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九层大楼

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城的东北角,挨近城墙拐弯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红色的九层大楼。如今城墙都没了,那座大楼倒是还在。九层,早已不足为奇,几十层的公寓、饭店现在也比比皆是。崇山峻岭般的楼群中间,真是岁月无情,那座大楼已经显得单薄、丑陋、老态龙钟,很难想象它也曾雄居傲视、辉煌一时。我记得是1959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它就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矗立在四周黑压压望不到边的矮房之中,明朗,灿烂,神采飞扬。
在它尚未破土动工之时,老师就在课堂上给我们描画它了:那里面真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煤气,有暖气,有电梯;住进那里的人,都不用自己做饭了,下了班就到食堂去,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儿有俱乐部,休息的时候人们可以去下棋、打牌、锻炼身体;还有放映厅,天天晚上有电影,随便看;还有图书馆、公共浴室、医疗站、小卖部……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慢慢地,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到那时候,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就行了,别的事您就甭操心了,国家都给你想到了,比你自己想得还周到呢。你们想想,钱还有什么用?擦屁股都嫌硬!是呀是呀,咱们都生在了好时代,咱们都要住进那样的大楼里去。从现在起,那样的大楼就会一座接一座不停地盖起来,而且更高、更大、更加雄伟壮丽。对我们这些幸运的人来说,那样的生活已经不远了,那样的日子就在眼前……老师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我们则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地鼓掌,由衷地庆贺,心说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我和几个同学便常爬到城墙上去看,朝即将竖立起那座大楼的方向张望。
城墙残破不堪,有时塌方,听说塌下来的城砖和黄土砸死过人,家长坚决禁止我们到那儿去。可我们还是偷偷地去,不光是想早点看看那座大楼,主要是去玩。城墙千疮百孔,不知是人挖的还是雨水冲的,有好些洞,有的洞挺大,钻进去,黑咕隆冬地爬,一会儿竟然到了城墙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儿荒草没人,洞口自然十分隐蔽,大家于是都想起了地道战,说日本鬼子要是再来,把丫的引到这儿,“乒,乒乒——!”怎么样?
九层大楼的工地上,发动机日夜轰鸣,塔吊的长臂徐徐转动,指挥的哨声“嘟嘟”地响个不停。我们坐在草丛边看,猜想哪儿是俱乐部,哪儿是图书馆,哪儿是餐厅……记不得是谁说起了公共浴室,说在那儿洗澡,男的和女的一块儿洗。“别神了你!谁说的?”“废话,公共浴室你懂不懂?”“公共浴室怎么了,公共浴室就是澡堂子,你丫去没去过澡堂子?”“哎哟哎哟你懂啊?公共浴室是公共浴室,澡堂子是澡堂子!”“我不比你懂?澡堂子就是公共浴室!”“那干嘛不叫澡堂子,偏要叫公共浴室?”这一问令对方发懵。大家也都沉思一会儿,想象着,真要是那样不分男女一块儿洗会是怎样一种场面。想了一会儿,想不出什么名堂,大家就又趴进草丛,看那工地上的推土机很像鬼子的坦克,便“乒乒乓乓”地朝那儿开枪。开了好一阵子,煞是无聊,便有人说那些“坦克”其实早他娘的完蛋了,兄弟们冲啊!于是冲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那片工地。
在工地前沿,看守工地的老头把我们拦住:“嘿嘿——,哪儿来的这么一群倒霉孩子?都他妈给我站住!”只好都站住。地道战和日本鬼子之类都撇在脑后,这下我们可得问问那座大楼了:它什么时候建成啊?里面真的有俱乐部有放映厅吗?真的看电影不花钱?在公共浴室,真是男的女的一块儿洗澡吗?那老头大笑:“美的你!”怎么是“美的你”?为什么是“美的你”?这问题尚不清楚,又有人问了:那,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老头道:“就怕吃死你!”所有的孩子都笑,相信这大概不会假了。至于吃死嘛——别逗了!
