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故事,第二部分

那些天珊珊一直在跳舞。那是暑假的末尾,她说一开学就要表演这个节目。
晌午,院子里很静。各家各户上班的人都走了,不上班的人在屋里伴着自己的鼾声。珊珊换上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吱呀”一声推开她家屋门,走到老海棠树下,摆一个姿势,然后轻轻起舞。
“吱呀”一声我也从屋里溜出来。 “干什么你?”珊珊停下舞步。 “不干什么。”
我煞有介事地在院子里看一圈,然后在南房的阴凉里坐下。
海棠树下,西蕃莲开得正旺,草茉莉和夜来香无奈地等候着傍晚。蝉声很远,近处是“嗡嗡”的蜂鸣,是盛夏的热浪,是珊珊的喘息。她一会儿跳进阳光,白色的衣裙灿烂耀眼,一会跳进树影,纷乱的图案在她身上漂移、游动;舞步轻盈,丝毫也不惊动海棠树上入睡的蜻蜓。我知道她高兴我看她跳,跳到满意时她瞥我一眼,说:“去!”——既高兴我看她,又说“去”,女孩子真是搞不清楚。
我仰头去看树上的蜻蜓,一只又一只,翅膀微垂,睡态安详。其中一只通体乌黑,是难得的“老膏药”。我正想着怎么去捉它,珊珊喘吁吁地冲我喊:“嘿快,快看哪你,就要到了。”
她开始旋转,旋转进明亮,又旋转得满身树影纷乱,闭上眼睛仿佛享受,或者期待,她知道接下来的动作会赢得喝彩。她转得越来越快,连衣裙像降落伞一样张开,飞旋飘舞,紧跟着一蹲,裙裾铺开在海棠树下,圆圆的一大片雪白,一大片闪烁的图案。
“嘿,芭蕾舞!”我说。 “笨死你,”她说,“这是芭蕾舞呀?”
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就是芭蕾舞,而且我听得出珊珊其实喜欢我这样说。在一个九岁的男孩看来,芭蕾并非一个舞种,芭蕾就是这样一种动作——旋转,旋转,不停地旋转,让裙子飞起来。那年我可能九岁。如果我九岁,珊珊就是十岁。
又是“吱呀”一声,小恒家的屋门开了一条缝,小恒蹑手蹑脚地钻出来。
“有蜻蜓吗?” “多着呢!”
小恒屁也不懂,光知道蜻蜓,他甚至都没注意珊珊在干嘛。
“都什么呀?”小恒一味地往树上看。 “至少有一只‘老膏药’!” “是吗?”
小恒又钻回屋里,出来时得意地举着一小团面筋。于是我们就去捉蜻蜓了。一根竹杆,顶端放上那团面筋,竹杆慢慢升上去,对准“老膏药”,接近它时要快要准,要一下子把它粘住。然而可惜,“老膏药”聪明透顶,珊珊跳得如火如荼它且不醒,我的手稍稍一抖它就知道,立刻飞得无影无踪。珊珊幸灾乐祸。珊珊让我们滚开。
“要不看你就滚一边儿去,到时候我还得上台哪,是正式演出。”
她说的是“你”,不是“你们”,这话听来怎么让我飘飘然有些欣慰呢?不过我们不走,这地方又不单是你家的!那天也怪,老海棠树上的蜻蜓特别多。珊珊只好自己走开。珊珊到大门洞里去跳,把院门关上。我偶尔朝那儿望一眼,门洞里幽幽暗暗,看不清珊珊高兴还是生气,惟一缕无声的雪白飘上飘下,忽东忽西。
那个中午出奇地安静。我和小恒全神贯注于树上的蜻蜓。
忽然,一声尖叫,随即我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了的味。只见珊珊飞似地往家里跑,然后是她的哭声。我跟进去。床上一块黑色的烙铁印,冒着烟。院子里的人都醒了,都跑来看。掀开床单,褥子也糊了,揭开褥子,毡子也黑了。有人赶紧舀一碗水泼在床上。
“熨什么呢你呀?” “裙子,我的连……连衣裙都绉了,”珊珊抽咽着说。
“咳,熨完就忘了把烙铁拿开了,是不是?”
