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故事,记忆与印象

“庄子哎——!回家吃饭嘞——!”我记得,一听见庄子的妈这样喊,处处的路灯就要亮了。很多年前,天一擦黑,这喊声必在我们那条小街上飘扬,或三五声即告有效,或者就要从小街中央一直飘向尽头,一声声再回来,飘向另一端。后一种情况多些,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围坐在饭桌前,免不了就有人叹笑:瞧这庄子,多叫人劳神!有文化的人说:庄子嘛,逍遥游,等着咱这街上出圣人吧。不过此庄子与彼庄子毫无牵连,彼庄子的“子”读重音,此庄子的“子”发轻声。此庄子大名六庄。据说他爹善麻将,生他时牌局正酣,这夜他爹手气好,一口气已连坐五庄,此时有人来报:“道喜啦,带把儿的,起个名吧。”他爹摸起一张牌,在鼻前闻闻,说一声:“好,要的就是你!”话音未落把牌翻开,自摸和!六庄因而得名。
庄子上边俩哥俩姐。听说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跟着自己的母亲住在别处。就是说,庄子他爹有俩老婆——旧社会的产物,但解放后总也不能丢了哪个不管。俩老婆生下一大群孩子。庄子他爹一个普通职员,想必原来是有些家底的,否则敢养这么多?后来不行了,家底渐渐耗尽了吧,庄子的妈——三婶,街坊邻居都这么叫她——便到处给人做保姆。
我不记得见过庄子的父亲,他住在另外那个家。三婶整天在别人家忙活,也不大顾得上几个孩子,庄子所以有了自由自在的童年。哥姐们都上学去了,他独自东游西逛。庄子长得俊,跟几个哥姐都不像。街坊邻居说不上多么喜欢他,但庄子绝不讨人烦,他走到谁家就乐呵呵地在谁家玩得踏实,人家有什么活他也跟着忙,扫地,浇花,甚至上杂货铺帮人家买趟东西。人家要是说“该回家啦庄子,你妈找不着你该担心了”,他就离开,但不回家,唱唱跳跳继续他的逍遥游。小时候庄子不惹事,生性腼腆,懂规矩。三婶在谁家忙,他一个人玩腻了就到那家院门前朝里望,故意弄出一些声响;那家人叫他进来,他就跑。三婶说“甭理他,冻不着饿不着的没事儿”,但还是不断朝庄子跑去的方向望。那家人要是说“庄子哎快过来,看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庄子跑走一会儿就还回来,回来还是扒着院门朝里望,故意弄出些响声。倘那家人是诚心诚意要犒赏他,比如说抓一把糖给他,庄子便红了脸,一边说着“不要,我们家有”,一边把目光转向三婶。三婶说“拿着吧,边儿吃去,别再来讨厌了啊”,庄子就赶紧揪起衣襟,或撑开衣兜。有一回人家故意逗他:“不是你们家有吗,有了还要?”谁料庄子脸上一下子煞白,揪紧衣襟的手慢慢松开,愣了一会儿,扭头跑去再没回来。
庄子比我小好几岁,他上了小学我已经上中学;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每星期回家一天,不常看见他了。然后是文革,然后是插队。
插队第一年冬天回北京,在电影院门前碰见了庄子。其时他已经长到跟我差不多高了,一身正宗“国防绿”军装,一辆锰钢车,脚上是白色“回力”鞋,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狂,份儿。“份儿”的意思,大概就是有身分吧。我还没认出他,他先叫我了。我一愣,不由地问:“哪儿混的这套行头?”他“咳”一声,岔开话茬:“买上票了?”我说人忒多,算了吧。正在上演的是《列宁在1918》,里面有几个《天鹅湖》中的镜头,引得年轻人一遍一遍地看,票于是难买。据说有人竟看到八遍,到后来不看别的,只看那几个镜头;估摸“小天鹅”快出来了才进场,举了相机等着,一俟美丽的大腿勾魂摄魄地伸展,黑暗中便是一片“嘎哩咔嚓”按动快门的声音。