但是我从没进过那座大楼。那样的大楼只建了一座即告结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那座九层大楼建成不久,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就到了。说不定是“老吃炖肉”这句话给说坏了,结果老也吃不上炖肉了。肉怎么忽然之间就没了呢?鱼也没了,油也没了,粮食也越来越少,然后所有的衣食用物都要凭票供应了。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日子,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人们谨慎又庄严地排好队,领取各种票证:红的、绿的、黄的,一张张如邮票大小的薄纸。领到的人都再细数一遍,小心地掖进怀里,嘴里念叨着,这个月又多了一点儿什么,或是又少了一点儿什么。都有什么,以及都是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开始知道饿是怎么回事了。饿就是肚子里总在叫,而脑子里不断涌现出好吃的东西。饿就是晚上早早地睡觉,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带到梦里去。饿,还是早晨天不亮就起来,跟着奶奶到商场门口去等着,看看能不能撞上好运气买一点儿既不要票而又能吃的东西回来;或者是到肉铺门前去排队,把一两张彩色的肉票换成确凿无疑的一点儿肥肉或者大油。倘那珍贵的肉票仅仅换来一小条瘦肉加猪皮,那简直就是一次人格的失败,所有的目光都给你送来哀怜。要是能买到大油情况就不一样了,你托着一块大油你就好像高人一等,所有的路人都向你注目,当然是先看那块大油然后才看你。目光在大油上滞留良久,然后挪向你,这时候你要清醒,倘得赞许多半是由于那块大油,倘见疑虑,你务必要检点自己。当然,油不如人的时候也有,倘那大油是一块并不怎么样的大油,油的主人却慈眉善目或仪表堂堂,对此人们也会公正地表示遗憾,眉宇间的惋惜如同对待一个大牌明星偶尔的失误。而要是一个蒙昧未开的孩子竟然托着一块极品大油呢,人们或猜他有些来历,或者就要关照他说:“拿好了快回家吧!”意思是:知道你拿的什么不?
实在说,那几年我基本上还能吃到八成饱,可母亲和奶奶都饿得浮肿,腿上、手上一按一个坑。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农村已经饿死了很多人。但我在我家门前见过两兄弟,夏天,他们都穿着棉衣,坐在太阳底下数黄豆。他们已经几天没吃饭了,终于得到一把黄豆便你一个我一个地分,准备回去煮了吃。我还见过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上课时他趴在桌上睡,老师把他叫站起来,他一站起来就倒下去。过后才知道,他的父母不会计划,一个月的粮食半个月就差不多吃光,剩下的日子顿顿喝米汤。
我的奶奶很会计划,每顿饭下多少米她都用碗量,量好了再抓出一小撮放进一个小罐,以备不时之需。小罐里的米渐渐多起来,奶奶就买回两只小鸡,偶尔喂它们一点儿米,希望终于能够得到蛋。“您肯定它们是母鸡?”“错不了。”两只小鸡慢慢长大了些,浑身雪白,我把它们放在晾衣绳上,使劲摇,悠悠荡荡悠悠荡荡我希望它们能就势展翅高飞。然而它们却前仰后合,一惊一诈地叫,瞅个机会“扑啦啦”飞下地,惊魂久久不定。奶奶说:“那不是鸽子那是两只鸡越长越大,果然都是母的,奶奶说得给它们砌个窝了。我和父亲便去城墙下挖黄土,起城砖,准备砌鸡窝。城墙边,挖土起砖的人络绎不绝,一问,都是要砌鸡窝,便互相交流经验。城墙于是更加残破,化整为零都变成了鸡窝。有些地方城砖已被起光,只剩一道黄土岗,起风时黄尘满天。黄尘中,九层大楼依然巍峨地矗立在不远处,灿烂如一道晚霞。挖土的人们累了,直直腰,擦擦汗,那一片灿烂必进入视野,躲也躲不开。
想不到的是,就在那九层大楼的另一侧,在它的辉煌雄伟的遮掩之下,我又见到了那座教堂的钟楼,孤零零的,黯然无光。它的脚下是个院子,院子里有几排房,拥拥挤挤地住了很多人家。但其中的一排与众不同,门锁着,窗上挂着白色的纱帘,整洁又宁静。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住在那院子里,是他带我去他家玩,不期而遇我又见到了那座钟楼。它肯定是我当年看到的那座吗?如果那儿从来只有一座,便是了。我不敢说一定。周围的景物已经大变,晾晒的衣裳挂得纵横交错,家家门前烟熏火燎,窗台上一律排放着蜂窝煤和大白菜。收音机里正播放着长篇小说《小城春秋》。董行吉那低沉郁悒的声音极具特色,以致那小说讲的都是什么我已忘记,惟记住了一座烟雨迷蒙的小城,以及城中郁郁寡欢的居民。
我并不知道那排与众不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但它的整洁宁静吸引了我。我那同学说:“别去,我爸和我妈不让我去。”但我还是走近它,战战兢兢地走上台阶,战战兢兢地从窗帘的缝隙间往里看。里面像是个会议室,一条长桌,两排高背椅,正面墙上有个大镜框,一道斜阳刚好投射在上面,镜框中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这儿是干嘛的?” “不知道。我爸和我妈从来都不让我问。” “唔,我知道了。”
可是我知道了。镜框中的女人无比安祥,慈善的目光中又似有一缕凄哀。不,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谁,但她的眼神、她的姿态、她的沉静,加上四周白色的纱帘和那一缕淡淡的夕阳,我心中的懵懂又一次被惊动了,虽不如第一次那般强烈,但却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我仿佛又听见了那钟声,那歌唱,脚踩落叶的轻响,以及风过树林那一片辽阔的沙沙声……
“你知道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那你说你知道了?”