珊珊点头,眼巴巴地望着众人,期待或可有什么解救的办法。
“没事儿你可熨它干嘛?你还不会呀!” “一开学我……我就得演出了。”
“不行了,褥子也许还凑合用,这床单算是完了。” 珊珊立刻嚎啕。
“别哭了,哭也没用了。” “不怕,回来跟你阿姨说清楚,先给她认个错儿。”
“不哭了珊珊,不哭了,等你阿姨回来我们大伙帮你说说。”
可是谁都明白,珊珊是躲不过一顿好打了。
这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故事。“阿姨”者,珊珊的继母。
珊珊才到这个家一年多。此前好久,就有个又高又肥的秃顶男人总来缠着那个“阿姨”。说缠着,是因为总听见他们在吵架,一宿一宿地吵,吵得院子里的人都睡不好觉。可是,吵着吵着忽然又听说他们要结婚了。这男人就是珊珊的父亲。这男人,听说还是个什么长。这男人我不说他胖而说他肥,是因他实在并不太胖,但在夏夜,他摆两条赤腿在树下乘凉,粉白的肉颤呀颤的,小恒说“就像肉冻”,你自然会想起肥。据说珊珊一年多前离开的,也是继母。离开继母的家,珊珊本来高兴,谁料又来到一个继母的家。我问奶奶:“她亲妈呢?”奶奶说:“小孩儿,甭打听。”“她亲妈死了吗?”“谁说?”“那她干嘛不去找她亲妈?”“你可不许去问珊珊,听见没?”“怎么了?”“要问,我打你。”我嘻皮笑脸,知道奶奶不会打。“你要是问,珊珊可就又得挨打了。”这一说管用,我想那可真是不能问了。我想珊珊的亲妈一定是死了,不然她干嘛不来找珊珊呢?
草茉莉开了。夜来香也开了。满院子香风阵阵。下班的人陆续地回来了。炝锅声、炒菜声就像传染,一家挨一家地整个院子都热闹起来。这时有人想起了珊珊。“珊珊呢?”珊珊家烟火未动,门上一把锁。“也不添火也不做饭,这孩子哪儿去了?”“坏了,八成是怕挨打,跑了。”“跑了?她能上哪儿去呢?”“她跟谁说过什么没有?”众人议论纷纷。我看他们既有担心,又有一丝快意——给那个所谓“阿姨”点颜色看,让那个亲爹也上点心吧!
奶奶跑回来问我:“珊珊上哪儿了你知道不?” “我看她是找她亲妈去了。”
众人都来围着我问:“她跟你说了?”“她是这么跟你说的吗?”“她上哪儿去找她亲妈,她说了吗?”
“要是我,我就去找我亲妈。” 奶奶喊:“别瞎说!你倒是知不知道她上哪儿了?”
我摇头。 小恒说看见她买菜去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买菜去了?”
“她天天都去买菜。” 我说:“你屁都不懂!”
众人纷纷叹气,又纷纷到院门外去张望,到菜站去问,在附近的胡同里喊。
我也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去喊珊珊。走过老庙。走过小树林。走过轰轰隆隆的建筑工地。走过护城河,到了城墙边。没有珊珊,没有她的影子。我爬上城墙,喊她,我想这一下她总该听见了。但是晚霞淡下去,只有晚风从城墙外吹过来。不过,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下了城墙往回跑,我相信我这个想法一定不会错。我使劲跑,跑过护城河,跑过工地,跑过树林,跑过老庙,跑过一条又一条胡同,我知道珊珊会上哪儿,我相信没错她肯定在那儿。
小学校。对了,她果然在那儿。
操场上空空旷旷,操场旁一点雪白。珊珊坐在花坛边,抱着肩,蜷起腿,下巴搁在膝盖上,晚风吹动她的裙裾。
“珊珊,”我叫她。 珊珊毫无反应。也许她没听见? “珊珊,我猜你就在这儿。”
我肯定她听见了。我离她远远地坐下来。
四周有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蝉鸣却是更加地热烈。 我说:“珊珊,回家吧。”
可我还是不敢走近她。我看这时候谁也不敢走近她。就连她的“阿姨”也不敢。就连她亲爹也不敢。我看只有她的亲妈能走近她。
“珊珊,大伙都在找你哪。”
在我的印象里,珊珊站起来,走到操场中央,摆一个姿势,翩翩起舞。
四周已是万家灯火。四周的嘈杂围绕着操场上的寂静、空旷,还有昏暗,惟一缕白裙鲜明,忽东忽西,飞旋、飘舞……
“珊珊回去吧。”“珊珊你跳得够好了。”“离开学还有好几天哪珊珊你就先回去吧。”我心里这样说着,但是我不敢打断她。
月亮爬上来,照耀着白色的珊珊,照耀她不停歇的舞步;月光下的操场如同一个巨大的舞台。在我的愿望里,也许,珊珊你就这么尽情尽意地跳吧,别回去,永远也不回去,但你要跳得开心些,别这么伤感,别这么忧愁,也别害怕。你用不着害怕呀珊珊,因为,因为再过几天你就要上台去表演这个节目了,是正式的……
但是结尾,是这个故事最为悲惨的地方:那夜珊珊回到家,仍没能躲过一顿暴打。而她不能不回去,不能不回到那个继母的家。因为她无处可去。
因而在我永远的童年里,那个名叫珊珊的女孩一直都在跳舞。那件雪白的连衣裙已经熨好了,雪白的珊珊所以能够飘转进明亮,飘转进幽暗,飘转进遍地树影或是满天星光……这一段童年似乎永远都不会长大,因为不管何年何月,这世上总是有着无处可去的童年。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1972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惟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57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哀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象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惟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衷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障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致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岐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地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惟加倍地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1973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依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得承认,这话说得很有些道理。