对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这算得人体美的启蒙一课。庄子又问:“要几张?”我说:“你有富余的?”他摇摇头:“要就买呗。”我说:“谁挤得上去谁买吧,我还是拉倒。”庄子说:“用得着咱挤吗?等那群小子挤上了帮你买几张不得了?”“哪群小子?”庄子朝售票口那边扬了扬下巴:“都是哥们儿的人。”售票口前正有一群“国防绿”横拥竖挤吆三喝四,我明白了,庄子是他们的头儿。我不由得再打量他,未来的庄子绝非蛮壮鲁莽的一类,当是英武、风流、有勇有谋的人物。“怎么着,没事跟咱们一块玩玩儿去?”他说。我没接茬,但我懂,这“玩玩”必是有异性参与的,或是要谋求异性参与的。
插队三年,又住了一年多医院,两条腿彻底结束了行程,我坐着轮椅再回到那条小街上,其时庄子正上高中。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在家呆了些日子就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那小工厂的事我不止一次写过:三间破旧的老屋里,一群老太太和几个残疾人整天趴在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画山水楼台,画花鸟鱼虫,画才子佳人,干一天挣一天的钱。我先是一天八毛,后来长到一块。
老屋里阴暗潮湿,我们常坐到屋前的空地上去干活。某日庄子上学从那小工厂门前过,看见我,已经走过去了又调头回来,扶着我的轮椅叹道:“甭说了哥,这可真他妈不讲理。”确实是甭说了,我无言以答。庄子又说:“找他们去,不能这么就算完了吧?”“都找了,劳动局、知青办,没用。”“操!丫怎么说?”“人家说全须儿全尾儿的还管不过来呢。”“哥,咱打丫的你说行不行?”我说:“你先上学去吧,回头晚了。”他说:“什么晚不晚的,那也叫上学?”大概那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时候。庄子挨着我坐下,从书包里摸出一包“大中华”。我说:“你小子敢抽这个?”他说:“人家给的,就两根儿了,正好。”我停下手里的活,陪他把烟抽完。烟缕随风飘散,我不记得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后来他站起来,把烟屁一捻,一弹,弹上屋顶,说一声“谁欺负你,哥,你说话”,跳上自行车急慌慌地走了。
庄子走后,有个影子一歪一拧地凑过来,是粘鱼。粘鱼的大名叫得挺古雅,可惜记不得了,总之那样的名字后头若不跟着“先生”二字,似乎这名字就还没完。粘鱼——这外号起得贴切,他拄着根拐杖四处流窜,影子似的总给人捉不住的感觉,而且此人好崇拜,他要是戴敬谁就整天在谁身边絮叨个没完,粘得很。
粘鱼说:“怎么着哥们儿,你也认识庄子?”我说是,多年的邻居,“你也认识他?”粘鱼一脸的自豪:“那是,我们哥俩深了。再说了,这一带你打听打听去,庄子!谁不知道?”我问为什么?他踢踢庄子刚才扔掉的烟盒说:“瞧见没有,什么烟?”我心里一惊:“怎么,庄子他……拿人东西?”“我操,哥们儿你丫想哪儿去了?庄子可不干那事。拂爷见了庄子,全他妈尿!”“怎么呢?”“这我不能跟你说。”不说拉倒,我故意埋头干活。我知道粘鱼忍不住,不一会他又凑过来:“狂不狂看米黄,瞅见庄子穿的什么裤子没?米黄的毛哔叽!哪儿来的?”“哪儿来的?”“这我不能告诉你。”“不说就一边儿去!”“嘿别,别介呀。其实告诉你也没事,你跟庄子也是哥们儿,甭老跟别人说就行。”“快说!”“你想呀,三婶哪儿有钱给他买这个?拂爷那儿来的。操你丫真他妈老外!这么说吧,拂爷的钱反正也不是好来的,懂了吧?”我还是没太懂,拂爷的钱凭什么给庄子?