“我就是知道了。不信拉倒。” 《记忆与印象1》2001年3月15日完成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象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胡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唰啦——唰啦——”,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唰啦唰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份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艺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年以前,一个夏天的中午,阵雨之后阳光尤其灿烂,在花园里,一群孩子跳跳唱唱地像往常那样游戏。
有个七岁的小姑娘,M,正迷恋着写字;她蹲在路旁的水洼边,用手指蘸着雨水,在已经干燥的路面上写她刚刚学会的字。可能是写不好,也可能是写到一半,字迹就让炽热的阳光吸干了,小姑娘有些扫兴。她离开那儿。
走到树荫下的一道矮墙边,她已经又快乐起来。她爬上矮墙。
她坐在矮墙上荡着双腿,欣赏她的糖纸,一张张地翻看,把最暗淡的排在最后,在最可心的上面亲一下。可能是那矮墙还有些潮湿,很凉,她想换个姿势蹲着。但这过程中她发现站在矮墙上的感觉其实更好,蹲下了又站起来。高高地站在那矮墙上,没来由地让她兴奋,她喊:“嘿——,看我呀你们!”
孩子们都驻步看她,向她仰起羡慕的笑脸。大概是这感觉让她有所联想,七岁的小姑娘整理一下衣裙,快乐地宣布:“我是毛主席!”
孩子们似乎也都激动,仰起着笑脸向她围拢。
但是,一个个笑脸忽然僵滞,笑容慢慢收敛。 因为有个声音说:“M,你反动!”
整整那一个夏天,M的全家都在担忧。
尤其傍晚,窗外,院子里,孩子们依旧唱唱跳跳地玩耍;忽不知是谁想起了M,想起了她的“罪行”,或是想起了“声讨”的快乐,于是乎孩子们齐声地喊:“M,反动!M,反动!M,反动……”虽不过是孩子们别出心裁的游戏,M全家却听得胆战心惊。
全家人惟低头吃着晚饭,谁也不说话。
“反动!反动!反动……”那声音随晚风一浪一浪飘进家中,撞上屋中的死寂,一声声都似尖厉,拖着空旷的回音。
晚饭草草结束。 洗碗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随后,家里的灯都熄掉。
月光开始照耀。“声讨”仍在继续。
全家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坐在月影里,默默地听着,不去反驳,不去制止。爸和妈偶尔去窗边望望,只盼那孩童的游戏自生自灭,惟恐引得大人们当真。
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天起,没有人跟M玩了。
从那天开始,小姑娘M害怕起大喇叭的广播,怕广播中会出现她的名字。
那时候广播喇叭无处不在,吊在楼顶,悬在杆头,或藏在茂密的树冠里。
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七岁的小姑娘常常独自走进花园,对着寂静的花草,对着飞舞的蜜蜂和蝴蝶,对着风,祈祷,对着太阳诉说自己的无辜,或忠诚。
“那天我错了,但我不是那样想的。” “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向毛主席保证!”