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没插过队,否则他不会说“只是因为”。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
我常默默地去想,终于想不清楚。
夜里就又作梦:无边的黄土连着天。起伏绵延的山群,象一只只巨大的恐龙伏卧着,用光秃秃的脊背没日没夜地驮着落日、驮着星光。河水吃够了泥土,流得沉重、艰辛。只在半崖上默默地生着几丛葛针、狼牙刺,也都蒙满黄尘。天地沉寂,原始一样的荒凉……忽然,不知是从哪儿,缓缓地响起了歌声,仿佛是从深深的峡谷里,也象是从天上,“咿哟哟——哟嗬——”听不清唱的什么。于是贫瘠的土地上有深褐色的犁迹在走,在伸长;镢头的闪光在山背洼里一落一扬;人的脊背和牛的脊背在血红的太阳里蠕动;山风把那断断续续的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咿呀咳——哟喂——”还是听不清唱些什么,也雄浑,也缠绵,辽远而哀壮……
又梦见一群少男少女在高原上走,偶尔有人停下来弯腰捡些什么,又直起腰来继续走,又有人弯腰捡起些什么,大家都停步看一阵,又继续走,村里的钟声便“当当当”地响起来……
前不久仲伟带着他四岁的女儿来我家,碰巧金涛也来了,带着儿子。金涛的儿子三岁多。孩子和孩子一见面就熟起来,屋里屋外地跑,尖声叫,一会哭了一个,一会又都笑,让人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点。去插队的时候我们也还都是孩子,十七岁,有的还不到。后来两个孩子趴在床上翻我的旧像册,翻着翻着嚷起来:“这是我爸爸在陕北!”
“的是我爸爸带清平湾!”“叔叔,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女孩子说。男孩子也说:“叔叔,的道当片我们家也有。”“看,黄土高原。”“才不是呢,的是山!”“也是山,也是黄土高原!这些山都是水冲出来的,把挺平挺平的高原冲成这样的……”
仲伟满意地看着他的女儿。
男孩子感到自己处于劣势,一把夺过像册去:“我爸爸带插过队!”
“我爸爸也在那儿插过队。”毕竟姑娘脾气好。
“你爸爸旦队?”金涛说他儿子从来不懂什么叫没话说,就是有点大舌头。
小姑娘转过脸去询问般地看着她的爸爸。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评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得失功过了。也许,这不是我们这辈人的事。后人会比我们看得清楚(譬如眼前这个小姑娘),会给出一个冷静的判断,不象我们带了那么多感情……
我、仲伟、金涛也都凑过去看那些旧照片。
有一张是:十个头上裹了白羊肚手巾的小伙子。还有一张:十个穿着又肥又大的破制服的姑娘。这就是我们一块在清平湾插队的二十个人。背景都是光秃秃的山梁、山峁、冒着炊烟的窑洞,村前那条没不了膝的河。金涛和李卓坐在麦垛上。仲伟一本正经扛着老镢站在河滩里。袁小彬一条腿蹬在磨盘上,身旁卧着“玩主”。“玩主”是我们养的狗。数我照得浪漫些,抱着我的牛犊子。
那牛犊子才出世四天,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回清平湾去,我估计我那群牛中最可能还活着的就是它,我向老乡问起,人们说那牛也老了,年昔牵到集上卖了。
可惜的是,竟没有一张男女生全体的合影。——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刚刚不吵架了,刚刚有了和解的趋势,就匆匆地分手了,各奔东西。那时我们二十一、二岁。那张全体女生的合影,还是两年前我见到沈梦苹时跟她要的。她说:“那时候刘溪几次说,男女生应该一起照张像。”我说:“那你们干嘛不早说?”她说谁敢跟你们男生说呀。
我说:”恐怕不是不敢,是怕丢了你们女生的威风。“
她就笑,说:“真的,是不敢。”“现在敢了?”“现在晚了。”
“不知道谁怕谁呢。”“谁怕谁也晚了。”
那条河叫清平河,那道川叫清平川,我们的村子叫清平湾。几十户人家,几十眼窑洞,坐落在山腰。清平河在山前转弯东去,七、八十里到了县城,再几十里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岸边陡岩峭壁,细小的清平河水在那儿注入了黄河。黄河,自然是宽阔得多也壮伟得多。
我们那二十个人如今再难聚到一起了。有在河北的,有在湖南的,有的留在了陕西。两个人出了国,李卓在芝加哥,徐悦悦也在美国。
多数又回到北京,差不多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各自忙着一摊事。偶尔碰上,学理工的,学文史的,学农林的,学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干什么的都有,共同的话题倒少了。唯一提起插队,大家兴致就都高。
“那时候真该多照些照片。” “那会儿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光想革命了。”
“还有饿!” “还有把后沟里的果树砍了造田。”
“用破裤子去换烟抽,这位老兄的首创。” “不要这样嘛,没有你?”
