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印象,第二部分

重病之时,有几行诗样的文字清晰地走进过我的昏睡: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
梦里我听见,灵魂 像一只飞虻 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 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
眺望就是回想。
重病之时整天是梦。梦见熟悉的人,熟悉的往事,也梦见陌生的人,和完全陌生的景物。偶尔醒来,窗外是无边的暗夜,是恍忽的晴空,是心里的怀疑:
谁说我没有死过? 出生以前,太阳 已无数次起落 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吞并
又以我生日的名义 卷土重来。
重病之时,寒冷的冬天里有过一个奇迹——我在梦中学会了一支歌。梦中,一群男孩和女孩齐声地唱:生生露生雪,生生雪生水,我们友谊,幸福长存。莫名其妙的歌词,闻所未闻的曲调,醒来竟还会唱,现在也还会。那些孩子,有我认识的,也有的我从未见过,他们就站在我儿时的那个院子里,轻轻地唱,轻轻地摇,四周虚暗,瑞雪霏霏。
这奇妙的歌,不知是何征兆。
懂些医道的人说好——“生生”,是说你还要活下去;“生水”嘛,肾主水,你不是肾坏了吗?那是说你的生命之水枯而未竭,或可再度丰沛。
是吗?不有些牵强? 不过,我更满意后两句:我们友谊,幸福长存。
那群如真似幻的孩子,在我昏黑的梦里翩然不去。那清明畅朗的童歌,确如生命之水,在我僵冷的身体里悠然荡漾。
妻子没日没夜地守护着我;任何时候睁开眼,都见她在我身旁。我看她,也像那群孩子中的一个。
我说:“这一回,恐怕真是要结束了。” 她说:“不会。”
我真的又活过来。太阳重又真实。昼夜更迭,重又确凿。我把梦里的情景告诉妻子,她反倒脆弱起来,待我把那支歌唱给她听,她已是泪水涟涟。
我又能摇着轮椅出去了,走上阳台,走到院子里,在早春的午后,把那几行梦中的诗句补全:
午后,如果阳光静寂 你是否能听出 往日已归去哪里? 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
在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之中 生死同一。

我和八子一起去的那家影院,叫“交道口影院”。小时候,我家附近,方圆五、六里内,只这一家影院。此生我看过的电影,多半是在那儿看的。
“上哪儿呀您?”“交道口。”或者:“您这是干嘛去?”“交道口。”在我家那一带,这样的问答已经足够了,不单问者已经明白,听见的人便都知道,被问者是去看电影的。所以,在我童年一度的印象里,交道口和电影院是同义的。记得有一回在街上,一个人问我:“小孩儿,交道口怎么走?”我指给他:“往前再往右,一座灰楼。”“灰楼?”那人不解。我说:“写着呢,老远就能看见——交道口影院。”那人笑了:“影院干嘛?我去交道口!交道口,知道不?”这下轮到我发懵了。那人着急:“好吧好吧,交道口影院,怎么走?”我再给他指一遍;心说这不结了,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醒悟:那电影院是因地处交道口而得名。
八十年代末这家电影院拆了。这差不多能算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我很少看电影了,一是票价忽然昂贵,二是有了录象和光盘,动听的说法是“家庭影院”。
