章的某些段落,有点虚假。这也许是由于滥用细节刻画的原因,我从诗人那里学来这种手法,以至把什么都染上虚假的色彩,事实固然有许许多多细节,但是记忆里却不会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原因。即使人们认为难以置信,我将写出来。我叙说的故事看来不真实,原因在于故事里混杂了两个不同的人的事情。第一章里,骑手想知道底比斯城墙外的河流叫什么名字;弗拉米尼奥·鲁福先前给那个城市加了一个”百柱”的形容词,说河名叫埃及;这些话都不像是出自鲁福,而应出自荷马之口,荷马在《伊利亚特》里明确提到百柱之城底比斯,在《奥德赛》里借普罗特奥和尤利西斯之口总是把尼罗河叫做埃及河。第二章里,罗马人喝永生之河的水时,用希腊文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出自荷马笔下,在著名的船舶名单的结尾处可以找到。随后,在那座叫人眼花缭乱的宫殿里,鲁福谈到”近乎内疚的责怪”;这也是荷马的话,他设计了那个可怕的场景。这些异常现象使我感到不安,另一些属于美学范畴,使我有可能披露真实。最后一章可以看到;那上面说我参加了斯坦福桥战役,我在布拉克誊写了水手辛巴德的航行,我在阿伯丁订购了蒲柏译的英文版《伊利亚特》。此外还有:”我在比卡尼尔和波希米亚干占星的行当。”这些自白一句不假;重要的是把它们突出了。第一句似乎很适合一个军人的身份,可是接着又说明讲故事的人不仅仅关心打仗,而更关心人们的命运。后面的话更奇特了。一个隐秘的基本原因使我不得不把它记载下来;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它凄楚感人。它出自罗马人弗拉米尼奥·鲁福并不凄楚。出自荷马之口情况就不同了;稀罕的是荷马在13世纪誊写另一个尤利西斯,也就是辛巴德的历险记,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在一个北方王国看到用一种不开化的文字写他的《伊利亚特》。至于那段以比卡尼尔名义说的话,显然是一个渴望卖弄辞藻的文人(正如船舶清单的作者)杜撰的。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毫不奇怪,漫长的时间混淆了我一度听到的话和象征那个陪伴了我许多世纪的人的命运的话。我曾是荷马;不久之后,我将像尤利西斯一样,谁也不是;不久之后,我将是众生:因为我将死去。1950年后记:前文发表后引起一些评论,其中最奇怪但并非最谦和的是一篇用《圣经》典故题名为”百色衣”的文章(曼彻斯特,1948年),出自内厄姆·科尔多韦罗博士执拗无比之笔。文章有百余页。提到了希腊和下拉丁语系国家的诗文摘编,提到了借用塞内加的片断评价同时代作家的本·琼森,提到亚历山大·罗斯的《维吉尔福音》、乔治·莫尔和艾略特的虚假,最后还提到那篇”伪托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叙说的故事”。他指出第一章插进了普林尼的话(《自然史》第五章第八节);第二章有托马斯·德·昆西(《著作集》第三卷第四百三十九页);第三章有笛卡特致比埃尔·夏努大使信里的话;第四章有萧伯纳(《回归梅杜塞拉》第五幕)。他根据这些插入,或者剽窃,推论说整篇文章都是伪撰。依我看,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卡塔菲勒斯写道: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语句,被取代和支离破碎的语句,别人的语句,是时间和世纪留下的可怜的施舍。献给塞西莉亚·因赫涅罗斯

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居民,一个除了好勇斗狠之外一无可取的无赖泼皮,投身巴西边境骑手纵横的荒漠,妄想成为走私贩子的头目,这种事情似乎注定是不可能的,我要向有此见解的人叙说本哈明·奥塔洛拉的遭遇:他出生在巴尔伐纳拉区,当地的人对他也许没有什么印象,他死于南里奥格朗德一带,饮弹毙命,咎由自取。我不了解他冒险经历的细节;以后如果有了新的材料,当再作修正和补充。这个概略目前也许有用。1891年,本哈明·奥塔洛拉十九岁。他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前额狭窄,浅色的眼睛显得很坦率,性格却像巴斯克人那样横暴;在一次斗殴中,他侥幸刺中对手,便认为自己是条好汉;对方的死亡迫使他必须立即逃出共和国,这一切都没有使他感到不安。