“饿着肚子抽烟,他妈越抽越饿……”
话多起来,比手划脚起来,坐着的站起来,站着的满屋子转开,说得兴奋了也许就一仰在床上躺下,脚丫子翘上桌,都没了。
规矩,仿佛又都回到窑洞里。反复说起那些往事,平淡甚至琐碎,却又说到很晚很晚。直到哪位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众人就纷纷看表,起立,告辞,说是不得了,老婆要发火了。

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里,只小恒和我两个男孩。我大小恒四岁,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小,所以小恒总是追在我屁股后头,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学,住校,小恒平时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间;她们踢毽他也踢毽,她们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们用玻璃丝编花,小恒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她们不如还是玩些别的。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小恒无论正跟女孩们玩着什么,必立即退出,并顺便表现一下男子汉的优越:“咳这帮女的,真笨!”女孩们当然就恨恨骂,威胁说:“小恒你等着,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谁玩!”小恒已经不顾,兴奋地追在我身后,汇报似地把本周院里院外的“新闻”向我细说一遍。比如谁家的猫丢了,可同时谁家又飘出炖猫肉的香味。我说:“炖猫肉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吗?”小恒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又说起谁家的山墙前天夜里塌了,幸亏是往外塌的,差一点就往里塌,那样的话这家人就全完了。我说:“怎么看出差一点就往里塌呢?”小恒再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也跳过去,又说起某某的爷爷前几天死了,有个算命的算得那叫准,说那老头要是能挺到开春就是奇迹,否则一定熬不过这个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恒挠着后脑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恒长白白净净,秀气得像个女孩。小恒妈却丑,脸又黑。邻居们猜小恒一定是像父亲,但谁也没见过他父亲。邻居中曾有人问过:“小恒爸在哪儿工作?”小恒妈罗里罗嗦,顾左右而言它。这事促成邻居们长久的怀疑和想象。
小恒妈不识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张汇票按时寄到,她所以认得自己的姓名;认得,但不会写,看样子也没打算会写,凡需签名时她一律用图章。那图章受到邻居们普遍的好评——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镶嵌。有回碰巧让个退休的珠宝商看见,老先生举着放大镜瞅半天,神情渐渐肃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图章的主人,肃然间又浮出几分诧异,然后恭恭敬敬把图章交还小恒妈,说:“您可千万收好了。”
小恒妈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扫盲课,老师问:“锄禾日当午,下一句什么?”小恒妈抢着说:“什么什么什么土。”“谁知盘中餐?”“什么什么什么苦。”又一回街道开会,主任问她:“‘三要四不要’(一个卫生方面的口号)都是什么?”小恒妈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说:“一条就行。”小恒妈道:“晚上要早睡觉。”主任忍住笑再问:“那,不要什么呢?”“不要夹塞儿,要排队。”
1966年春,大约就在小恒妈规规矩矩排队购物之时,文化革命已悄悄走近。我们学校最先闹起来,在教室里辩论,在食堂里辩论,在操场上辩论——清华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义?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清华附中从来就没走错过半步社会主义。辩论未果,6月,正要期末考试,北大出事了,北大确凿是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停课,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一路兴高采烈——既不用考试了,又将迎来暴风雨的考验!末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里渐渐地郁闷——看来我是修正主义“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也似无可非议。唉唉!暴风雨呀暴风雨,从小就盼你,怎么你来了我却弄成这样?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他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9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他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份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呆,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了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惟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惟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是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荫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到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颤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