“我是怎么想的,毛主席他不会不知道。”
她听见蝉歌唱得悠然,平静,心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了。
她听见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心想,看来不会有事了。
她知道,一般出事前总是播放“拿起笔作刀枪”那样的歌,歌一完,广播里就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干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说他是反革命。可现在没有,现在并没播放那样的歌。是吗?再听听。没错儿,现在又播放样板戏了。
小姑娘长长地吐一口气,坐下,看天边的晚霞慢慢暗淡下去。
但是,没人跟她玩了。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她盼望着有人来跟她玩。但她盼望的并不是游戏的快乐,而是孩子们能够转变对她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疑难。
一颗七岁的心,正在学会着根据别人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处境。
一颗七岁的心已经懂得,要靠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但是,有什么办法吗?
她想起家里还有一罐水果糖。无师自通,她有了一个小小的诡计:给孩子们发糖,孩子们就会来跟她玩了。每人发一块,他们就会重新喜欢她了。
爸和妈都不在家。她冲孩子们喊:“喂——真的,我家有好多好多糖呢!”
糖罐放在柜顶上。她蹬着椅子,椅子上面再加个小板凳,孩子们围着她,向她仰起笑脸。她吃力地取下糖罐,心里又松一口气——本来还怕够不到那糖罐呢。
孩子们便跟她一起唱唱跳跳地玩了,像以前一样,惟比以前多出了一个目的。
“还有糖吗?” “看,还多着呢。” 她再给每人都发一块。
孩子们慢慢忘记着“反动”的事,单记得那罐子里的糖果色彩繁多。
“我想再吃一快绿色的行吗?” “紫色的,我还没吃过紫色的呢!” 又是每人一块。
那年月,糖果并不普通。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柜顶上。但七岁的小姑娘已经顾不得糖果的珍贵了,惟在心里感动着它们的作用。
工间操,妈妈回来了,她让孩子们躲在床下。妈妈走了,她把孩子们放出来。她怕孩子们离开,再给每人发一块,她怕孩子们一离开就又会想起“反动”。
孩子们很快就摸出了一个诀窍——以“离开”相威胁,或以“再来”相引诱,就能够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们要回家了,走到门口又站住。 “再吃最后一块吧?”
“行,那你们明天还来吗?” “要不两块吧,最后的。” “明天你们还来,行吗?”
多年以后,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写的这个故事给她看。看罢,她沉吟许久,竟出人意料地说:好象不是这样——
“好象不这么简单。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大对。”
“哪儿?”我问,“什么地方不对?”
她说是结尾。“我给他们糖,不是想让他们不走,不是想让他们再来,而是想让他们快走吧。最后再给你们每人两块,我是想让他们别再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害怕没人跟你玩吗?” “噢,是呀……”
“那,为什么又不想让他们再来?”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点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忆:“因为,他们不走,他们就还会要。他们要是再来,我想他们一定还会要。可罐子里的糖,已经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妈妈发现?”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发现。她没发现,我心里反而难过。”
“最后呢,她发现了吗?” “没有,她一直都没发现。”
“照理说她应该不难发现啊?”
“是呀。不过也许,她早就发现了。也许她是故意不发现的。”

童年的伙伴,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八子。