本区的把头给了他一封介绍信,让他去找乌拉圭一个名叫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人。他上了船,一路颠连劳顿;第二天,他踯躅在蒙得维的亚街头,心情抑郁,自己也说不清所以然。他打听不到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下落;快到半夜时,他在作坊街一家杂货铺里喝问酒,一帮赶牲口的人一言不合,争吵起来。拔出了明晃晃的刀子;奥塔洛拉不知道哪一边有理,但是危险的乐趣吸引了他,正如纸牌赌博或音乐吸引别人那样。混战中,有个雇工握着匕首想偷袭一个戴深色帽子、披斗篷的人,被他挡住。这个人就是阿塞韦多·班德拉。(奥塔洛拉知道后撕掉了介绍信,因为他想以自己的功劳作为进身之阶。)阿塞韦多·班德拉尽管长得壮实,却使人错误地觉得他有些佝偻;他面目老是不舒展,揉合着犹太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特征;他的神态既像猿猴又像老虎;横贯他脸上的一道伤疤仿佛粗硬的黑胡子,添了一点装饰。那次争吵本来就由烧酒引起,酒上了头闹一点误会,来得快去得也快。奥塔洛拉和赶牲口的人一起喝了酒,然后陪他们去胡闹了一番,最后日上三竿,一起回到老城一座破旧的大房于。在最深一进的院子里,那帮人把鞍鞴铺在泥地上,躺下就睡。奥塔洛拉暗自把那天晚上同前一晚相比;如今他交上一帮朋友,踏实多了。使他稍微感到不安的是自己居然不怀念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一直睡到晚祷时分,先前那个喝得醉醺醺、想用匕首捅班德拉的雇工叫醒了他。(奥塔洛拉记起那人和大家一起胡闹作乐,班德拉让他坐在自己右边,不停地怂恿他喝。)那人对他说老板要找他。在一间面朝门厅的像是办公室的屋子里(奥塔洛拉从未见过带边门的门厅),阿塞韦多·班德拉和一个白皮肤、红头发、神情骄矜的女人在等他。班德拉夸了他几句,请他喝了一杯烧酒,说他是好样的,问他愿不愿意同大伙一起去北方赶一批牲口。奥塔洛拉接受了;天蒙蒙亮时上了路,直奔塔夸伦博。于是奥塔洛拉开始了一个不同的生活,早晨是辽阔的原野,白天有马的气息。对他来说,那是崭新的、有时甚至是酷烈的生活,但他的血液里早已带有这种生活的倾向,因为正如别的民族崇拜和预感到海洋一样,我们(也是引进这种象征的人)向往在马蹄下发出回响的无边无际的平原。奥塔洛拉本来就在车把式和赶牛人集居的地区成长;不到一年已经成了高乔。他学会驯马,把牛群拢在一起,用套索套住牲口,甩出流星绊索绊倒牛只,还学会熬夜,顶住风暴、严寒和酷热,用口哨和呼喊催赶牛群。在学习期间,他只见过阿塞韦多·班德拉一次,但一直念念不忘,因为能成为班德拉手下的人就能受到尊重和畏惧,因为高乔们都说在需要拿出男子汉气概的事情上,谁都比不上班德拉。有人认为班德拉出生在夸雷姆岛以北的南里奥格朗德;这种说法听来好像是贬低班德拉,其实是夸他熟悉浓密的森林、沼泽地和无法进入的、几乎没有尽头的蛮荒地带。奥塔洛拉逐渐了解班德拉的买卖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走私。赶牲口只是佣仆的工作;奥塔洛拉打算升为走私贩子。某晚,两个伙伴要越过边境运一些烧酒回来;奥塔洛拉故意向其中之一挑衅,伤了他,取而代之。激励他的是向上爬的野心和一种可疑的效忠感。他的想法是,我要让头头知道,他手下的乌拉圭人统统加起来还抵不上我一个。又过了一年,奥塔洛拉才回到蒙得维的亚。那帮人在岸边和城里闲逛(奥塔洛拉觉得这个城市真大);到了老板的房于;把鞍鞴铺在最深一进的院子里。过了好几天,奥塔洛拉还没有见到班德拉的面。伙伴们担心地说他病了;一个混血儿经常端了开水壶和马黛茶上楼去他的卧室。一天下午,吩咐奥塔洛拉干这件差事。他隐隐觉得受了屈辱,但也有点高兴。卧室破旧幽暗。有一个朝西的阳台,一张长桌上乱七八糟地放着长鞭短鞭、腰带、闪亮的枪支和匕首,远处有一面镜子,玻璃已经模糊了。班德拉仰面躺着;他在睡眠中呻吟哼哼。这场病是最近在毒辣的阳光下过度曝晒引起的。铺着白床单的大床把他衬托得又小又黑;奥塔洛拉注意到他的白发、疲惫、懒散和岁月造成的损害。那老家伙居然统管着这许多人使他产生了逆反心理。他想只要一拳就能结果老头的性命。这时候,他从镜子里看到有人进来。是那个红头发的女人;她穿着内衣,光着脚,冷冷地打量着他。班德拉在床上半坐半躺;一面谈帮里的活动情况,喝马黛茶,一面用手指玩弄那女人的发辫。最后,他让奥塔洛拉离开。几天后,他们奉命去北方,到了一个荒僻的庄园,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任何庄园都是这般凄凉:周围没有添些凉意的树木和小溪,太阳从早到晚直勾勾地晒着。