“庄子给他们戳着。”“戳着?”“就是帮他们打架。”“跟谁打,警察?”“哥们儿存心是不?不跟你丫说了。”“那你说跟谁打?”“拂爷一个个①头日脑的,想吃他们的人多了。比方说你是拂爷……”“你才是哪!”“操,你丫怎恁爱急呀?我是说比方!比方你是个拂爷,要是有人欺负你跟你要钱呢?不是吹的,你提提庄子的大名就全齐了。”“你是说六庄?”“那还有假?谁不服?不服就找地方儿练练。”“庄子,他能打架?”粘鱼又是一脸的不屑:“那是!”“没听说他有什么功夫呀?”“咳,俗话说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真是看不出来,庄子小时候蔫儿着呢。”“操你丫老说小时候干嘛?小时候你丫知道你丫现在这下场吗?”“我说你嘴里干净点行不?”“我操,我他妈说什么了?”“听着,粘鱼,你的话我信不信还两说着呢。”“嘿,不信你看看庄子脑袋去,这儿,还有这儿,一共七针,不信你问问他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算了,反正你丫也不信。”“说!”“跟大砖打架留下的。”“大砖是谁?”“唉,看来真得给你丫上一课了。哥们儿什么烟?”“‘北海’的。”“别噎死谁,你丫留着自格儿抽吧。”粘鱼点起一支“香山”。
据粘鱼说,庄子跟大砖在护城河边打过一架。他说:“大砖那孙子不是东西,要我也得跟丫磕。”据粘鱼说,大砖曾四处散布,说庄子那身军装不是自己家的,是花钱跟别人买的,庄子他妈给人当保姆,他们家怎么可能有四个兜的军装?大砖说花钱买的算个屁呀,小市民,假狂!这话传到了庄子耳朵里,粘鱼说庄子听了满脸煞白,转身就找大砖约架去了。大砖自然不能示弱,这种时候一①,一世威名就全完了。粘鱼说:“那时候大砖可比庄子有名,丫一米八六,又高又奘,手倍儿黑。”据他说,那天双方在护城河边拉开了阵势,天下着雨,大伙等了一阵子,可那雨邪了,越下越大。大砖说:“怎么着,要不改个日子?”庄子说:“甭,下刀子也是今儿!”于是两边的人各自退后十步,庄子和大砖一对一开练,别人谁也不许插手。粘鱼说——
庄子问:“怎么练吧?” 大砖说:“我从来听对方的。”
庄子说:“那行!你不是爱用砖头吗?你先拍我三砖头,哪儿全行,三砖头我没爬下,再瞧我的。”庄子掏出一把刮刀,插在旁边的树上。
大砖说:“我操,哥们儿,砖头能跟刮刀比吗?”
庄子说:“要不咱俩调个过儿,我先拍你?”
大砖这时候就有点含糊。粘鱼说:丫老往两边瞅,准是寻思着怎么都够呛。
庄子说:“嘿,麻利点儿。想省事儿也成,你当着大伙的面说一声,你那身皮是他妈狗脱给你的。”
大砖还是愣着,回头看他的人。粘鱼说:操这孙子一瞧就不行,丫也不想想,都这会儿了谁还帮得了你?
庄子说:“怎么着倒是?给个痛快话儿,我可没那么多功夫陪你!”
大砖已无退路。他抓起一块砖头,走近庄子。庄子双腿叉开,憋一口气,站稳了等着他。粘鱼说大砖真是①了,谁都还没看明白呢,第一块就稀里糊涂拍在了庄子肩上。庄子胡噜胡噜肩膀,一道血印子而已。
庄子说:“哥们儿平时没这么臭吧?”
庄子的人就起哄。粘鱼说:这一哄,丫大砖好象才醒过闷儿来。
第二块算是描准了脑袋,咔嚓一声下去,庄子晃了晃差点儿没躺下,血立刻就下来了。血流如注,加上雨,很快庄子满脸满身就都是血了。粘鱼说:哥们儿你是没见哪,又是风又是雨的,庄哥们儿那模样儿可真够吓人的。
庄子往脸上抹了一把,甩甩,重新站稳了,说:“快着,还有一下。”
粘鱼说行了,这会儿庄子其实已经赢了,谁狂谁①全看出来了。粘鱼说:丫大砖一瞧那么多血,连抓住砖头的手都哆嗦了,丫还玩个屁呀。
最后一砖头,据粘鱼说拍得跟棉花似的,跟蔫儿屁似的。拍完了,庄子尚无反应,大砖自己倒先大喊一声。粘鱼说:那一声倒是惊天动地,底气倍儿足。
庄子这才从树上拔下刮刀,说:“该我了吧?”