几十年来,不止一次,我在梦中又穿过那条细长的小巷去找八子。巷子窄到两个人不能并行,两侧高墙绵延,巷中只一户人家。过了那户人家,出了小巷东口,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宽阔的空地上有一棵枯死了半边的老槐树,有一处公用的自来水,有一座山似的煤堆。八子家就在那儿。梦中我看见八子还在那片空地上疯跑,领一群孩子呐喊着向那山似的煤堆上冲锋,再从煤堆爬上院墙,爬上房顶,偷摘邻居院子里的桑椹。八子穿的还是他姐姐穿剩下的那条碎花裤子。
八子兄弟姐妹一共十个。一般情况,新衣裳总是一、三、五、七、九先穿,穿小了,由排双数的继承。老七是个姐,故继承一事常让八子烦恼。好在那时无论男女,衣装多是灰、蓝二色,八子所以还能坦然。只那一条碎花裤子让他倍感羞辱。那裤子紫地白花,七子一向珍爱还有点舍不得给,八子心说谢天谢地最好还是你自格儿留着穿。可是母亲不依,冲七子喊:“你穿着小了,不八子穿谁穿?”七、八于是齐声叹气。八子把那裤子穿到学校,同学们都笑他,笑那是女人穿的,是娘们儿穿的,是“臭美妞才穿的呢!”八子羞愧得无地自容,以至蹲在地上用肥大的衣襟盖住双腿,半天不敢起来,光是笑。八子的笑毫无杂质,完全是承认的表情,完全是接受的态度,意思是:没错儿,换了别人我也会笑他的,可惜这回是我。
大伙笑一回也就完了,惟一个可怕的孩子不依不饶。(这孩子,姑且叫他k吧;我在《务虚笔记》里写过,他矮小枯瘦但所有的孩子都怕他。他有一种天赋本领,能够准确区分孩子们的性格强弱,并据此经常地给他们排一排座次——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以及我不跟谁好——于是,孩子们便都屈服在他的威势之下。)k平时最怵八子,八子身后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哥;k因此常把八子排在“我第一跟你好”的位置。然而八子独立独行,对k的威势从不在意,对k的拉拢也不领情。如今想来,k一定是对八子记恨在心,但苦于无计可施。这下机会来了——因为那条花裤子,k敏觉到降服八子的时机到了。k最具这方面才能,看见谁的弱点立刻即知怎样利用。拉拢不成就要打击,k生来就懂。比如上体育课时,老师说:“男生站左排,女生站右排。”k就喊:“八子也站右排吧?”引得哄堂大笑,所有的目光一齐射向八子。再比如一群孩子正跟八子玩得火热,k踅步旁观,冷不盯捡其中最懦弱的一个说:“你干嘛不也穿条花裤子呀?”最懦弱的一个发一下懵,便困窘地退到一旁。k再转向次懦弱的一个:“嘿,你早就想跟臭美妞儿一块玩儿了是不是?”次懦弱的一个便也犹犹豫豫地离开了八子。我说过我生性懦弱,我不是那个最,就是那个次。我惶惶然离开八子,向k靠拢,心中竟跳出一个卑鄙的希望:也许,k因此可以把“跟我好”的位置往前排一排。
k就是这样孤立对手的,拉拢或打击,天生的本事,八子身后再有多少哥也是白搭。你甚至说不清道不白就已败在k的手下。八子所以不曾请他的哥哥们来帮忙,我想,未必是他没有过这念头,而是因为k的手段高超,甚至让你都不知何以申诉。你不得不佩服k。你不得不承认那也是一种天才。那个矮小枯瘦的k,当时才只有十一、二岁!他如今在哪儿?这个我童年的惧怕,这个我一生的迷惑,如今在哪儿?时至今日我也还是弄不大懂,他那恶毒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如今我已年过半百,所经之处仍然常能见到k的影子,所以我在《务虚笔记》中说过:那个可怕的孩子已经长大,长大得到处都在。
我投靠在k一边,心却追随着八子。所有的孩子也都一样,向k靠拢,但目光却羡慕地投向八子——八子仍在树上快乐地攀爬,在房顶上自由地蹦跳,在那片开阔的空地上风似地飞跑,独自玩得投入。我记得,这时k的脸上全是忌恨,转而恼怒。终于他又喊了:“花裤子!臭美妞!”怯懦的孩子们于是跟着喊:“花裤子!臭美妞!花裤子!臭美妞!”八子站在高高的煤堆上,脸上的羞惭已不那么纯粹,似乎也有了畏怯,疑虑,或是忧哀。
因为那条花裤子,我记得,八子也几乎被那个可怕的孩子打倒。
八子要求母亲把那条裤子染蓝。母亲说:“染什么染?再穿一季,我就拿它做鞋底儿了。”八子说:“这裤子还是让我姐穿吧。”母亲说:“那你呢,光眼子?”八子说:“我穿我六哥那条黑的。”母亲说:“那你六哥呢?”八子说:“您给他做条新的。”母亲说:“嘿这孩子,什么时候挑起穿戴来了?边儿去!”
一个礼拜日,我避开k,避开所有别的孩子,去找八子。我觉着有愧于八子。穿过那条细长的小巷,绕过那座山似的煤堆,站在那片空地上我喊:“八子!八子——!”“谁呀?”不知八子在哪儿答应。“是我!八子,你在哪儿呢?”“抬头,这儿!”八子悠然地坐在房顶上,随即扔下来一把桑椹:“吃吧,不算甜,好的这会儿都没了。”我暗自庆幸,看来他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给忘了。
我说:“你下来。” 八子说:“干嘛?”
是呀,干嘛呢?灵机一动我说:“看电影,去不去?”