瘦得可怜的牛群关在石砌的牲口圈里。这个可怜的场所叫牵牛花庄园。雇工们围坐聊天时,奥塔洛拉听说班德拉不久就要从蒙得维的亚来到。他问为什么;回答是有个外来的二把刀高乔野心勃勃,管得太宽了。奥塔洛拉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但这个玩笑很可能成为现实,他听了心里很舒服。后来,他又听说班德拉得罪了一个政界要人,那人不再支持班德拉了。这个消息也使他高兴。陆续运来一箱箱的长枪、女人房间里用的银水罐和银脸盆、精致的锦缎窗帘。一天早晨,山那边还来了一个阴沉的骑手,胡子浓密,披着斗篷。他名叫乌尔比亚诺·苏亚雷斯,是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保镖。他很少说话,带巴西口音。奥塔洛拉不清楚他的沉默寡言是出于敌意、蔑视,还是单纯的粗野。但他明白,为了实现他策划的阴谋,必须赢得这个人的好感。一匹骅骝后来闯进了本哈明·奥塔洛拉的命运。那是阿塞韦多·班德拉从南方带来的骏马,毛色火红,黑鬃黑尾,镶银的马具精光锃亮,鞍鞴用虎皮镶边。这匹漂亮的坐骑是老板权威的象征,因此小伙子想占为己有,他甚至带着怨恨的欲望想占有那个头发红得发亮的女人。女人、马具和骅骝是他想望毁掉的那个男人的属性或者形容词。故事到这里变得复杂深奥了。阿塞韦多·班德拉老奸巨猾,善于渐进地施加压力威胁,真话和玩笑交替使用,屈辱和他说话的人;奥塔洛拉决定用这种模棱两可的办法实现他的艰巨计划。他决心一步步地取代阿塞韦多·班德拉。在共患难的危险任务中,他赢得了苏亚雷斯的友谊。他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苏亚雷斯答应给予支持。此后发生了许多事情,我略有所闻。奥塔洛拉对班德拉不再唯命是从,他对班德拉的命令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更改,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大势所趋仿佛对他的阴谋有利,加速了事态的发展。一天中午,他们在塔夸伦博和里奥格朗德那边的人发生了枪战;奥塔洛拉篡夺了班德拉的地位,向乌拉圭人发号施令。他肩膀给一颗子弹穿过,但是那天下午奥塔洛拉骑着头头的枣红马回牵牛花庄园,那天下午他的血滴在虎皮鞍鞴上,那天晚上他同红头发的女人睡了觉。别的说法对事件的先后次序有所变动,并且否认是一天之内发生的。尽管如此,班德拉一直是名义上的头目。他照旧发号施令,只是没有被执行;本哈明·奥塔洛拉出于习惯和怜悯没有碰他。故事的最后一场是1894年除夕的骚乱。那一晚,牵牛花庄园的人吃新宰的羊,喝烈性烧酒。有人没完没了地用吉他弹米隆加曲调。奥塔洛拉坐在桌子上首,喝得醉醺醺的,不停地起哄要笑:那个使人头晕目眩的巅峰是他不可抗拒的命运的象征。在大叫大嚷的人们中间,班德拉默不作声,等着喧闹的夜晚过去。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了,他像是记起该办什么事似的站起身。他站起身,轻轻敲那女人的房门。女人似乎在等召唤,立即开了门。她光着脚,衣服还没有穿整齐。老板拖腔拿调地吩咐她说;”你同那个城里人既然这么相好,现在就当着大伙的面亲亲他。”他还加了一个粗野的条件。女人想拒绝,但两个男人上前拽住她的手臂,把她按在奥塔洛拉身上。她哭得像泪人儿似的,吻了他的脸和胸膛。苏亚雷斯已经掏出手枪。奥塔洛拉临死前忽然明白:从第一天起,这帮人就出卖了他,把他判了死刑,让他得到女人、地位和胜利,因为他们把他当成死人一个,因为在班德拉眼里,他早就是釜底游鱼。苏亚雷斯带着几近轻蔑的神情开了枪。

187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岸的那个人名叫约翰尼斯·达尔曼,是福音派教会的牧师;1939年,他的一个孙于,胡安·达尔曼,是坐落在科尔多瓦街的市立图书馆的秘书,自以为是根深蒂固的阿根廷人。他的外祖父是作战步兵二团的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被卡特里尔的印第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边境上用长矛刺死;在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间,胡安·达尔曼(或许由于日耳曼血统的原因)选择了浪漫主义的先辈,或者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家世。