大砖退后几步。庄子把刀在腕子上蹭了蹭,走近大砖。双方的人也都往前走几步,屏住气。然后……粘鱼说:然后你猜怎么着?丫大砖又是一声喊,我操那声喊跟他妈娘们儿似的,然后这小子撒腿就跑。
据说大砖一直跑进护城河边的树丛,直到看不见他的影子了还能听见他喊。
这就完了!粘鱼说:大砖丫这下算是栽到底了,永远也甭想抬头了。
庄子并不追,他知道已经赢了,比捅大砖一刀还漂亮。据说庄子捂住伤口,血从指头缝里不住地往外冒,他冲自己的人晃晃头说:“走,缝几针呗。”
可是后来庄子跟我说:你千万别听粘鱼那小子瞎嘞嘞。 “瞎嘞嘞什么?”
“根本就没那些事。” “没哪些事?” “操,丫粘鱼嘴里没真话。”
“那你头上这疤是怎么来的?” “哦,你是说打架呀?我当什么呢!”
“怎么着,听你这话茬还有别的?”
“没有,真的没有。我也就是打过几回架,保证没别的。”
“那‘大中华’呢?还有这裤子?”
“我操,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烟是人家给的,这裤子是我自己买的!”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哎哟喂哥,这你可是伤我了,向毛主席保证这是我一点一点攒了好几年才买的。妈的粘鱼这孙子,我不把丫另一条腿也打瘸了算我对不住他!”
“没粘鱼的事。真的,粘鱼没说别的。” 庄子不说话。
“是我自己瞎猜的。真的,这事全怪我。” 庄子还是不说话,脸上渐渐白上来。
“你可千万别找粘鱼去,你一找他,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庄子的脸色缓和了些。
“看我的面子,行不?” “嗯。”庄子点上一支烟,也给我一支。 “说话算数?”
“操我就不明白了,我不就穿了条好裤子吗,怎么啦?招着谁了?核算像我们这样的家……操,我不说了。”
“像我们这样的家”——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觉着真是伤到他了。直到现在,我都能看见庄子说这话时的表情:沮丧,愤怒,几个手指捏得“嘎嘎”响。自他死后,这句话总在我耳边回荡、震响,日甚一日。
“没有没有,”我连忙说,“庄子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怕你……”
“我就是爱打个架哥你得信我,第一我保证没别的事,第二我决不欺负人。”
“架也别打。” “有时候由不得你呀哥,那帮孙子没事丫拱火!”
“离他们远点儿不行?”
我们不出声地抽烟。那是个焖热的晚上,我们坐在路灯下,一丝风都没有,树叶蔫蔫地低垂着。
“行,我听你的。从下月开始,不打了。” “干嘛下月?”
“这两天八成还得有点儿事。” “又跟谁?什么事?” “不能说,这是规矩。”
“不打了,不行?” “不行,这回肯定不行。” 谁想这一回就要了庄子的命。
1976年夏天,庄子死于一场群殴。混战中不知是谁,一刀恰中庄子心脏。
那年庄子19岁,或者还差一点不到。
最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为了一个女孩。可粘鱼说绝对没那么回事,“操我还不知道?要有也是雪儿一头热。”
雪儿也住在我们那条街上,跟庄子是从小的同学。庄子在时我没太注意过她,庄子死后我才知道她就是雪儿。
雪儿也是19岁,这个季节的女孩没有不漂亮的。雪儿在街上坦然地走,无忧地笑,看不出庄子的死对她有什么影响。
庄子究竟为什么打那一架,终不可知。
庄子入殓时我见了他的父亲——背微驼,鬓花白,身材瘦小,在庄子的遗体前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庄子穿的还是那件军装上衣,那条毛哔叽裤子。三婶说他就爱这身衣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尸”字下边一个“从”字,读Song二声。


去插队的那年,我十七岁。直到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了,我仍然觉得不过象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也有点象大串联。大串联的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起哄似的跟着人家跑了几个城市,又抄大字报又印传单,什么也不懂。其实我最愿意这么大家在一块热热闹闹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干一点什么事。
火车很平稳地起动了。老实说我一点都没悲伤,倒也不是有多么革命,只是很兴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么兴奋都是因为什么。
譬如说,一想到从现在开始指不定会碰上什么事,就兴奋。譬如说火车要是出轨翻车了,那群女生准得吓得又喊又叫,我想我应该很镇静,说不定我们男生还得好歹把她们女生救出来。不过由此又联想到死,心里却含糊。
这时金涛凑到我跟前来,满脸诡秘的笑,说:“刚才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
“嘿,说真的你怕死吗?”我忽然说。然后我装出想考考他的样子。
“怕死?不怕呀?干嘛?” “不干嘛。问问。”
金涛挺认真地看着我,猜不透我到底什么意思。
“没事儿。我就问问;你刚才说什么?”