但我还是怀念“交道口”,那是我的电影启蒙地。我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神秘的旅伴》,片名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我只记得一个漂亮的女人总在银幕上颠簸,神色慌张,其身型时而非常之大,以至大出银幕,时而又非常之小,小到看不清她的脸。此外就只是些破碎的光影,几张晃动的、丑陋的脸。我仰头看得劳累,大约是太近银幕之故。散场时母亲见我还睁着眼,抱起我,竟有骄傲的表情流露。回到家,她跟奶奶说:“这孩子会看电影了,一点儿都没睡。”我却深以为憾:那儿也能睡吗,怎不早说?奶奶问我:“都看见什么了?”我转而问母亲:“有人要抓那女的?”母亲大喜过望:“对呀!坏人要害小黎英。”我说:“小黎英长得真好看。”奶奶抚掌大笑道:“就怕这孩子长大了没别的出息。”
通往交道口的路,永远是一条快乐的路。那时的北京蓝天白云,细长的小街上一半是灰暗错落的屋影,一半是安闲明澈的阳光。一票在手有如节日,几个伙伴相约一路,可以玩弹球儿,可以玩“骑马打仗”。还可在沿途的老墙和院门上用粉笔画一条连续的波浪,碰上院门开着,便站到门旁的石墩上去,踮着脚尖让那波浪越过门楣,务使其毫不间断。倘若敞开的院门里均无怒吼和随后的追捕,这波浪便可一直能画到影院的台阶上。
坐在台阶上,等候影院开门,钱多的更可以买一根冰棍骄傲地嘬。大家瞪着眼看他和他的冰棍,看那冰棍迅速地小下去,必有人忍无可忍,说:“喂,开咱一口。”开者嘬也,你就要给他嘬上一口。继续又有人说了:“也开咱一口。”你当然还要给,快乐的日子里做人不能太小气。大家在灿烂的阳光下坐成一排,舒心地等候,小心地嘬——这样的时刻似乎人人都有责任感,谁也不忍一口嘬去太多。
有部反特片,《徐秋颖案件》,甚是难忘。那是我头一回看露天电影,就在我们小学的操场上。票价二分,故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家长的赞助。晚霞未落,孩子们便一群一伙地出发了,扛个小板凳,或沿途捡两块砖头,希望早早去占个好位置。天黑时,白色的银幕升起来,就挂在操场中央,月亮下面。幕前幕后都坐满了人。有一首流行歌曲怀念过这样的情景,其中一句大意是:如今再也看不到银幕背后的电影了。
那个电影着实阴森可怖,音乐一惊一乍地令人毛骨悚然,黑白的光影里总好象暗伏杀机。尤其是一个漂亮女人,举止温文尔雅,却怎么一颦一笑总显得犹疑,警惕?影片演到一半,夜风忽起,银幕飘飘抖抖更让人难料凶吉。我身上一阵阵地冷,想看又怕看,怕看但还是看着。四周树影沙沙,幕边云移月走,剧中的危惧融入夜空,仿佛满天都是凶险,风中处处阴谋。
好不容易挨到散场,八子又有建议:“咱玩抓特务吧。”我想回家。八子说不行,人少了怎么玩?月光清清亮亮,操场上只剩了几个放电影的人在收起银幕。谁当特务呢?白天会抢着当的,这会儿没人争取。特务必须独往独来,天黑得透,一个人还是怕。耗子最先有了主意:“瞧,那老头!”八子顺着她的手指看:“那老头?行,就是他!”小不点说:“没错儿,我早注意他了,电影完了他干嘛还不走?”那无辜的老头蹲在小树林边的暗影里抽烟,面目不清,烟火时明时暗。虎子说:“老东西正发暗号呢!”八子压低声音:“瞧瞧去,接暗号的是什么人?”一队人马便潜入小树林。八子说:“这哪儿行?散开!”于是散开,有的贴着墙根走,有的在地上匍匐,有的隐蔽在树后;吹一声口哨或学一声蛐蛐叫,保持联络。四处灯光不少,难说哪一盏与老头有关,如此看来就先包围了他再说吧。四面合围,一齐收紧,逼近那“老东西”。小不点眼尖,最先嗤嗤地笑起来:“虎子,那是你爷爷!”