一个毫无表情、满脸胡子的人的银版照相,一把古老的剑,某些音乐引起的欢乐和激动,背诵《马丁·菲耶罗》中一些章节的习惯,逝去的岁月,忧郁孤寂,助长了他心甘情愿但从不外露的低人一等的心理。达尔曼省吃俭用,勉强保住南方的一个庄园,那注产业原是弗洛雷斯家族的,现在只剩一个空架子;他经常回忆的是那些香桉树和那幢已经泛白的红色大房子的模样。琐碎的事务和容或有的冷漠使他一直留在城市。年复一年,他满足于拥有一注产业的抽象概念,确信他在平原的家在等他归去。1939年2月下旬,他出了一件事。从不认错的命运对一些小小的疏忽也可能毫不容情。一天下午,达尔曼买到一本不成套的威尔版的《一千零一夜》;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一新发现,不等电梯下来,就匆匆从楼梯上去;暗地里他的前额被什么刮了一下,不知是蝙蝠还是乌。替他开门的女人脸上一副惊骇的神情,他伸手摸摸额头,全是鲜红的血。谁油漆了窗于,忘了关上,害他划破了头。达尔曼那晚上床睡觉,凌晨就醒了,从那时候开始嘴里苦得难受。高烧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千零一夜》里的插图在他恶梦中频频出现。亲友们来探望他,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反复说他气色很好。达尔曼有点麻木地听他们说话,心想自己在地狱里受煎熬,他们竟然不知道,真叫人纳闷。八天过去了,长得像是八个世纪。一天下午,经常来看他的大夫带了一个陌生的大夫同来,把他送到厄瓜多尔街的一家疗养院,因为要替他拍X光片于。达尔曼在出租马车里想,他终于可以在不是他自己的房间里睡个好觉。他觉得高兴,很健谈;到了疗养院,他们替他脱光衣服,剃光脑袋,用金属带把他在推床上固定,耀眼的灯光使他头晕,他们还替他听诊,一个戴口罩的人在他胳臂上扎下注射针。他苏醒过来时头上扎着绷带,感到恶心,躺在井底似的小房间里,在手术后的日日夜夜里,他体会到以前的难受连地狱的边缘都算不上。他嘴里含的冰块没有一丝凉快的感觉。在那些日子,达尔曼恨透了自己;恨自己这个人,恨自己有解大小便的需要,恨自己要听人摆弄,恨脸上长出的胡子植。他坚强地忍受了那些极其痛苦的治疗,但是当大夫告诉他,他先前得的是败血症,几乎送命的时候,达尔曼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失声哭了。肉体的痛苦和夜里的不是失眠便是梦魇不容他想到死亡那样抽象的事。过了不久,大夫对他说,他开始好转,很快就可以去庄园休养了。难以置信的是,那天居然来到。现实生活喜欢对称和轻微的时间错移;达尔曼是坐出租马车到疗养院的,现在也坐出租马车到孔斯蒂图西昂市。经过夏季的闷热之后,初秋的凉爽仿佛是他从死亡和热病的掌握中获得解救的自然界的象征。早晨七点钟的城市并没有失去夜晚使他产生的老宅的气氛;街道像是长门厅,广场像是院落。达尔曼带着幸福和些许眩晕的感觉认出了这个城市;在他放眼四望的几秒钟之前,他记起了街道的角落、商店的招牌、这个质朴的城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差别。在早晨的黄色光线下,往事的回忆纷至沓来。谁都知道里瓦达维亚的那一侧就是南方的开始。达尔曼常说那并非约定俗成,你穿过那条街道就进入一个比较古老踏实的世界。他在马车上从新的建筑物中间寻找带铁栏杆的窗户、门铃、大门的拱顶、门厅和亲切的小院。在火车站的大厅里,他发现还有三十分钟火车才开。他突然记起巴西街的一家咖啡馆有一只好大的猫像冷眼看世界的神道一样,任人抚摩。他走进咖啡馆。猫还在,不过睡着了。他要了一杯咖啡,缓缓加糖搅拌,尝了一口(疗养院里禁止他喝咖啡),一面抚摩猫的黑毛皮,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因为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而那个神秘的动物却生活在当前,在瞬间的永恒之中。列车停在倒数第二个月台旁边。达尔曼穿过几节车厢,有一节几乎是空的。他把手提箱搁在行李架上;列车起动后,他打开箱子,犹豫一下之后,取出《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册。这部书同他不幸的遭遇密切相连,他带这部书出门就是要表明不幸已经勾销,是对被挫败的邪恶力量一次暗自得意的挑战。