“仲伟他妈跟他姐姐真神,”他满脸又涌起诡秘的笑。“刚才跟仲伟说,你们也得对女同学好点,都不小了,要是有什么事你们得多关心人家。神不神?”
“这怎么了?”我说,“这有什么。”
金涛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笑纹变浅。我的反应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老实说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仲伟跟你说的?”
“不是。是我听见的,当时我就在旁边。”他脸上的笑纹又加深,紧盯着我,希望我能对他这一发现表示出足够的兴趣。
我想着别的:假如需要死,我敢不敢。 “蒙你是孙子,”金涛又说。
“说真的,你真的怕死不怕?”我说。 “你吃错什么药了?”
“甭费话,你真的怕不怕?” 他严肃地想了大约一秒钟:“不怕。你呢?”
“废话。”我说。
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火车在变换轨道,发出令人不安的铁和铁的磨擦声。许多条铁轨穿叉交错。
“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金涛还在说。
金涛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个子并不矮,但是瘦,脸小,脸上纵横着几道皱纹,外号却叫“牛”。这小子在车厢里四处乱窜又怪模怪样学起女人哭来,嘴里念念有词抑扬顿挫,自己并不笑大伙都说学得象,都笑。车起动的那会儿,站台上有个中年妇女猛地大哭大喊,象是死了人。
车开之前,车上车下就有不少人在抹眼泪,只是没那么邪乎那会儿我和李卓勾肩搭臂在站台上瞎蹓跶,一边吃果脯;李卓带了一盒果脯,说不如这会儿给吃完就算了。他不时地捅捅我,说“快瞧,那儿又有俩哭的。”“快瞧快瞧,又一个。”我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希望那些抹眼泪的人能注意到我们泰然自若的神态,同时希望抹眼泪的人不妨再多点,再邪乎点。所谓惟恐天下不乱。我暗自庆幸没有让母亲来车站送我,否则她非也得跟着瞎哭不可。
我和李卓又逛了一阵儿,捡个人少的地方靠着根石柱子坐下,开始认真地吃那盒果脯。
“你妈今儿早上哭了吗?”李卓问我。 “你妈哭了吗?”
“我妈这回够呛,她们系里的人说不定要整她。不过她什么也没干。”
停了一会,李卓又说:“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她们系里说她什么?”
“海外关系。你可别跟别人说。”
“放心。”我说,然后严肃地向毛主席做了保证。后来我才知道这事本用不着我去跟别人说,他自己跟谁都说。
这时候仲伟不知从哪儿喘吁吁地钻出来,说:“你们俩上哪儿了?我这找你们劲儿的!”
“你妈和你姐姐她们呢?”我问仲伟。 “我让她们回去了。”
“你妈哭了吗?”李卓问。 仲伟装着没听见,也靠着石柱子坐下。
“嘿,你妈哭了吗?” 我说:“牛他们也不知哪儿去了。” “仲伟,你妈哭没哭?”