八子回答得干脆:“看个屁,没钱!”
我心里忽然一片光明。我想起我兜里正好有一毛钱。 “我有,够咱俩的。”
八子立刻猫似地从树上下来。我把一毛钱展开给他看。
“就一毛呀?”八子有些失望。
我说:“今天礼拜日,说不定有儿童专场,五分一张。”
八子高兴起来:“那得找张报纸瞅瞅。” 我说:“那你想看什么?”
“我?随便。”但他忽然又有点犹豫:“这行吗?”意思是:花你的钱?
我说:“这钱是我自己攒的,没人知道。”
走进他家院门时,八子又拽住我:“可别跟我妈说,听见没有?”
“那你妈要是问呢?” 八子想了想:“你就说是学校有事。” “什么事?”
“你丫编一个不得了?你是中队长,我妈信你。”
好在他妈什么也没问。他妈和他哥、他姐都在案前埋头印花(即在空白的床单、桌布或枕套上印出各种花卉的轮廓,以便随后由别人补上花朵和枝叶)。我记得,除了八子和他的两个弟弟——九儿和石头,当然还有他父亲,他们全家都干这活儿,没早没晚地干,油彩染绿了每个人的手指,染绿了条案,甚至墙和地。
报纸也找到了,场次也选定了,可意外的事发生了。九儿首先看穿了我们的秘密。八子冲他挥挥拳头:“滚!”可随后石头也明白了:“什么,你们看电影去?我也去!”八子再向石头挥拳头,但已无力。石头说:“我告妈去!”八子说:“你告什么?”“你花人家的钱!”八子垂头丧气。石头不好惹,石头是爹妈的心尖子,石头一哭,从一到九全有罪。
“可总共就一毛钱!”八子冲石头嚷。
“那不管,反正你去我也去。”石头抱住八子的腰。
“行,那就都甭去!”八子拉着我走开。 但是九儿和石头寸步不离。
八子说:“我们上学校!” 九儿和石头说:“我们也上学校。”
八子笑石头:“你?是我们学校的吗你?”
石头说:“是!妈说明年我也上你们学校。”
八子拉着我坐在路边。九儿拉着石头跟我们面对面坐下。
八子几乎是央求了:“我们上学校真是有事!” 九儿说:“谁知道你们有什么事?”
石头说:“没事怎么了,就不能上学校?”
八子焦急地看着太阳。九儿和石头耐心地盯着八子。
看看时候不早了,八子说:“行,一块儿去!” 我说:“可我真的就一毛钱呀!”
“到那儿再说。”八子冲我使眼色,意思是:瞅机会把他们甩了还不容易?
横一条胡同,竖一条胡同,八子领着我们崎里拐弯地走。九儿说:“别蒙我们八子,咱这是上哪儿呀?”八子说:“去不去?不去你回家。”石头问我:“你到底有几毛钱?”八子说:“少废话,要不你甭去。”崎里拐弯,崎里拐弯,我看出我们绕了个圈子差不多又回来了。九儿站住了:“我看不对,咱八成真是走错了。”八子不吭声,拉着石头一个劲儿往前走。石头说:“咱抄近道走,是不是八子?”九儿说:“近个屁,没准儿更远了。”八子忽然和蔼起来:“九儿,知道这是哪儿吗?”九儿说:“这不还是北新桥吗?”八子说:“石头,从这儿,你知道怎么回家吗?”石头说:“再往那边不就是你们学校了吗?我都去过好几回了。”“行!”八子夸石头,并且胡噜胡噜他的头发。九儿说:“八子,你想干嘛?”八子吓了一跳,赶紧说:“不干嘛,考考你们。”这下八子放心了,若无其事地再往前走。
变化只在一瞬间。在一个拐弯处,说时迟那时快,八子一把拽起我钻进了路边的一家院门。我们藏在门背后,紧贴墙,大气不出,听着九儿和石头的脚步声走过门前,听着他们在那儿徘徊了一会儿,然后向前追去。八子探出头瞧瞧,说一声“快”,我们跳出那院门,转身向电影院飞跑。
但还是晚了,那个儿童专场已经开演半天了。下一场呢?下一场是成人场,最便宜的也得两毛一位了。我和八子站在售票口前发呆,真想把时钟倒拨,真想把价目牌上的两角改成五分,真想忽然从兜里又摸出几毛钱。
“要不,就看这场?” “那多亏呀?都演过一半了。” “那,买明天的?”