列车两旁的市区逐渐成为房屋稀稀落落的郊区;这番景色和随后出现的花园和乡间别墅使他迟迟没有开始看书。事实上,达尔曼看得不多;谁都不否认,磁石山和发誓要杀死恩人的妖精固然奇妙,但是明媚的早晨和生活的乐趣更为奇妙。幸福感使他无心去注意山鲁佐德和她多余的奇迹;达尔曼合上书,充分享受愉悦的时刻。午饭(汤是盛在精光锃亮的金属碗里端来的,像遥远的儿时外出避暑时那样)又是宁静惬意的享受。明天早晨我就在庄园里醒来了,他想道,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他看到粉刷剥落的砖房,宽大而棱角分明,在铁路边无休无止地瞅着列车经过;他看到泥路上的骑手;看到沟渠、水塘和农场;看到大理石般的明亮的云层,这一切都是偶遇,仿佛平原上的梦境。他还觉得树木和庄稼地似曾相识,只是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因为他对田野的感性认识远远低于他思念的理性认识。他瞌睡了一会儿,梦中见到的是隆隆向前的列车。中午十二点的难以忍受的白炽太阳已成了傍晚前的黄色,不久又将成为红色。车厢也不一样了;不是在孔斯蒂图西昂离开月台时的模样:平原和时间贯穿并改变了它的形状。车厢在外面的移动的影子朝地平线延伸。漠漠大地没有村落或人的迹象。一切都茫无垠际,但同时又很亲切,在某种意义上有些隐秘。在粗犷的田野上,有时候除了一头牛外空无一物。孤寂达到十足的程度,甚至含有敌意,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仅是向南方,而是向过去的时间行进。检票员打断了他这些不真实的遐想,看了他的车票后通知他说,列车不停在惯常的车站,而要停在达尔曼几乎不认识的稍前面的一个车站。(那人还作了解释,达尔曼不想弄明白,甚至不想听,因为他对事情的过程不感兴趣。)列车吃力地停住,周围几乎是一片荒野。铁轨的另一面是车站,只是月台上一个棚子而已。车站附近没有任何车辆,但是站长认为在十来个街口远的一家铺子里也许能找到一辆车。达尔曼决定步行前去,把它当做一次小小的历险。太阳已经西沉,但是余辉在被夜晚抹去之前,把深切阒静的平原映照得更辉煌。达尔曼缓步当车,心醉神迷地深吸着三叶草的气息,他走得很慢,并不是怕累,而是尽量延长这欢快的时刻。杂货铺的房屋本来漆成大红色,日久天长,现在的颜色退得不那么刺眼。简陋的建筑使他想起一帧钢版画,或许是旧版《保尔和弗吉尼亚》里的插图。木桩上拴着几匹马。达尔曼进门后觉得店主面熟;后来才想起疗养院有个职员长得像他。店主听了他的情况后说是可以套四轮马车送他;为了替那个日子添件事,消磨等车的时光,达尔曼决定在杂货铺吃晚饭。一张桌子旁有几个小伙子又吃又喝,闹闹嚷嚷,达尔曼开头并不理会。一个非常老的男人背靠柜台蹲在地下,像件东西似的一动不动。悠久的岁月使他抽缩,磨光了棱角,正如流水磨光的石头或者几代人锤炼的谚语。他黧黑、瘦小、干瘪,仿佛超越时间之外,处于永恒。达尔曼兴致勃勃地打量着他的头巾、粗呢斗篷、长长的围腰布和小马皮制的靴子,想起自己同北部地区或者恩特雷里奥斯人无益的争论,心想像这样的高乔人除了南方之外,别的地方很难见到了。达尔曼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外面的田野越来越暗,但是田野的芬芳和声息通过铁横条传来。店主给他先后端来沙丁鱼和烤牛肉。达尔曼就着菜喝了几杯红葡萄酒。他无聊地咂着酒味,懒洋洋地打量着周围。煤油灯挂在一根梁下;另一张桌子有三个主顾:两个像是小庄园的雇工;第三个一副粗俗的样子,帽子也没脱在喝酒。达尔曼突然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擦过。粗玻璃杯旁边,桌布的条纹上,有一个用面包心搓成的小球。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是有人故意朝他扔的。另一张桌子旁的人仿佛并没有注意他。达尔曼有点纳闷,当它什么也没有发生,打开《一千零一夜》,似乎要掩盖现实。几分钟后,另一个小球打中了他,这次那几个雇工笑了。达尔曼对自己说,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他大病初愈,被几个陌生人卷进一场斗殴未免荒唐。他决定离开,刚站起身,店主便过来,声调惊慌地央求他:”达尔曼先生,那些小伙子醉了,别理他们。”达尔曼并不因为店主能叫出他的姓而奇怪,但觉得这些排解的话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起初,雇工的寻衅只针对一个陌生人,也可以说谁也不是;现在却针对他,针对他的姓氏,闹得无人不知。