我赶紧又说:“金涛和小彬他们也不知上哪儿去了。” “嘿,仲伟,你妈哭……”
“你妈!”我说,揣了李卓一脚。 火车头开始喷起气来。
仲伟一直紧闭着嘴发楞,这会儿问:“吃什么呢你们?”
我们三个坐在石柱子那儿直把那盒果脯吃光,然后把纸盒子扔到火车底下的铁道上去。一个铁路工人瞪了我们一眼。火车喷气的声音非常响,如果你站在离车头很近的地方你就知道了,那声音非常响。
后来不知怎么就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似乎一切都太简单,还没过够瘾。我觉得就跟出去玩一趟一样。后来金涛就学那个中年妇女哭,“天呀地呀”的。
“牛!别瞎学了,那是徐悦悦她妈!”——不知从哪儿传出了这么个消息。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估计不过是源于一句玩笑。
小伙子们却添了兴致,纷纷上厕所,厕所在车厢前边,女生们都坐在前边。我们先是想看看那个又漂亮又厉害的徐悦悦哭没哭,哭起来是不是还那么傲慢,后来则发现,到车厢前边去走一趟,朝女生群中扫两眼,原是一件颇得乐趣的事情。女生中似乎有几个眼边发红,这又让“男子汉”们感到几分优越。“头发太长,”
金涛说。徐悦悦并没哭,是件小遗憾。


有一年明娃和明娃妈跟我们一起到北京来,给明娃治病。母子俩都头一回坐火车,头一回见平原,一天一宿不睡也不困,扒着窗口往外望,说“受苦也这搭儿介受哩,麦种得够咋稠”,说“作牲灵也要在这搭儿作哩,一满是平川地”。正是清晨,广阔的平原上阳光渐渐铺开,雾气也变得辉煌。明娃却忽然叹气,说;“今生不顶事了,不胜早些儿死下再托生。”明娃妈眼角的皱纹立刻都散开,沉了脸怨他:“又瞎说哩!”散开的皱纹都是一道道白痕,因为那儿太阳晒得少些。我们也劝明娃别胡想,来北京不正是为了把病治好么。明娃再不言传。母子俩都不再说话,望着窗外,窗外仿佛全是虚空。
明娃的病是先天性心脏病。
才到清平湾时,我们自己的窑洞还没有,就先住了明娃家一眼旧石窑,在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离崖边二、三十米,终日听见清平河的水声。明娃的大,叫“疤子”,不记得他的学名。陕北话管麻子叫疤子。明娃妈也叫疤子婆姨,叫个什么凤英或者什么玉英。明娃是老大,下面六个都是小子,排几就叫几元儿。
明娃若生在北京,至少不会那么年轻就死。生在我们那地方,除去是动弹不得,总就是个受苦吧。山里的苦都不轻,就是跟在牛屁股后头打土坷垃,你也得抢着老镢坷慌慌地走;一个成年劳力打土坷垃,要跟得住三、四簇牛。十七、八岁往成年劳力过渡,最要付出大气力,别人不情愿承认你长大了,不情愿给你记十分工。明娃正是这年纪,拼着命想挣十分工。除非你在体魂和力气上先就压倒了许多成年劳力,否则就难。明娃长得不矮,却叫病闹得瘦。收工时众人纷纷往向村走,他要站在地头喘一阵气,拄着撅把,嘴唇没有血色。后走的人劝他不要贪图着工分倒把身体垮了,他便硬充着笑,说“咋也不咋”,连着喘,声音低得象在对自己说。
书上这么介绍我们那儿:地表破碎,梁峁起伏,沟壑纵横。黄河沿岸地带,山梁狭窄,坡陡沟深,基岩裸露,形成峡谷峭壁……
据说是风把黄土搬来,成了那一片纵横几千公里的高原,水又在漫长的年月里把它们切割得破碎。六九年初去的时候,浩浩荡荡几十辆卡车,扬起几里滚滚黄尘,“哼……哼……”地在高原上爬。人蜷在车棚里颠。不久看见了窑洞,一排排很革命的样子,大伙都慨叹。