几十年后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徐秋颖案件》是根据了一个真实故事,但“徐秋颖”跟虎子他爷爷那夜的遭遇一样,是个冤案。
模仿电影里的行动,是一切童年必有的乐事。比如现在的电影,多有拳争武斗,孩子们一招一式地学来,个个都像一方帮主。几十年前的电影呢,无非是打仗的,反特的,潜入敌营去侦察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必是胜利大反攻,咱的炮火愤怒而且猛烈,歼敌无数。因而,曾有一代少年由衷地向往那样的烽火硝烟。(“首长,让我们上前线吧,都快把人憋死了!”“怎么,着急了?放心,有你们的仗打。”)是呀,打死敌人你就是英雄,被敌人打死你就还是英雄,这可是多么值得!故而冲锋号一响,银幕上炮火横飞——一批年轻人撂倒了另一批年轻人,一些被怀念的恋人消灭了另一些被怀念的恋人——场内立刻一片欢腾。是嘛,少男少女们花钱买票是为什么来的?开心,兴奋,自由欢叫,激情涌泄。这让我想通了如今的“追星族”。少年狂热古今无异,给他个偶像他就发烧,终于烧到哪儿去就不好说。比如我们这一代,忽然间就烧进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革命了,造反了,大批判了,电影是没的看了,电影院全关张了,电影统统地有问题了。电影厂也不再神秘,敞开大门,有请各位帮忙造反。有一回去北影看大字报,发现昔日的偶像都成了“黑帮”,看来看去心里怪怪的。“黄世仁”和“穆仁智”一类倒也罢了,可“洪常青”和“许云峰”等等怎么回事?一旦弯在台上挨斗,可还是那般大义凛然?明白明白,要把演员和角色择开,但是明白归明白,心里还是怪怪的。
电影院关张了几年,忽有好消息传来:要演《列宁在十月》了,要演《列宁在一九一八》了。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又响了,这一回给咱送来了什么?人们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复习里面的台词,一遍遍欣赏其中的芭蕾舞片断(多短的裙子和多美的其他),一遍遍凝神屏气看瓦西里夫妇亲吻(这两口子胆儿可真大)。在我的印象里,就从这时,国人的审美立场发生着动摇,竭力在炮火狼烟中拾捡温情,在一个执意不肯忘记仇恨的年代里思慕着爱恋。
《艳阳天》是停顿了若干后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片。该片上演时我已坐上轮椅,而且正打算写点什么。票很难买,电影院门前彻夜有人排队。托了人,总算买到一张票,我记得清楚,是早场5点多的,其它场次要有更强大的“后门”。
还是交道口,还是那条路,沿途的老墙上仍有粉笔画的波浪,真可谓代代相传。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辆轮椅,是父亲淘换了几根钢管回来求人给焊的,结构不很合理,前轮总不大灵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因为那是一条永远快乐的路吗?)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惟矇眬地都怀着希望。她把我推进电影院,安顿好,然后回家。谢天谢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运总算有怜恤她的时候——交道口离我家不远,她只需送我来,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过几年,有了所谓“内部电影”。据说这类电影“四人邦”时就有,惟内部得更为严格。现在略有松动。初时百姓不知,见夜色中开来些大、小轿车,纷纷在剧场前就位,跳出来的人们神态庄重,黑压压地步入剧场,百姓还以为是开什么要紧的会。内部者,即级别够高、立场够稳、批判能力够强、为各种颜色都难毒倒的一类。再就是内部的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东洋西洋的都有,据说运气好还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据说又有洁版和全版之分,这要视内部的级别高低而定。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呀——检票员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员没办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难免也有其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国人民就都有机会当一、两回内部,消息于是不径而走。再有这类放映时,剧场前就比较沸腾,比较火爆,也不知从哪儿涌出来这么多的内部和外部!广大青年们尤其想:裸体!难道不是我们看了比你们看了更有作用?有那么一段不太长久的时期,一张内部电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领的证明。
“内部电影”风风火火了一阵子之后,有人也送了我一张票。“啥名儿?”“没准儿,反正是内部的。”无风的夏夜,树叶不动,我摇了轮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内部电影。从雍和宫到那个内部礼堂,摇了一个多钟头,沿街都是乘凉的人群。那时我身体真好,再摇个把钟头也行。然而那礼堂的台阶却高,十好几层,我喘吁吁地停车阶下,仰望阶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来了,便硬着头皮喊那个检票人——请他从台阶上下来,求他帮忙想想办法让我进去。检票人听了半天,跑回去叫来一个领导。领导看看我:“下不来?”我说是。领导转身就走,甩下一句话:“公安局有规定,任何车辆不准入内。”倒是那个检票人不时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我没做太多争取。我不想多做争辩。这样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预料。只不过碰碰运气。若非内部电影,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碰运气。不过呢,来一趟也好,家里更是闷热难熬。况且还能看看内部电影之盛况,以往只是听说。这算不算体验生活?算不算深入实际?我退到路边,买根冰棍坐在树影里瞧。于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见我来了就打开太平门任我驱车直入——太平门前没有台阶。可惜那儿也没有内部电影,那儿是外部。那儿新来了个小伙子,姓项,那儿的人都叫他小项。奇怪小项怎么头一回见我就说:“嘿哥们儿,也写部电影吧,咱们瞧瞧。”
小项不知现在何方。
小项猜对了。小项那样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那完全是因为柳青的鼓励。柳青,就是长影那个导演。第一次她来看我就对我说:“干嘛你不写点什么?”她说中了我的心思,但是电影,谁都能写吗?以后柳青常来看我,三番五次地总对我说:“小说,或者电影,我看你真的应该写点什么。”既然一位专业人士对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开始写了。既然对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导演,我便从电影剧本开始。尤其那时,我正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经常就有一对暂时的恋人并步而行。暂时,是明确的,而暂时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诉别人,也避免告诉自己。但是暂时,只说明时间,不说明品质,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爱恋,因其暂时而更珍贵。在幽暗的剧场里他们挨得很紧,看那辉煌的银幕时,他们复习着一致的梦想:有一天,在那儿,银幕上,编剧二字之后,“是你的名字”——她说;“是呀但愿”——我想。