达尔曼把店主推在一边,面对那些雇工,问他们想干什么。那个长相粗鲁的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和胡安·达尔曼相隔只有一步的距离,但他高声叫骂,仿佛隔得老远似的。他故意装得醉态可掬,这种做作是难以容忍的嘲弄。他满口脏话,一面骂声不绝,一面掏出长匕首往上一抛,看它落下时一把接住,胁迫达尔曼同他打斗。店主声音颤抖地反对说,达尔曼没有武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蹲在角落里出神的那个老高乔人(达尔曼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属的南方的集中体现),朝他扔出一把亮晃晃的匕首,正好落在他脚下。仿佛南方的风气决定达尔曼应当接受挑战。达尔曼弯腰捡起匕首,心里闪过两个念头。首先,这一几乎出于本能的举动使他有进无退,非打斗不可。其次,这件武器在他笨拙的手里非但起不了防护他的作用,反而给人以杀死他的理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生平也玩过刀子,但他只知道刺杀时刀刃应该冲里面,刀子应该从下往上挑。疗养院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他想道。”咱们到外面去。”对方说。他们出了店门,如果说达尔曼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以上译自《杜撰集》

源远流长1517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十分怜悯那些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着非人生活、劳累至死的印第安人,他向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建议,运黑人去顶替,让黑人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非人生活,劳累至死。他的慈悲心肠导致了这一奇怪的变更,后来引起无数事情:汉迪创作的黑人民乐布鲁斯,东岸画家文森·罗齐博士在巴黎的成名,亚伯拉罕·林肯神话般的伟大业绩,南北战争中死了五十万将士,三十三亿美元的退伍军人养老金,传说中的法鲁乔的塑像,西班牙皇家学院字典第十三版收进了”私刑处死”一词,场面惊人的电影《哈利路亚》在塞里托率领他部下的肤色深浅不一的混血儿白刃冲锋,某小姐的雍容华贵,暗杀马丁·菲耶罗的黑人,伤感的伦巴舞曲《花生小贩》,图森特·劳弗丢尔像拿破仑似的被捕监禁,海地的基督教十字架和黑人信奉的蛇神,黑人巫师的宰羊血祭,探戈舞的前身坎东口舞,等等。此外,还有那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解放者拉萨鲁斯·莫雷尔的事迹。地点世界上最大的河流,诸江之父的密西西比河,是那个无与伦比的恶棍表演的舞台(发现这条河的是阿尔瓦雷斯·德·比内达,第一个在河上航行探险的是埃尔南多·德·索托上尉,也就是那个征眼秘鲁的人,他教印加王阿塔华尔帕下棋来排遣监禁的岁月。德·索托死后,水葬在密西西比河)。密西西比河河面广淼,是巴拉那、乌拉圭、亚马孙和奥里诺科几条河的无穷无尽而又隐蔽的兄弟。它源头混杂;每年夹带四亿多吨泥沙经由墨西哥湾倾注入海。经年累月,这许多泥沙垃圾积成一个三角洲,大陆不断溶解下来的残留物在那里形成沼泽,上面长了巨大的柏树,污泥、死鱼和芦苇的迷宫逐渐扩展它恶臭而阒寂的疆界和版图。上游阿肯色和俄亥俄一带也是广袤的低隰地。生息在那里的是一个皮肤徽黄、体质孱弱、容易罹热病的人种,他们眷恋着石头和铁矿,因为除了沙土、木材和混浊的河水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众人19世纪初期(我们这个故事的时代),密西西比河两岸一望无际的棉花地是黑人起早摸黑种植的。他们住的是木板小屋,睡的是泥地。除了母于血缘之外,亲属关系混乱暧昧。这些人有名字,姓有没有都无所谓。他们不识字。说的英语拖字带腔,像用假嗓子唱歌,音调很伤感。他们在工头的鞭子下弯着腰,排成一行行地干活。他们经常逃亡;满脸大胡子的人就跨上高头大马,带着凶猛的猎犬去追捕。他们保持些许动物本能的希望和非洲人的恐惧心理,后来加上了《圣经》里的词句,因此他们信奉基督。