一会儿又见了羊群,拦羊老汉披着老羊皮袄,大家又都从心里崇敬,冲老汉招手,老汉却只顾了他的羊群。然后又看见了戴白羊肚手巾的人群拥在塬畔上,木然且疑惑地看我们的车队,我们又冲人家招手,人家仍旧木然且疑惑地站着。塬地平坦而开阔,就象平原,一望无际。
忽然,汽车仿佛开到了大地的尽头,平平的塬地斧砍刀劈般塌下去一大片深谷,往下看头晕目眩。深谷中也有人间,炊烟袅袅,犬吠鸡鸣,牲灵和赶牲灵的人小得如蚂蚁在爬。越往北走这样的深谷越多,越大,渐渐不见了平地,全是起伏不断的山梁。然后到了延安。然后发现宝塔山并不“巍巍”,延河又因在冬天不能“滚滚流”。然后遇见有人朝我们伸来饭碗,被带队的县干部吼开。我心里的诗意遭了挫折。李卓在牙间“咝——”了一声,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到了我们县境内。在小镇上下了卡车,带队的县干部问,是歇一宿再走那几十里山路,还是现在走?男男女女都赛着英雄,说来也来了,就再不怕什么,现在走就现在走。几个干部引上我们走,翻了山又过沟,过了沟又翻山,说是寻一条近路。几十个老乡扛上我们的行李,迈着骆驼一样的步伐往山上爬;哪一件行李都有七、八十斤重。山都又高又陡,一样的光秃,羊肠小道盘在上面。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半天才又爬上一座山峁,四下望去,仍是不尽的山梁、山峁、深沟大壑,莽莽与天相连。
山顶上却都是平整整的松土。仲伟喘着问我:“这上面还种庄稼?”
“不可能,”金涛说,也喘。女生中也有人问:“这么高的地方还种东西吗?”“是风刮的吧,这么平?”老乡们笑起来:“有那来便宜的风?还要往这搭儿送粪哩!”“怎么送?”“人担哩嘛。”“种什么?”“麦。”“亩产多少?”“两、三斗。”“是多少斤?”“合上七、八十斤。”“一亩?”“欧嘛。”“一亩才七、八十斤?!”
“噫!那就拔尖,还要赶上好年成。”行了,这下弄懂什么叫“傻眼”
了,都默默地低下头走,不知是这些老乡在骗我们,还是临来时学校的工宣队骗了我们。腿下于是沉重起来。那翻松的土地上确实长着麦苗,阵阵山风吹得它们发抖。
疤子撅着屁股“吭吭”地走,扛的正是我那只装了书的箱子。
我知道那箱子有多沉,里面装了不少精装的马列经典和文学的、哲学的名著。心想既是走入社会,以后当然要想些正事,不能再去想摸鱼了。疤子不知道他正扛着那么多思想和主义,似乎也奇怪这不大的箱子何以会这么沉。看他额头上渗出汗来,我也绝没胆量说一句“让我来扛一会儿”,我只是惭愧地问:“沉吗?”疤子眼角上、额头上立刻堆起笑纹,“咳呀——!”他说,然后满脸笑纹一直保持着,扛着箱子愈走愈欢。半天他才又寻出一句话,问我:“北京起身呀是?”
我说是从北京来。“咳呀——!”他说,满脸笑纹又一直保持着,努力想,却再寻不出别的话。“多会儿回?”另一个老乡问。我说不回去了,以后就在清平湾。“咳呀——!!”所有的老乡都喊起来,笑个不停,仿佛听见了鬼话。
这“咳呀——!”含意很多,与北京话中的“没治了”略似,说好说坏,是惊讶,是嘲笑,还是赞叹、羡慕,得视具体情况定。到清平湾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炕沿前已经站满一排人,老汉、娃娃、后生。那儿的人习惯不敲门就进窑里来串。一排脑袋瞪着一排眼睛,正“咳呀咳呀”地轻声慨叹。捏捏厚厚的铺盖,“咳呀——!”
摸摸照得出人影的箱子:“咳呀——!”捅捅李卓的半导体,不知道能派什么用场,又都“咳呀——!”仲伟的假牙放在窗台上的漱口杯里,一排人轮番看过,都不言传了。一个老汉悄声问“什嘛介?”