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之时,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暂时。我独自看那“编剧”后面的三个字,早已懂得:有为,与爱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但暂时,亦可在心中长久,而写作,却永远地不能与爱情无关。

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我正上二年级。小学,都是女老师多,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退了色的军装;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其实不是,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
因为那身军装,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您今年三十几?”或者:“有四十吗,您?”甚至:“您面老,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对此B老师一概微笑作答,不予纠正。
他教我们美术、书法,后来又教历史。大概是因为年轻,且多才多艺,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我记得,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孩子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表扬与批评”,以及从书上摘来的“雷锋日记”,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籽,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籽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象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您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一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B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退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估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雷锋,他好象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半点。
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他坐办公桌前看书,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
“G老师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故这“欸”字拐了一个弯。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她家搬北京来了?” B老师笑了,抬眼看我:“她结婚了。”
G老师结婚了?跟谁?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 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这就完了?就这么简单?那,B老师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师说:“板报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娶了个农村妇女。
“生活嘛,当然是不富裕,俩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
“不过呢,还过得去。”
“其实呀,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谈了好几年,后来散了。”
“为什么?咳,还说呢!人家没嫌弃他,他倒嫌弃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他是指孩子,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长得也好,大学毕业。人家瞧上了你,你倒还有条件了!”
“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时哭得呀……”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说出身有什么关系?你出身好?”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嘛不娶她?”
“B老师呀,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要我说呀,他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几辈子的贫农,可是没文化,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能有多少话说?”
“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大伙有时候说起那姑娘,他就躲开。”
“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老婆对他挺好,一儿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区里的,市里的。”
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那身军装已经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确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年代。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冲他喊:“B鸡脖,上课啦!”他和颜悦色地说:“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B老师劝住我:“咳没事,这算什么?”
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的确良”换成一件T恤衫,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这一回,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
“B校长,该走了!”有人催他。 “有个会,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车,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开会的那个老师跟我闲聊。 “B校长入党了,知道吗?”
“怎么,他才入党呀?”在我的印象里B老师早就是党员了。
“是呀,想入党想了一辈子。B校长,好人哪!可世界找不着这么好的人!”
那老师说罢背起手,来回踱步,看天,看地,脸上轮换着有嘲笑和苦笑。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问:“怎么了?”
“怎么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赶上长工资!” “那怎么了,好事呀?”