他们成群结伙地用低沉的声音唱”摩西降临”。在他们的心目中,密西西比河正是污浊的约旦河的极好形象。这片辛劳的土地和这批黑人的主人都是些留着长头发的老爷,饱食终日,贪得无厌,他们住的临河的大宅第,前门总是用白松木建成仿希腊式。买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往往要花一千美元,但使唤不了多久。有些奴隶忘恩负义,竟然生病死掉。从这些靠不住的家伙身上当然要挤出最大的利润才行。因此,他们就得在地里从早于到黑;因此,种植园每年都得有棉花、烟草,或者甘蔗收成。这种粗暴的耕作方式使土地受到很大损害,没几年肥力就消耗殆尽:种植园退化成一片片贫瘠的沙地。荒废的农场、城镇郊区、密植的甘蔗园和卑隰的泥淖地住的是穷苦白人。他们多半是渔民、流浪的猎户和盗马贼。他们甚至向黑人乞讨偷来的食物;尽管潦倒落魄,他们仍保持一点自豪:为他们的纯粹血统没有丝毫羼杂而自豪。拉萨鲁斯·莫雷尔就是这种人中间的一个。莫雷尔其人时常在美国杂志上出现的莫雷尔的照片并不是他本人。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的真面目很少流传,并不是偶然的事。可以设想,莫雷尔不愿意摄影留念,主要是不落下无用的痕迹,同时又可以增加他的神秘性……不过我们知道他年轻时其貌不扬,眼睛长得太靠拢,嘴唇又太薄,不会给人好感。后来,岁月给他添了那种上了年纪的恶棍和逍遥法外的罪犯所特有的气派。他像南方老式的财主,尽管童年贫苦,生活艰难。他没有读过《圣经》,可是布道时却煞有介事。”我见过讲坛上的拉萨鲁斯·莫雷尔,”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一家赌场的老板说,”听他那番醒世警俗的讲话,看他那副热泪盈眶的模样,我明知道他是个色鬼,是个拐卖黑奴的骗子,当着上帝的面都能下毒手杀人,可是我禁不住也哭了。”另一个充满圣洁激情的绝妙例子是莫雷尔本人提供的。”我顺手翻开《圣经》,看到一段合适的圣保罗的话,就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的道。在这段时间里,克伦肖和伙计们没有白待着,他们把听众的马匹都带跑了。我们在阿肯色州卖了所有的马,只有一匹烈性的枣红骚,我自己留下当坐骑。克伦肖也挺喜欢,不过我让他明白他可不配。”行径从一个州偷了马,到另一个州卖掉,这种行径在莫雷尔的犯罪生涯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枝节,不过大有可取之处,莫雷尔靠它在恶棍列传中占了一个显赫的地位。这种做法别出心裁,不仅因为决定做法的情况十分独特,还因为手段非常卑鄙,玩弄了希冀心理,使人死心塌地,又像一场噩梦似的逐渐演变发展。亚尔卡庞和”甲虫”莫兰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一批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在大城市活动。他们的勾当却上不了台面,无非是为了独霸一方,你争我夺……至于人数,莫雷尔手下有过千把人,都是发过誓、铁了心跟他走的。两百人组成最高议事会发号施令,其余八百人唯命是从。担风险的是下面一批人。如果有人反叛,就让他们落到官方手里,受法律制裁,或者扔进滚滚浊流,脚上还拴一块石头,免得尸体浮起。他们多半是黑白混血儿,用下面的方式执行他们不光彩的任务:他们在南方各个大种植园走动,有时手上亮出豪华的戒指,让人另眼相看,他们选中一个倒霉的黑人,说是有办法让他自由。办法是叫黑人从旧主人的种植园逃跑,由他们卖到远处另一个庄园。卖身的钱提一部分给他本人,然后再帮他逃亡,最后把他带到一个已经废除黑奴制的州。金钱和自由,丁当作响的大银元加上自由,还有比这更动心的诱惑吗?那个黑人不顾一切,决定了第一次的逃亡。逃亡的途径自然是水路。独木舟、火轮的底舱、驳船、前头有个木棚或者帆布帐篷的大木筏都行,目的地无关紧要,只要到了那条奔腾不息的河上,知道自己在航行,心里就踏实了……他给卖到另一个种植园,再次逃到甘蔗地或者山谷里。这时,那些可怕的恩主(他已经开始不信任他们了)提出有种种费用需要支付,声称还需要把他卖一次,最后一次,等他回来就给他两次身价的提成和自由。黑人无可奈何,只能再给卖掉,干一个时期的苦力活,冒着猎犬追捕和鞭打的危险,做最后一次逃亡。他回来时带着血迹、汗水、绝望的心情,只想躺下来睡个大觉。最终的自由这个问题还得从法学观点加以考虑。在黑人的旧主人没有申报他逃亡、悬赏捉拿之前,莫雷尔的爪牙并不将他出售。