一个后生回答:“不晓球。”疤子挤到前边,看了说:“球——,狗牙。”我们都笑得醒过来,知道不能再睡了。疤子还在争辩:“人说公社里姚书记家婆姨,年昔肚子疼得一满不行,到西安换了节狗肠肠。
欧嘛,尺二长!”他歪着头比划,把周围的人都看一遍,看有敢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没有,脸上的麻子全变红。“这事我晓得哩,”一个老汉作证说。那老汉象是在众人里有些威望。
李卓开了半导体,音乐一响,满窑又是“咳呀咳呀”的惊叹声。婆姨、女子们原都远远地站着望,这时也不顾了,进到窑里来贴墙站着,几个小女子悄悄地互相推搡。那是清平湾的人头一回见到半导体——那么一个小东西却能唱得那么红火。


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有一回李卓从美国来信还提到当年在圆明园摸鱼的事。他在读博士。他说他买了一辆旧“丰田”,很便宜,暑假里开着车出去旅游,从芝加哥到亚利桑那,看了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可惜没有咱们那哥儿几个在一块儿,”他说。他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可他每一秒钟都忘不了那是人家的。他说等他回国后,“咱们哥儿几个也来一次旅游,回清平湾去看看。”我说别忘了,那会儿你就没有“丰田”了。
从北京到清平湾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安,那条路好走些。另一条路是走太原,走介休,然后换汽车从军渡过黄河,到绥德歇一宿,再换汽车到永坪,下了汽车再走三、四十里山路。插队那些年我们多半是走这条路,难走,却能少花几块钱。这条路建筑和保养得都差,逢上雨雪,汽车说不定在沿途的哪个小镇子上就走不动了。我们就花三毛钱在车马大店的长炕上找一个位置,盼着天晴。三毛钱只够在那条长炕上躺直,没有铺盖;走这条路原本是为省钱,当然不舍得再花五毛钱去租一条油光光的被子。
去年回清平湾去,当然走了头一条路。
同行的几个人连背带抱把我弄上卧铺车厢。我平生头一回坐卧铺。
追溯到上一回坐火车,还是在插队的时候。
北京站没有什么变化,和十六年前去插队的时候差不多。不过站台上人群的色彩变了。那时候都是蓝的、灰的、国防绿,如果见一点红色,确定无疑是袖章或者语录本。现在处处是披肩发、牛仔裤:国际流行色。不过十几年罢,历史的脚步不算慢。换一种说法也对:十几年啦!还不算慢?还要怎样才算慢?我是想:历史以自己的脚步在向前走,旁若无人。
火车又很平稳地起动了。仿佛就在昨天。
于是眼前渐渐开阔。火车行驶的声音在旷野上散开,也显得弱小、轻飘。
凡是树木茂盛处,就是一个村落。 村子里的人见了火车头也不抬。
在我们那儿,不少老婆儿连汽车也没见过,更别说火车。清平湾不通汽车,要看汽车得翻两架大山到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那些老婆儿们的三寸金莲又走不动。套上驴车专程去看一回吧,她们又觉得那太近奢侈和浪费。她们倒都见过飞机,是胡宗南的轰炸机。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命运其实不公平。在太行山当过兵的那个说,他家请了个小保姆,从安徽农村来,十七岁。有一回他在这屋里写东西,偶尔到那屋去找一本书,见那小保姆正在穿衣镜前作一个舞蹈姿式,显然是从电视里学的,学得确实很到家。他说他马上想起在太行山时认识的一个小女孩。那时他们时常给邻近的老乡演点样板戏一类,他能拉两下子小提琴,那女孩就来缠他,央告着也让她拉两下,“看我拉得响不”。这孩子颇有灵气。他离开太行山时,那孩子拉得已经不比他差。“可惜没有个象样的老师教。”他说,“那孩子现在也得有十七、八了。”然后他又细推算一回,说哪止十七、八呀,他离开那儿已经十五年,那孩子应该已经出嫁,没准儿都作了孩子妈。
一伙人又都感慨:人不知道被命运安排在哪儿,又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在那儿。
我于是想起明娃。