我和八子再到价目牌前仰望:明天,上午没有儿童场,下午呢?还是没有。“干脆就看这场吧?”“行,半场就半场。”但是卖票的老头说:“钱烧的呀你们俩?这场说话就散啦!”
八子沮丧地倒在电影院前的台阶上,不知从哪儿捡了张报纸,盖住脸。
我说:“嘿八子,你怎么了?” 八子说:“没劲!”
我说:“这一毛钱我肯定不花,留着咱俩看电影。”
八子说:“九儿和石头这会儿肯定告我妈了。” “告什么?”
“花别人的钱看电影呗。” “咱不是没看吗?”
八子不说话,惟呼吸使脸上的报纸起伏掀动。
我说:“过几天,没准儿我还能再攒一毛呢,让九儿和石头也看。”
有那么一会儿,八子脸上的报纸也不动了,一丝都不动。
我推推他:“嘿,八子?” 八子掀开报纸说:“就这么不出气儿,你能憋多会儿?”
我便也就地躺下。八子说“开始”,我们就一齐憋气。憋了一回,八子比我憋得长。又憋了一回,还是八子憋得长。憋了好几回,就一回我比八子憋得长。八子高兴了,坐起来。
我说:“八成是你那张报纸管用。” “报纸?那行,我也不用。”八子把报纸甩掉。
我说:“甭了,我都快憋死了。” 八子看看太阳,站起来:“走,回家。”
我坐着没动。 八子说:“走哇?” 我还是没动。 八子说:“怎么了你?”
我说:“八子你真的怕k吗?” 八子说:“操,我还想问你呢。”
我说:“你怕他吗?” 八子说:“你呢?” 我不知怎样回答,或者是不敢。
八子说:“我瞧那小子,顶他妈不是东西!” “没错儿,丫老说你的裤子。”
“真要是打架,我怕他?” “那你怕他什么?” “不知道。你呢?” “我也不知道。”
现在想来,那天我和八子真有点儿当年张学良和杨虎成的意思。
终于八子挑明了。八子说:“都赖你们,一个个全怕他。”
我赶紧说:“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想跟他好。”
八子说:“操,那小子有什么可怕的?” “可是,那么多人,都想跟他好。”
“你管他们干嘛?” “反正,反正他要是再说你的裤子,我肯定不说。”
“他不就是不跟咱玩吗?咱自己玩,你敢吗?” “咱俩?行!” “到时候你又不敢。”
“敢,这回我敢了。可那得,咱俩谁也不能不跟谁好。” “那当然。”
“拉勾,你干不干?”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搭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他要不跟你好,我跟你好。” “我也是,我老跟你好。”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轰”的一声,电影院的门开了,人流如涌,鱼贯而出,大人喊孩子叫。
我和八子拉起手,随着熙攘的人流回家。现在想起来,我那天的行为是否有点狡滑?甚至丑恶?那算不算是拉拢,像k一样?不过,那肯定算得上是一次阴谋造反!但是那一天,那一天和这件事,忽然让我不再觉得孤单,想起明天也不再觉得惶恐、忧哀,想起小学校的那座庙院也不再觉得那么阴郁和荒凉。
我和八子手拉着手,过大街,走小巷,又到了北新桥。忽然,一阵炸灌肠的香味儿飘来。我说:“嘿,真香!”八子也说:“嗯,香!”四顾之时,见一家小吃摊就在近前。我们不由地走过去,站在摊前看。大铁铛上“滋啦滋啦”地冒着油烟,一盘盘粉红色的灌肠盛上来,再浇上蒜汁,晶莹剔透煞是诱人。摊主不失时机地吆喝:“热灌肠啊!不贵啦!一毛钱一盘的热灌肠呀!”我想那时我一定是两眼发直,唾液盈口,不由地便去兜里摸那一毛钱了。
“八子,要不咱先吃了灌肠再说吧?”
八子不示赞成,也不反对,意思是:钱是你的。
一盘灌肠我们俩人吃,面对面,鼻子几乎碰着鼻子。八子脸上又是愧然的笑了,笑得毫无杂质,意思是:等我有了钱吧,现在可让我说什么呢?
那灌肠真是香啊,人一生很少有机会吃到那么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