因为谁都可以扣留逃亡奴隶,以后的贩卖只能算是诈骗,不能算偷盗。打官司只是白花钱,因为损失从不会得到补偿。这种做法再保险不过了,但不是永远如此。黑人有嘴能说话。出于感激或者愁苦,黑人会吐真情。那个婊子养的奴隶坯子拿到他们给得很不情愿的一些现钱,在伊利诺斯州埃尔开罗的妓院里胡花,喝上几杯黑麦威士忌就泄露了秘密。那几年里,有个废奴党在北方大吵大闹;那帮危险的疯子不承认蓄奴的所有权,鼓吹黑人自由,唆使他们逃跑。莫雷尔不想跟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平起平坐。他们不是北方扬基人,而是南方白人,祖祖辈辈都是白人。这门子买卖他打算洗手不干了,不如当个财主,自己购置大片大片的棉花地,蓄养一批奴隶,让他们排成一行行的,整天弯腰干活。凭他的经验,他不想再冒无谓的危险了。逃亡者向往自由。于是拉萨鲁斯·莫雷尔手下的混血儿互相传递一个命令(也许只是一个暗号,大家就心领神会),给他们来个彻底解放:让他不闻不问,无知无觉,远离尘世,摆脱恩怨,没有猎犬追逐,不被希望作弄,免却流血流汗,同自己的皮囊永远诀别。只消一颗子弹,小肚子上捅一刀,或者脑袋上打一棍,只有密西西比河里的乌龟和四须鱼才能听到他最后的消息。大祸临头靠着心腹的帮助,莫雷尔的买卖必然蒸蒸日上。1834年初,七十来名黑人已得到”解放”,还有不少准备追随这些”幸运”的先驱。活动范围比以前大了,需要吸收新的人手。参加宣誓效忠的人中间有个名叫弗吉尔·斯图尔特的青年,阿肯色州的人,不久就以残忍而崭露头角。他的叔父是个财主,丢了许多黑奴。1843年8月,斯图尔特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检举了莫雷尔和别人。警方包围了莫雷尔在新奥尔良的住宅。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受贿赂,被莫雷尔钻了空于逃脱了。三天过去了。莫雷尔一直躲在图卢兹街一座院里有许多攀缘植物和塑像的古老的宅第里。他似乎吃得很少,老是光着脚板在阴暗的大房间里踱来踱去;抽着雪茄烟,冥思苦想。他派宅第里的一个黑奴给纳齐兹城送去两封信,给红河镇送去一封。第四天,来了三个男人,和他谈到次晨。第五天傍晚,莫雷尔睡醒起身,要了一把剃刀,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好衣服出去了。他安详地穿过北郊。到了空旷的田野,在密西西比河旁的低地上,他的步子轻快多了。他的计划大胆得近乎疯狂。他想利用对他仍有敬畏心理的最后一些人——南方驯顺的黑人。他们看到逃跑的伙伴们有去无回,因此对自由还存奢望。莫雷尔的计划是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黑人起义,攻下新奥尔良,大肆掳掠,占领这个地方。莫雷尔被出卖后摔了个大跟头,几乎身败名裂,便策划一次遍及全州的反应,把罪恶勾当拔高到解放行动,好载入史册。他带着这个目的前往他势力最雄厚的纳齐兹。下面是他自己对于这次旅行的叙述:”我徒步赶了四天路,还弄不到马。第五天,我在一条小河边歇歇脚,打算补充一些饮水,睡个午觉。我坐在一株横倒的树干上,正眺望着前几小时走过的路程,忽然看见有个人来近,胯下一匹深色的坐骑,真俊。我一看到就打定主意夺他的马。我站起身,用一枝漂亮的左轮手枪对着他,吩咐他下马。他照办了,我左手抓住缰绳,右手用枪筒指指小河,叫他往前走。他走了两百来步停下。我叫他脱掉衣服。他说:你既然非杀我不可,那就让我在死之前祷告一下吧。我说我可没有时间听他祷告。他跪在地下,我朝他后脑勺开了一枪。我一刀划破他肚皮,掏出五脏六腑,把尸体扔进小河。接着我搜遍了他的衣服口袋,找到四百元零三角七分,还有不少文件,我也不费时间一一翻看。他的靴子还崭新崭新,正合我的脚。我自己的那双已经破损不堪,也扔进了小河。”就这样,我弄到了迫切需要的马匹,以便进纳齐兹城。”中断莫雷尔率领那些梦想绞死他的黑人,莫雷尔被他所梦想率领的黑人队伍绞死——我遗憾地承认密西西比河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这类轰动一时的事件。同一切富有诗意的因果报应相悖,他的葬身之处也不是他罪行累累的河流。1835年1月2日,拉萨鲁斯·莫雷尔在纳齐兹一家医院里因肺充血身亡。住院时用的姓名是赛拉斯·巴克利。普通病房的一个病友认出了他。1月2日和4日,有几个种植园的黑奴打算起事,但没有经过大流血就被镇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