“可名额有限,群众评选。你说现在这事儿邪不邪?有人说你老B既然入了党还长什么工资?你不能两样儿全占着……”
这老师有点神经质,话没说完时已然转身撤步,招呼也不打,惟远远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
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
有一天大雾迷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一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玉,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威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地投靠这一处静地。
一进园门,心便安稳。有一条界线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浑厚。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人便不那么慌张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看清楚,每一丝风飞叶动,每一缕愤懑和妄想,盼念与惶茫,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看明白。
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
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荒旷。一个无措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
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儿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声,如空谷回音。
谁?谁还能怎样?我,我自己。
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惟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确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
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其汉译本实在是有些坷坷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我不是学者,读不了罗兰?巴特的法文原著应当不算是玩忽职守。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条蛇的诱惑,以及生命自古而今对意义不息的询问。譬如那两片无花果叶的遮蔽,以及人类以爱情的名义、自古而今的相互寻找。譬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以及万千心魂自古而今所祈盼着的团圆。
“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得干净,只在形而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儿,倘此时灵机一闪,笑遇荒诞,恍然间记起了比如说罗伯-格里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凭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地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
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倘只是炫耀祖宗的光荣,弃心魂一向的困惑于不问,岂不还是阿Q的传统?倘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它就不要嘲笑喧嚣,它已经加入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它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它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份名单,把大家排比得就像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被排者争风吃醋,排者乘机拿走的是权力。可以玩味的是,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坛还要醒悟得晚些。
这又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他凭什么让人害怕?他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地排一排座次,他凭空地就有了权力。“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第十跟谁好”和“我不跟谁好”,于是,欢欣者欢欣地追随他,苦闷者苦闷着还是去追随他。我记得,那是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中恐惧的来源,是我的一次写作的零度。生命的恐惧或疑难,在原本干干净净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计谋;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计谋,是阿谀。但恐惧并未因此消散,疑难却因此更加疑难。我还记得我抱着那只用于阿谀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计谋,在夕阳和晚风中回家的情景……那又是一次写作的零度。零度,并不只有一次。每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祈盼,你就回到了零度。一次次回到那儿正如一次次走进地坛,一次次投靠安静,走回到生命的起点,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儿?是否已经偏离亚当和夏娃相互寻找的方向?
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人呢?名人,强人,人物。可你看地坛,它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五百年,安静了;安静得草木葳蕤,生气盎然。土地,要你气熏烟蒸地去恭维它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疯话。再看那些老柏树,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过它们的坚强,但在想念里,我看见万物的美德更在于柔弱。“坚强”,你想吧,希特勒也会赞成。世间的语汇,可有什么会是强梁所拒?只有“柔弱”。柔弱是爱者的独信。柔弱不是软弱,软弱通常都装扮得强大,走到台前骂人,退回幕后出汗。柔弱,是信者仰慕神恩的心情,静聆神命的姿态。想想看,倘那老柏树无风自摇岂不可怕?要是野草长得比树还高,八成是发生了核泄漏——听说契尔诺贝利附近有这现象。
我曾写过“设若有一位园神”这样的话,现在想,就是那些老柏树吧;千百年中,它们看风看雨,看日行月走人世更迭,浓荫中惟供奉了所有的记忆,随时提醒着你悠远的梦想。
但要是“爱”也喧嚣,“美”也招摇,“真诚”沦为一句时髦的广告,那怎么办?惟柔弱是爱愿的识别,正如放弃是喧嚣的解剂。人一活脱便要嚣张,天生的这么一种动物。这动物适合在地坛放养些时日——我是说当年的地坛。
回望地坛,回望它的安静,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重新铺开一张纸吧。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把一切污浊、畸形、歧路,重新放回到那儿去检查,勿使伪劣的心魂流布。
有人跟我说,曾去地坛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与地坛》去那儿寻找安静。可一来呢,我搬家搬得离地坛远了,不常去了。二来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发现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里挥霍光阴,曾屡屡地有过怀疑: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2002年5月13日《记忆与印象-2》(12篇,约42000字)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